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王安石在長達九百年間歷遭醜詆，正反映出進步事物歷來遭受保守勢力的壓抑、摧折以及千百年來養成墨守成規、不求進取， 對於帶頭變革的俊傑之士忌刻仇視、群起攻之的惡濁社會風氣。這是阻礙中國社會進步的巨大惰力！
富春江東漢著名隱士嚴光（子陵）垂釣處
宋仁宗時期，范仲淹（989—1052年）上“十事疏”，痛陳天下承平日久，朝政弊病重生，亟需變革的必要性：
臣聞歷代之政，久皆有弊。弊而不救，禍亂必生。何哉？綱紀浸隳。制度日削，恩賞不節，賦斂無度，人情慘怨，天禍暴起。惟堯舜能通其變，使民不倦。
《易》曰：“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此言天下之理有所窮塞，則思變通之道。既能變通，則成長久之業。我國家革五代之亂，富有四海，垂八十年，綱紀制度，日削月侵，官壅於下，民困於外，夷狄驕盛，寇盜橫熾 ，不可不更張以救之。
宋仁宗採納他的建議，史稱“慶曆新政”，可惜很快因為保守派的反對而夭折。
嚴子陵釣臺 范仲淹被貶後所撰《嚴先生祠堂記》石碑"雲山蒼蒼，江水泱泱；先生之風，山高水長"流傳千古
1063年三月，在位長達四十二年的宋仁宗病逝。仁宗沒有子嗣，由其養子趙曙繼承皇位，是為宋英宗。英宗即位不久又重病纏身，且與曹太后失和，到治平四年（1067 年）正月便撒手人寰了。由於當時財政極度困難，朝廷甚至不得不削減英宗的喪葬費用。英宗死後，他的長子趙頊[xū]即位，是為宋神宗。
宋神宗連他老爹下葬的錢都不寬裕，這種情況還能繼續忍耐下去嗎？於是任命王安石為參知政事時，實際已賦予了他主持變法的全權。從此，君臣二人的命運就牢牢地聯繫在一起 。宰相曾公亮說：“上與介甫如一人，此乃天也。”
王安石面對當時土地兼併激烈，廣大農民日益貧困，社會矛盾尖銳，並引起國家財政危機的嚴重弊病，他制訂新法， 實行範圍廣泛的改革，謀求達到整國理財、“富國強兵” 的目的。 這場改革觸及身居高位的官僚和欺凌小民的豪紳地主的利益，因而遭到他們的反對，利用新政實行中的缺點，眾口洶洶， 群起反對。 王安石被迫辭職。
王安石（1021—1086年）
北宋時代這場新舊兩派的鬥爭，其影響長達數百年。歷代思想守舊的人物，儼然以 “衛道” 的立場， 交口咒罵王安石，稱他是“小人” “奸黨”。 梁啟超撰寫 《王荊公》 這篇傳記 （約十六萬字），以翔實的史料， 酣暢的議論， 為這位歷史上卓越的改革家立傳，批駁守舊派加在王安石身上的種種誣妄之詞，給他以應有的歷史地位。
梁氏撰寫此篇還有更深的用意。他很清楚， 人們對於歷史上改革的不同看法，反映的正是對現實問題的不同態度。王安石在長達九百年間歷遭醜詆，正反映出進步事物歷來遭受保守勢力的壓抑、摧折以及千百年來養成墨守成規、不求進取，
對於帶頭變革的俊傑之士忌刻仇視、群起攻之的惡濁社會風氣。這是阻礙中國社會進步的巨大惰力！梁啟超痛切地指出：以不世出之傑，而蒙天下之詬， 易世而未湔者， 在泰西則有克倫威爾，而在我國則荊公。泰西鄉愿之史家，其論克倫威爾也，曰 “亂臣”， 曰 “賊子”， 曰 “ 奸險”， 曰 “ 兇殘”，曰 “ 迷信”， 曰 “ 發狂”， 曰 “ 專制者”， 曰 “ 偽善者”，萬喙同聲牢不可破者殆百年。
克倫威爾（1599—1658年），17世紀英國革命中資產階級新貴族集團的代表人物
顧及今而是非大白矣，英國國會先哲畫像數百通，其裒然首座者， 則克倫威爾也。而我國民於荊公則何如？吠影吠聲以醜詆之，舉無異於元祐、紹興之時。 其有譽之者， 不過賞其文辭， 稍進者， 亦不過嘉其勇於任事。而於其事業之宏遠而偉大，莫或見及， 而其高尚之人格，則益如良璞之埋於深礦，永劫莫發其光晶也！
梁氏由荊公的備受汙衊，進而激憤地針砭社會風氣的嚴重積弊：
