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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獲日本電影學院獎最佳動畫片的《在這世界的角落》中，描寫了二戰動盪中一位普通日本女性小鈴的日常生活和喜怒哀樂。片中有在珍貴的白糖意外泡水後，糊里糊塗的小玲前去位於吳港的黑市買糖並迷路的劇情橋段。

二戰期間日本工業向生產軍用物資的傾斜加劇，並徵調民間物資補充軍部的後勤所需。包括配額供給制在內的“戰禍”，乃至戰爭臨近尾聲時日本工業的全面崩潰，對日本國內市場造成了嚴重的破壞與中斷，最終反映在當時“蓬勃發展”的地下黑市，以及黑市商品價格的飛速通脹上。

過去學界從未針對二戰日本黑市價格開展過研究。今年11月，日本中央銀行 (BoJ) 貨幣與經濟研究所 (IMES) 發佈了早稻田大學教授、IMES研究員鎮目雅人 (Masato Shizume) 的最新成果，論文中以五大類商品的黑市價格構建了一組時間序列數據，對“捕捉第二次世界大戰戰時和戰後個別產品的實際價格波動趨勢”做出了第一次嘗試。

概要

本文構建了一組與第二次世界大戰（二戰）期間日本五種商品（大米、甘薯、土豆、雞蛋和白糖）的黑市價格相關的時間序列數據。這是對捕捉二戰戰時和戰後個別產品的實際價格波動趨勢的第一次嘗試。為此，我採用了效用估價法 (Hedonic approach)，這是一種在構建價格數據時根據商品質量（包括交易對手方和交易地點的特徵）進行調整的方法，以獲得儘可能不帶主觀色彩的估價。

數據顯示：

1）這些商品的黑市價格在二戰期間出現飆升，臨近終戰時每季度通貨膨脹率達到40-80％；

2）與戰時通脹開始前的1934年水平相比，終戰時的黑市價格已經上漲了50多倍（甘薯）或700倍（白糖），表明戰時通脹比戰後更加嚴重；

3）通貨膨脹最嚴重的時期因產品而易，大米和白糖價格均在戰時見頂，而甘薯、土豆和雞蛋的通脹峰值則發生在戰後；

4）城市地區的黑市價格普遍高於農村地區。

關鍵詞：價格形成；黑市；二戰；效用估價法；經濟管制

1. 前言

本論文從二戰期間日本商品的黑市價格中獲取有關數據。這是編制這類數據集的第一次嘗試，使我們能夠探索在戰時和終戰之後自由市場中貨物價格的實際趨勢。

在二戰戰時和戰後，日本經濟經歷了其現代歷史上最嚴重的通貨膨脹。1949年記錄下來的1934-1936年間基於平均價格單位的官方零售價格指數高達243.4。為了應對價格上漲，政府在戰時和戰後對商品的分配過程和定價均採取了直接管制措施。但是，這些措施在實現其目標方面做無用功。隨著時間的推移，通過正規途徑發放的商品變得越來越稀缺，城市地區的大多數消費者只能從黑市購買他們的日用必需品。最後，即便是政府也不得不在黑市上以遠高於官方定價的成本購買商品。

雖然官方價格指數（由正規分配途徑的官方價格組成）顯示戰後的通貨膨脹率高於戰時，但這些數字並不代表實際趨勢。由於（戰時的）大多數商業交易並不在正規市場而是在黑市上執行，我們得通過了解黑市的價格，看清商品價格的實際走勢。

1945年9月，日本央行（BoJ）開始收集東京黑市上50項商品價格的實時數據，包括食品，衣服和其他日用必需品。它每個月都會在黑市上的經紀商/零售商中開展廣泛的調查。以1945年9月的官方價格作為基點，它會公佈黑市中每項商品的價格指數。至於原始數據，在日本央行檔案館中藏有完整的原始調查文件，包含黑市中的原始價格。

