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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刊發於《中國經濟週刊》2018年第50期）
在中國的司法史和商業史上，顧雛軍案的符號意義怎麼強調都不為過。一定程度上，它已成為人們理解這個產權保護新時代的註腳。
2017年12月28日，顧案迎來最重要的轉折。
這一天，最高人民法院決定依法再審張文中、顧雛軍等三起重大涉產權案件，社會各界反響尤為強烈。輿論認為，這將在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和促進公正司法的大道上留下濃墨重彩的一筆。
顧雛軍對《中國經濟週刊》說，這是他最幸福的一天。
不可抵擋的改革大潮
在最高法宣佈提審的三天前，2017年12月25日，顧雛軍收到一個快遞，那是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寄來的《行政判決書》，他告贏了中國證監會。法院判決，中國證監會在法定期限內向顧雛軍公開其在2005年對科龍電器啟動立案調查程序的主席辦公會議的立案調查理由、立案調查結論、會議舉行時間、參會人員名單、會議內容、會議表決內容、會議紀要。
顧非常開心，因為之前他要求證監會公開相關信息一直被拒。
自2012年9月出獄之後，顧雛軍一直舉報稱，2005年，證監會及廣東省有關官員偽造2.76億美元虛假保函，非法對科龍電器立案調查。
這是當年壓倒顧雛軍的最後一根稻草，也是致使顧雛軍陷入牢獄之災的直接誘因。這個案子一審勝訴，給了他極大的希望，他將此視為他的刑事案或將獲得平反的前兆。
他的判斷很快得到了印證，而進展速度之快令他感到震驚。
2017年12月28日上午，有朋友打電話告訴顧說，他的刑事案件要再審了。“我說，是不是搞錯了？他說，網上已經有新聞了。我一看，是真的，非常吃驚！怎麼沒有人通知我呢？”
大約5分鐘後，最高法來電，通知他下午去領再審決定書。
幸福突如其來。而這距離十九大閉幕不過兩月餘。
顧雛軍對《中國經濟週刊》說，他看到了不可抵擋的改革大潮，真正感受到了全面依法治國的力度。“推動的力度之大，速度之快，這是我完全沒有預期到的。全面依法治國確實處在空前的高度，依法保護產權的力度前所未有。如果不是大環境的變化，以我個人的力量毫無辦法。”
“這跟我個人的努力沒有任何關係。因為我最努力的時候是2013年、2014年，那時候非常努力地去推動，但毫無音訊。”他感嘆時代鉅變的力量。他所遭遇的一切，無論幸與不幸，一定程度上，都是時代洪流裹挾之下的產物。
從巔峰墜落
顧雛軍案最早發端於2004年8月份開始的“郎顧之爭”，經濟學家郎鹹平指責顧雛軍在收購地方國企科龍的交易中侵吞國有資產。
彼時的顧雛軍正處於人生的巔峰時刻，他剛剛獲得2003年“CCTV經濟年度人物”，他所創建的格林柯爾系擁有5家上市公司，30多家企業，佔據中國白電的半壁江山。
那場“國退民進”激烈爭議背後的時代背景，是人們對國企產權改革的巨大爭議和質疑，這是那個時代的體制性矛盾，顧雛軍的個人命運由此發生了重大逆轉。日後，顧案也因此被賦予了強烈的時代符號。
2005年5月，證監會立案調查科龍。2005年7月28日，顧雛軍因經濟問題被佛山市公安侷限制自由， 9月2日被逮捕；2008年1月30日，被以虛報註冊資本罪、違規不披露重要信息罪、挪用資金罪數罪併罰，判處有期徒刑10年。
2012年9月，被關押了七年一個月零九天的顧雛軍獲減刑後刑滿出獄。8天之後，頭戴“草民完全無罪”高帽的顧雛軍，召開盛大的新聞發佈會為自己“平反”，這在當年引起了社會的廣泛關注。
之後，他向最高法提出再審申訴，請求改判無罪。2013年12月10日，最高法將顧雛軍申訴交廣東省高院審查處理。2014年1月17日，廣東省高院對顧雛軍申訴立案審查。
法學家江平曾經公開表示，顧雛軍案是對民營企業家“欲加之罪”的典型例子，動不動就以註冊資金不實、披露信息不實或挪用資金這些罪名給民營企業家判罪，是對民營企業家很大的傷害。他甚至直指判定顧雛軍虛假註冊罪荒唐，完全是錯誤判決。
經濟學家吳敬璉也公開呼籲，顧雛軍案有必要重新審視，以重樹民營企業家信心。
但在此後數年，該案沒有任何進展。
一直到2017年12月28日最高法宣佈對顧案提審之前，案子已經被廣東省高院延期了16次。“一開始法官還打電話通知我說延期，再到後來，他已經不好意思再給我打電話說延期了，沒辦法，怎麼延呢？他也不知道哪一天。”顧非常無奈。
在這漫長的等待中，他坦言也曾感到沮喪。這種沮喪來自跟著他的舊部長時間看不到平反的希望，逐漸離開他去另謀出路。顧雛軍說，“我能理解他們的選擇，畢竟要養家餬口是很現實的壓力。無論是我坐牢的7年，還是出來的這些年，他們都過得比較艱難。”
他難免落寞和惆悵。
只要你相信，法律就有力量
儘管如此，但在過去這些年來，無論任何時候接受採訪，顧雛軍都一直堅定表示，他對中國的法律有信心。