戰爭結束之後，戰時在地下進行交易的經紀商們終於可以重見天日，並在城市街道上大開商鋪，而無需擔心受到逮捕和重罰。

與戰後時期相比，戰時的數據可用性有限，因為承認從事黑市交易是違逆國家戰爭目標的刑事犯罪，此類交易的參與者有充分的理由將“犯罪”事實藏匿在當局視野之外。結果就是這些交易的記錄迅速消失，即使在留下部分證據的情況下，往往也是支離破碎。

截至目前，最全面的戰時黑市價格數據集，是美國戰略轟炸調查 (USSBS; 1946) 中的逐項價格報告。該報告稱日本央行提供了原始數據，但未對方法論提供任何解釋。此外，全國農業協會 (NAA：全國農業會) 研究了1943年7月至1947年12月農民生產材料的購買記錄，並於1948年出版了《農業村莊黑市價格研究》 (農村闇市場価格調査)。然而，NAA的數據本質上是圍繞農村地區的，而非主要黑市所在的城市地區。

另一個對我們的課題更有幫助的數據來源，可能是中央價格管制合作委員會 (CCCPC：中央価格管理協力會議) 的一項調查。 CCCPC由日本農林漁業部於1940年建立，並存在直至1946年2月，以研究和學習有關該部控制的生產資料的分配、價格和其他相關問題。CCCPC與其他組織如婦女協會合作，於1943年10月至1945年6月對日常生活必需品的黑市價格進行了一次調查。雖然數據在時間和空間上非常分散，但它包含價格和數量，參與者（賣方和買方）的特徵，交易地點以及單個交易的對應官方價格。儘管這份調查的存在之前就為人所知，且Morita (1963) 對其中的一些數據做過簡要的審視，但Morita挖掘出的數據還沒有與日本央行編制的戰後黑市數據完全整合。前CCCPC官員関世克和 (Narikazu Seki) 先生向統計學家兼經濟歷史學家中村高夫 (Takafusa Nakamura) 提供了原始文件，發現了單個交易的詳細數據。中村和他的同事溝口俊之 (Toshiyuki Mizoguchi) 在原始文件的所有者関世先生的許可下發表了這些文件。

到目前為止，很少有關於黑市的實證研究，可能是由於現有數據的缺乏。

就美國而言，Rockoff (1981,1984) 認為二戰期間日本存在廣泛的黑市，對整個經濟造成了負擔。不過他指出，由於缺乏黑市交易的統計記錄，黑市的規模和範圍尚待探討。

就日本而言，Hara (1995) 認為即使在戰爭期間食物供應也是必不可少的，而“日本政府在二戰期間將人民的生活水平降至最低”，在食物供應方面與當時其他國家的對比亦是如此。他的結論是，日本政府犧牲了人民的生計，以便延續1937年到1945年的漫長戰爭。

Kase (1995) 主要從定量角度探討了食品供應管制的有效性。他指出：1）管制的有效性因商品的性質（特別是商品的可儲存性）而存在很大差異；2）旨在維持生產積極性的生產者“自用”額度 ("self consumption" allowance)，為生產者創造了悄悄將產品賣出的機會，最終鼓勵了黑市交易的進行；3）隨著戰爭最後階段生產活動的進一步下降，

Koike (2018) 對20世紀40年代的家庭消費數據進行了新的估算，並得出結論認為1945年的消費量（經價格波動調整後的實際值）下降到1940年的45％左右，即與明治初期（19世紀末）類似的水平。他還聲稱，在城市地區消費水平大幅下降到1940年的30％，城市中出現了嚴重的物資短缺和猖獗的通脹現象，而農村地區儘管擁有生產者的“自用”額度，其消費量也下降到了1940年的60-70％。