顧雛軍不僅是企業家，還是高級知識分子，他始終保有對法治的期待和信仰。他大概是中國最相信法治力量的企業家。
2012年9月，他出獄之後第一次接受《中國經濟週刊》採訪便說，“很多人對中國的法律沒有信心，但我有信心，我認為只要你尊重法律，它就會有力量。你不相信它，它可能就沒有力量。”
這並非言不由衷。他說，他的自信心來源於這個國家推進依法治國的努力及積極鼓勵民營經濟發展的政策取向。
當十八屆四中全會提出要全面推進依法治國，顧雛軍告訴《中國經濟週刊》，他很亢奮，“激動了很久，依法治國終於被提到了最高的高度。”
“我始終相信全面依法治國的光輝會照耀到我身上，什麼時候照耀到我不確定，但總會有這麼一天，我一直這麼相信。”顧雛軍對《中國經濟週刊》說，這支撐著他堅持了這麼多年。
應該說，真正堅定他平反信心的是2016年底那個被稱之為“一個順應時代潮流、呼應社會期盼的綱領性文件”——《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完善產權保護制度依法保護產權的意見》（下稱“產權保護意見”）的出臺。
這是中國改革開放史上一個里程碑式的事件。
產權保護意見中最令顧雛軍們喜出望外的是這一條：中央下定決心要抓緊甄別糾正一批社會反映強烈的產權糾紛申訴案件，剖析一批侵害產權的案例。
2017年9月末，中國的民營企業家們迎來了歷史上最好的禮遇——《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營造企業家健康成長環境弘揚優秀企業家精神更好發揮企業家作用的意見》全文發佈。這是中央首次高規格發文肯定企業家的價值和地位。
顧雛軍們看到了時代的滾滾洪流。
產權冤案平反比登天還難
但即使企業家們處於產權保護最好的時代，推動具體個案糾錯的難度仍不可估量。
在產權保護意見出臺的第二天，最高法向全國各省（區、市）高院、解放軍軍事法院等印發了《關於依法妥善處理歷史形成的產權案件工作實施意見》（下稱《實施意見》）的通知。
中央將依法妥善處理歷史形成的產權案件確定為法院的任務。《實施意見》中說，依法妥善處理歷史形成的產權案件，是人民法院肩負的一項重大而緊迫的政治任務。
然而，在之後長達一年的時間裡，即使中央多次強調要推動依法甄別糾正社會反映強烈的產權糾紛案件，但在具體個案上始終難見進展。
有申訴中的企業家對《中國經濟週刊》記者感嘆說，“涉及產權的冤案平反比登天還難。”
綜合來看，涉企業家產權冤錯案難以平反，固然有歷史形成時間跨度較長、成因複雜等原因，但產權案牽涉利益主體眾多，也使得糾錯阻力重重。產權案往往涉及從公檢法到主要權力部門或地方主要領導，翻案牽一髮而動全身，辦案法官也面臨方方面面的阻力。
正如吳敬璉所說，甄別和糾正涉及產權的錯案冤案，是一件需要一定政治勇氣和智慧來處理的事情。
顧雛軍案就頗為典型，不僅涉及司法部門、地方政府，還涉及證監會等。這也使他的再審案件一拖再拖。
直到2017年12月28日，最高法決定提審，這才意味著中央多次強調的“依法甄別糾正社會反映強烈的產權糾紛案件”真正從紙面落到了現實。
這一刻，從二審宣判之後算，顧雛軍等了差不多10年，而從出獄之後算，也等了5年之久。
正義可以遲到，但不能缺席
正義可以遲到，但決不能缺席。
2018年6月13日，在萬眾矚目中，顧雛軍等虛報註冊資本，違規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挪用資金一案在最高人民法院第一巡回法庭開庭審理。
當天的庭審，從早上8點29分開始至深夜23點31分結束，次日繼續審理。這場持續了兩天、累計近30小時的庭審，對124份雙方有爭議的證據、10份新證據進行質證，雙方爭辯交鋒十分激烈，全程網絡圖文直播，完全公開。
這被譽為是一堂生動的法治公開課，在整個中國司法史上亦堪稱典範。
顧雛軍最終能否等來他的無罪判決仍未可知。但他仍然重複的一句話說：“我對平反始終是充滿信心的。”
在曾經叱吒風雲的民營企業家代表顧雛軍看來，如果一批涉及產權的冤假錯案真正能夠得到糾錯，如果產權保護意見能得到不折不扣的執行，一定能凝聚社會各界的力量，同心同德，共建一個繁榮富強的中國。
他認為，“堅定民營企業家的信心，最基本的一條是要讓他們感覺到安全，也就是說，要有法律保障，讓沒有犯罪的人半夜敲門也不驚，這也應當是依法治國最重要的一個標誌。”
這些年來，顧雛軍在專注平反之餘，仍然對製造業念念不忘。他希望早日獲得平反，“為中國的製造業做點貢獻，不負這個偉大的時代。”
他自認為很有本事，有技術，有管理能力，又有世界眼光。“我想對那些貪官汙吏說，作為地方政府官員，你總不能因為我不賄賂，就進行打擊報復，甚至把我抓起來坐牢，你總要給像我這樣不賄賂、兢兢業業做產業的人生存的環境和空間吧。”
（《中國經濟週刊》記者郭芳採訪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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