在他最近的作品中，Yamazaki (2011) 著眼於從1937年侵華戰爭全面爆發開始、到1945年二戰結束的國家動員系統的出現和轉變。他對一手來源進行研究，指出在當時的日本市場經濟和計劃經濟相互已存，且隨著外部條件的變化而變化。Yamazaki (2016) 則將重點放在太平洋戰爭時期 (1941-1945)，並詳細探討了政府的商品動員計劃 (Goods Mobilization Plans) 及其結果。他發現，由於戰時條件惡化，在日本主導下建立的“大東亞共榮圈”註定會走向崩潰。Yamazaki的這些研究主要集中生產側（以工業部門為中心）以及分配側（以海上運輸為中心）。

Huff和Majima (2013) 分析了二戰期間日本對其侵佔領土上物質資源的掠奪，並指出由於運輸工具的缺乏，日本未能有效地從海外吸收這些資源。同時他們發現，雖然日本佔領當局印發了大量的不可兌換紙幣，但由於交易對貨幣的需求和日本當局實施的嚴格貨幣管制，令惡性通脹的現象大致可控。

Bahmani-Oskooee and Goswami (2006) 探討了軍費開支與外匯市場中黑市溢價之間的關係，以及1985年至1998年間61個發展中國家的黑市匯率對官方匯率的背離情況。他們的結論是，較高的軍費開支導致了黑市外匯的高溢價。

鑑於阻礙以往研究開展徹底實證研究的困難，本論文旨在為調查日常生活必需品的黑市分配，沉重軍用需求下產品的生產與消費，國家工業生產與運輸系統惡化的歷史現實，提供一套新的基礎。

在本文中，我通過編制單個交易的價格數據，構建與二戰期間貨物黑市價格相關的數據，這些數據可與日本央行編制的現有黑市價格數據相連。為此，我從CCCPC檔案中估算出了一組新的單個商品黑市價格序列數據。該數據與二戰後由日本央行編制的黑市價格數據相當。通過以上操作，我將獲得時間序列數據，將首次使我們能夠分析戰時和戰後的實際價格趨勢。與此同時，我打算通過使用效用估價法來獲得主觀偏見更少的數據，這種方法通常用於調整商品的質量。這將允許我們調整各種因素，例如交易參與者的特徵和交易的位置。

我選擇五種商品：大米，甘薯，土豆，雞蛋和白糖，在這些品類上CCCPC調查包含足夠數量的樣本，來估算具有統計顯著性的數據。

數據表明：1）二戰期間價格通脹加速，臨近終戰時達到每季度增加40-80％的水平；2）通貨膨脹最嚴重的時期因產品而易，大米和白糖通脹在戰時最為嚴重，而甘薯、土豆和雞蛋價格的通脹在戰後最為嚴重；3）終戰時的價格水平與1934年水平相比已經上漲了50多倍（甘薯）或700倍（白糖），意味著戰時價格上漲的幅度大過戰後；4）城市地區的黑市價格普遍高於農村地區。

本文其餘部分的結構如下：第2節討論了使用效用估價法估算二戰期間商品價格的理由。第3節描述了用於估算單個商品價格的數據和方法的詳細信息。第4節報告估算結果。第5節結合我們的估算結果以及其他現有研究和當代文獻，討論二戰期間黑市交易的現實情況。第6節作總結。

2. 運用效用估價法估算二戰商品價格的依據

效用估價法 (hedonic approach) 是指當觀察者從單個交易中估算商品的價格時，對這些商品和/或服務質量進行調整的方法。一般而言，交易參與者會從主觀評估商品的質量。當觀察者採用效用估價法時，他/她假設價格反映了參與者對商品各種特徵的主觀評價，從而代表了商品的質量。他/她運用代表可能影響交易商品質量的各種特徵的自變量、一個常數和誤差項，對作為因變量的觀察價格進行迴歸分析。

我在本文中使用的原始價格數據是賣家和買家就單個交易達成一致的價格，而非商店櫥窗的標價。在每次交易中，即使物理特徵相同，價格也可能根據買方和賣方特徵、交易地點和交易的其他方面而變化。作為標準的假設零售價格是在消費場所（譯者注：如居民區）附近的零售商店提供的價格。一方面，如果賣方和買方彼此認識，和/或買方遠赴生產現場購買商品，使運輸成本和違法風險由買方承擔，交易價格可能低於標準零售價格。另一方面，如果買方面臨諸如對特定物品的緊急需求或“機不可失時不再來”的限制，他/她可能不得不屈服於賣方的報價並以溢價購買。我們需要針對這些主觀偏差進行調整，不僅要考慮商品的物理特性，還要考慮可能影響每個商品定價的單個交易特徵。（物理質量可能同樣存在差異，特別是由於戰爭條件惡化導致的供應短缺。但是，由於缺乏相關信息，我們無法對這些差異進行調整。）

使用效用估價方法來調整戰時交易的非物理特徵，比在和平時期更為重要。這是因為在戰爭期間，運輸受到更嚴格的限制，信息不對稱更大，這可能會擴大因交易的非物理特徵而導致的價格變化。當價格在公共空間形成時，如戰後黑市的情況，買家能夠比較同類商品的價格，使價格水平更容易收斂。然而，在戰爭期間，買家和賣家最有可能在秘密地點會面和交易，同類商品甚至可能會有比和平時期更大的價格差異。（對於戰後黑市價格，商店櫥窗提供的價格仍可能與實際交易價格不同。我們的數據並不包含這方面的偏見，因為我們使用的是實際交易價格。）

3. 基於效用估價法估算黑市價格的數據與方法論細節

(1) 數據細節

我們的原始數據來源，即CCCPC報告，包含21項商品的549筆交易，歸類方式與戰後黑市統計數據相同。我從中選擇了5項商品——大米、甘薯、土豆、雞蛋和白糖——均有逾50筆樣本交易，且從交易單位估算的角度來講關聯性更強。這些商品保證了迴歸分析上的一定自由度：等於或高於40（表1）。

來源包含總計十個月的數據：1943年的10月、11月和12月，1944年的1月、2月、3月、7月、8月和9月，以及1945年的6月。樣本數量從1到33逐月不等（1945年6月沒有甘薯數據）。我將月度數據整合為季度數據，從而獲得1943年四季度，1944年一季度和三季度，以及1945年二季度的數據。

譯者注：倒數第二行有誤，應為"Jun. 1945"

(2) 基於效用估價法估算的方法論

我將1943年四季度作為基準時期，並估算了每種產品在之後時期中虛擬變量的係數。我用虛擬控制變量來代表賣家、買家、交易地點和統計來源。我還計入了對數化的交易單位。對於賣家虛擬變量，我將生產者設為基準，並用虛擬變量代表經紀商、零售商和熟人。對於買家虛擬變量，我將消費者設為基準，並用虛擬變量代表農民、經紀商和零售商。對於交易虛擬變量，我將消費場所設為基準，並用虛擬變量代表消費場所以外的地點，譬如生產現場。對於統計來源虛擬變量，我將CCCPC直接手機的數據設為基準，並用虛擬變量代表婦女協會收集的數據。對於交易單位，我將一“升” (譯者注：shō，約合1.804公升) 米，一“貫” (譯者注：kan，約合3.75千克) 甘薯、土豆和白糖，以及一顆雞蛋作為基準交易單位，並通過取對數納入不同的交易單位變量。這樣一來，我就得到了等式 (1)：

等式中，α代表時間0時（1943年四季度）的基準價格，Dt代表每季度中與時間0點存在價格偏差的虛擬變量，Cj代表參與者對單個交易特徵的評價的各項控制變量（交易特徵的虛擬變量和對數化的交易單位）。與1943年四季度基準價格的偏差，經參與者評價和交易特徵調整後可視作時間虛擬變量的係數。

4. 估算結果的總結

(1) 控制變量係數及其統計學顯著性

表3展示了基於效用估價法運用第三部分數據估算的結果。

首先，由於係數在整體上具有統計顯著性，並且調整後的R平方（譯者注：統計學中的決定係數）高達0.838（雞蛋）或0.616（土豆），因此參與者對交易特徵的（主觀）評價造成的價格差異得到了適當控制。

其次，為了探討交易特徵的影響，例如參與者和交易地點的不同在黑市價格差異上的表現，我觀察了統計顯著性，以及虛擬變量係數的符號和絕對值。由於因變量，即價格，已經轉換為等式 (1) 中的對數形式，我通過將表3中上欄中的係數轉換為指數函數，將這些效應的相對大小表示為基準價格的比率。表3中的下欄顯示的就是具有統計顯著性的係數的變化率。

為了觀察賣方差異的影響，銷售自產商品的生產者案例被選作基準。當經紀商出售甘薯時，價格比生產者賣出的價格上漲了2.5倍；當經紀商出售大米，土豆，雞蛋或白糖時，價格與生產者價格沒有統計上顯著的差異。當零售商出售雞蛋時，價格顯著提高了1.9倍，而甘薯的價格顯著降低了0.3倍；當零售商出售大米，土豆或白糖時，價格與生產者價格沒有顯著差異。當買家從熟人那裡購買商品時，大米的價格降低了0.5倍，甘薯的價格上漲了3.5倍，而土豆，雞蛋和白糖的價格沒有顯著變化。

為了觀察買方差異的影響，購買自用商品的消費者案例被選作基準。當零售商購買商品時，大米的價格顯著降低了0.6倍。對其他商品的價格沒有顯著影響。

為了觀察交易地點差異的影響，消費場所的購買案例被選作基準。當交易發生在消費場所以外的其他地方，比如在生產現場或其附近時，大米和土豆的價格顯著降低了0.7倍。甘薯、雞蛋和白糖的價格沒有受到顯著影響。

當我們比較統計來源時，女性協會收集的甘薯價格明顯高過CCCPC直接收集的價格的1.3倍。婦女協會收集的大米，土豆，雞蛋和白糖的價格與CCCPC收集的價格沒有顯著差異。

當交易單位增加1％時，大米和甘薯的價格分別上漲1.1%，而土豆，雞蛋和白糖的價格沒有顯著變化。

(2) 黑市價格的趨勢

我還抽出了每單位單個商品價格水平的數據，這些數據可與二戰前後的零售價格（或價格管制實施時期的管制價格）和日本央行編制的戰後黑市價格直接進行對比。

表4和圖1-5顯示了我運用效用估值法估算的1945年9月之前和之後的五種商品黑市價格趨勢，日本央行就是在這個時間點上開始收集黑市價格數據的。我將1934年的月平均價格標準化為1。黑市的價格通脹在二戰結束時開始加速，1945年二季度增長高達40-80%（以甘薯為例這種通脹勢頭持續到了1945年9月）。不同產品的價格通脹率峰值不同；戰時的大米和白糖達到峰值，而甘薯、土豆和雞蛋則到戰後達到峰值。1945年9月甘薯在黑市上的價格水平達到57，而1945年6月白糖的價格水平為744。

與農村地區的黑市價格相比，城市地區（例如東京）的黑市價格總體上更高。這與證人報告反映的情況一致，即由於分配網絡的惡化，隨著農村到城市地區的物資流入短缺，黑市價格飆升。

城鄉之間的價格差異因產品而異。其中，白糖的城鄉價格差異最大，1945年6月城市價格達到農村價格的14.3倍。其他商品的差異相對較小，1945年6月的城鄉價差大米為3.8倍，土豆為2.3倍 ，雞蛋為1.7倍，1945年9月的甘薯為1.5倍。1944年，農村地區的土豆黑市價格反倒高於城市地區，而甘薯的黑市價格在城鄉之間幾乎相同（圖1-5）。

譯者圖注：以下五張圖紅實線為城市地區黑市價格，黃虛線為農村地區黑市價格，藍線為官方價格

即便假設五種商品的城市黑市價格存在95%的置信區間，從1943年四季度到戰爭結束，城市地區大米和白糖的黑市價格仍高於農村地區，且差異在統計學上顯著。而直到1944年三季度前，城市地區的土豆、甘薯和雞蛋的黑市價格與農村地區沒有顯著差別。城市地區土豆和雞蛋的黑市價格在1945年二季度高於農村地區；同時期甘薯價格數據缺失。

接下來，我將介紹整個戰時和戰後通脹期間單個商品價格的走勢。

1943年四季度，大米在黑市上交易的價格是1934年的14.0倍。1943年四季度-1944年三季度，大米價格每季度增長38%，1944年三季度-1945年二季度每季度增長49%，1945年二季度-1945年9月每季度增長33%，1945年9月-1946年2月每季度增長20%，1946年2月-1948年7月每季度增長16%，此時價格水平達到1943年的924倍峰值。通脹率在1944年三季度-1945年二季度達到頂峰。

1943年四季度，甘薯在黑市上交易的價格是1934年的4.7倍。1943年四季度-1944年三季度，甘薯價格每季度增長31%，1944年三季度-1945年9月每季度增長52%，1945年9月-1946年2月每季度增長69%，1946年2月-1948年7月每季度增長16%，此時價格水平達到1943年的567倍峰值。

1943年四季度，土豆在黑市上交易的價格是1934年的9.3倍。1943年四季度-1944年三季度，土豆價格每季度增長3%，1944年三季度-1945年二季度每季度增長84%，1945年二季度-1945年9月每季度增長7%，1945年9月-1946年2月每季度增長133%，1946年2月-1948年6月每季度增長12%，此時價格水平達到1943年的818倍。通脹率在1945年9月-1946年2月達到頂峰。

1943年四季度，雞蛋在黑市上交易的價格是1934年的10.0倍。1943年四季度-1944年三季度，雞蛋價格每季度增長了47%，1944年三季度-1945年二季度每季度增長了41%，1945年二季度-1945年9月每季度增長了9%，1945年9月-1946年2月每季度增長了55%，1946年2月-1948年11月每季度增長了16%，此時價格水平達到1943年的824倍。通脹率在1945年9月-1946年2月達到頂峰。

1943年四季度，白糖在黑市上交易的價格是1934年的33.0倍。1943年四季度-1944年三季度，白糖價格每季度增長了80%，1944年三季度-1945年二季度每季度增長了57%。白糖價格在1945年二季度-1945年9月每季度下降了16%，到1945年9月-1946年2月再次上漲，每季度增長了20%，1946年2月-1947年10月每季度增長了13%，此時價格水平達到1943年的2717倍。

5. 討論

在本節中，我將使用前一部分的估算結果以及現有的研究和檔案材料，探討二戰期間黑市交易的現實情況。

在戰時日本，政府對各類商品價格實施了管制，以1937年11月對原棉和棉紗標準價格設置的自願上限作為開端。1939年10月德國入侵波蘭（二戰在歐洲戰場的全面爆發），日本政府根據《1938年國家動員法》，頒佈並實施了《價格管制條例》。根據該條例，所有商品價格將在1939年9月18日正式凍結。可以想見，該條例實施後雖然名義上所有商品均由官方管制，但黑市還是佔了上風。

CCCPC大概於1940年出版的一本小冊子顯示，在其出版之時黑市交易已然存在。

雖然自三年前（盧溝橋）事變以來，我們的帝國陸軍在（中國）大陸上展現了強大的實力，但日本面臨的最大擔憂是猖獗的通貨膨脹。自事變發生以來，商品被大規模消耗，導致商品供應短缺，迫使人們的生計捉襟見肘。此外，歐洲戰爭的爆發點燃了國際價格的通貨膨脹，加速了日本國內的通脹趨勢。為了應對嚴峻的經濟形勢，政府不時採取各種措施，但價格通脹趨勢似乎總是魔高一丈，奔向極端水平。政府預見到了這一趨勢，並試圖通過在去年秋天頒佈的《價格管制條例》盡全力遏制通貨膨脹。但是，僅靠當局的努力不能阻止價格（通脹）。只有當企業瞭解其需求並致力於維持（價格穩定）並伴隨供需調整時，才能防止這種情況發生。

事件發生後，政府為設計價格政策付出了巨大努力。但是，由於政府與私人部門之間缺乏合作，這些努力的效果並不一定明顯。私人部門參與者傾向於逃避管制，因為他們認為被迫遵守條例違背了自己的意願。由於官方分配系統失靈，消費者急於以更高的價格購買商品，促進了黑市交易。如果只有一些物資接受價格管制，法律和經濟稽查可以實現價格管制。但是，當價格管制擴展到幾乎所有與人民生計有關的商品和服務時，除非直接參與其中的人員和各方通力合作，否則管制措施就是無效的。

雖然很難確定黑市中單個商品通脹加速的具體日期，但軼事證據表明至少在1942年有黑市價格上漲的表現。日本財務省 (1956) 文獻中引述的當代文章，描述了1942年的大量黑市活動，包括蔬菜、酒、味噌、醬油、肥皂、煤壓塊、木炭和其他產品交易。它還引用了CCCPC1942年12月-1943年5月開展的一系列調查的摘要。CCCPC也通過另一項對全國約兩千戶家庭的農林水產品採購價格調查（生活必需物資供給実態調査）中收集過數據。在我本文所採用的調查之前，CCCPC就以自我申報的方式開展了這項調查。根據這項自我申報的調查，

檔案文件顯示，由於供應短缺加速，1943-1944年黑市活動急劇蔓延。日本政府在1943年4月頒佈了緊急價格措施（緊急物価対策要綱），但未能正常運作。財務省 (1956) 總結了這一時期黑市的狀況：

獲得主食，比如大米和小麥的困難愈加明顯；即使農村地區有稻米和小麥，城市居民也常常靠替代食物生活。隨著輔食的採購和分配情況愈加惡化，城市居民再也不能依賴政府經營的分配系統。不僅僅是老百姓，甚至政府本身都依賴於以（黑市）市場價格直接購買的必需品。一般而言，政府會全額支付武器、原材料和中間產品的黑市價格，以便立即使用。這些交易最初是秘密進行的，但隨著空襲的加劇逐漸蔓延。當日本於1945年8月投降時，黑市幾乎是向全社會開放。

NAA還對失靈的分配系統做了描述：

簡而言之，官方價格以官僚方式，根據日常必需品和重要戰略商品的零售價格確定的。結果，必需品的價格被刻意保持在相對低於非必需品的價格水平。隨著官方價格措施被引入更廣泛的商品，這些價格的實際應用成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總而言之，軼事證據與我們上一節中的計量經濟學分析結果一致。它們表明在1939年引入總體價格管控之後的某個節點上，出現了商品的黑市價格。1942年前後，官方和黑市價格之間的差距拉大了。 從1943年開始，隨著戰時條件的惡化，這種差距進一步擴大。

6. 總結

我為二戰期間單個商品的黑市價格構建了一組時間序列數據。這些數據使我們能夠捕捉二戰戰時和戰後整個時期中價格波動的實際趨勢。我發現，商品的黑市價格在臨近終戰時每季度通脹率高達40-80％。與戰時通脹開始前的1934年價格水平相比，黑市價格上漲了50倍（甘薯）至700倍（白糖），表明戰時通脹比戰後更加嚴重。不同產品的通脹高峰期不同，戰時大米和白糖的通脹率達到峰值，而戰後甘薯、土豆和雞蛋的通脹率達到峰值。城市地區的黑市價格一般高於農村地區。這些結果與軼事證據一致，證人將黑市通脹加速歸因於分配系統惡化導致的城市地區物資流入的中斷。

來源：Shizume, Masato, Black Market Prices during World War II in Japan: An Estimate Using the Hedonic Approach, Bank of Japan - IMES Discussion Paper No. 2018-E-17, Nov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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