曾文正謂“宋儒寬於責小人而嚴於責君子”。嗚呼！ 豈惟宋儒，蓋此毒深中於社會，迄今而日加甚焉！孟子惡 “求全之毀”。求全雲者， 於善之中必求其不善者云爾， 然且惡之，從未有盡沒其善而虛構無何有之惡以相誣衊者，其有之，則自宋儒之詆荊公始也。夫中國人民， 以保守為天性，遵“無動為大” 之教， 其於荊公之赫然設施， 相率驚駭而沮之，良不足為怪。 顧政見自政見， 而人格自人格也。 獨奈何以政見之不合，黨同伐異， 莫能相勝， 乃架虛辭以蔑人私德，此村嫗相誶之窮技，而不意其出於賢士大夫也！遂養成數千年來不黑不白不痛不癢之世界，使光明俊偉之人，無以自存於社會，而舉世以學鄉愿相勸勉 。嗚呼， 吾每讀 《宋史》，未嘗不廢書而長慟也！
王安石《詠梅》
《王荊公》的撰著， 正是針對這一歷史上的絕大冤案， 針對這種惡濁的社會風氣，堂堂正正地樹立改革家英偉的形象，給人們的心理以一次強烈的震撼。
梁啟超的意圖是通過公正地評價王安石，鞭撻中國社會根深蒂固地存在的畏葸守舊、苟且平庸， “槍打出頭鳥”、對特出人物大加非難攻擊的惡劣習氣，倡導奮發進取、衝破陳規、 勇於創造、 開闢新路的精神。梁氏認為，王安石推行新政的進步意義，最突出的體現是抑制大官僚、大地主的惡性兼併：“公之志， 在制兼併濟貧乏， 變通天下之財，以富其民而致天下於治。制置三司條例司之職在此，而後此所立之法，亦無不本此意以行。”
又說： “荊公之意， 以為國民經濟所以日悴者，由國民不能各遂其力以從事生產也。國民所以不能各遂其力以從事生產者，由豪富之兼併也。國中
豪富少而貧民多，而豪富又習於奢汰，不以其所得為母財；而貧民涓滴之母財，又為兼併家歲月蝕盡：則一國之母財舉匱，而民之生無以復聊。於是殫精竭慮求所以拯救，其道莫急於摧抑兼併。而能摧抑兼併者誰乎？則國家而已。 荊公欲舉財權悉集於國家， 然後由國家酌盈劑虛，以均諸全國之民，使各有所藉以從事於生產。……其青苗、均輸、 市易諸法， 皆本此意也。” 這些論述， 堪稱切中肯綮。
王安石變法思路圖
自元祐黨爭以來，守舊派對王安石肆意詆譭，“必欲天下之惡皆歸，至謂宋之亡由安石！” 蘇軾作 《溫公行狀》， 本是為司馬光作傳，全篇九千餘言， 卻用了一半以上的文字詆斥王安石，論其體例，也是自古以來絕無僅有的怪體。其後， 唐應德著 《史纂左編》，其中有王安石的傳記，二萬餘言， 全是苛責之詞， 無片言隻語記其美言善行，而楊用修甚至斥責王安石是合伯鯀、商鞅、王莽、 曹操、 司馬懿、 桓溫的第一奸人。
歷史上的是非功過竟如此被顛倒， 這使梁氏深感痛楚， 他憤然說： “荊公所以
受誣千載而莫能白者，皆由元祐諸賢之子孫及蘇程之門人、故吏， 造為已甚之詞，及道學為世所尊，而蜚語遂變鐵案。《四庫提要》推原《宋史》 舛謬之故， 由於專表章道學， 而他事不措意。 ……而其大原因則皆由學術門戶主奴之見，有以蔽之。 若荊公又不幸而受誣最烈者也。”此篇中徵引各種記載，細加考辨， 深入論證： “荊公興舉民政、財政， 其條目班班可考， 其本意無一不出於利民， 烏有所謂損下益上如俗吏掊克之所為乎！”
一幅《流民圖》讓王安石罷相
梁氏也並沒有走向極端，絕對肯定。他同時指出王安石當時任用的官員有奉行不實，致使新法推行過程中有的與立法之本意相牴觸，因而收效不如原先所預期的。
問題在於要區分主次，要區分王安石創立新法的本意與推行過程中出現的缺陷，才能得出符合實際的看法。以募役法而言，歷代規定各種名目的差役，造成民眾不堪忍受的重負，這項弊政早已非加革除不可。王安石制定募役法，“變當時最病民之差役制，而令民出代役之稅以充募資”，正是為解除民政的痛苦，實屬合乎時勢、救時惠民的一大良法。
梁氏 從歷史進步的大局和王安石推行此法的慎重，論證其進步意義：
差役之病民，既已若彼其甚， 則勢不能以不革明矣。……（以往） 徒以立法不善， 故樸願而弱者益病， 黠而豪強者倖免。今因其固有之義務而修明之，易徵徭之性質， 為賦稅之性質。……以財產之高下列為等第，富者所徵較重， 貧者所徵愈微，其尤貧者， 則盡豁免之。 ……
徐操 《西園雅集圖》 描述蘇東坡、黃庭堅、米芾、蔡襄、秦觀等名流在駙馬都尉王詵府中作客聚會的情景
荊公痛心疾首於此等不平之政，不憚得罪於巨室，而毅然課彼輩以助役錢。此歐洲諸國流億萬人之血乃得之者，而公紆籌於廟堂，頃刻而指揮若定也。夫其立法之完善而周備，既若是矣， 尤不敢自信， 乃揭示一月， 民無異辭， 然後著為令。 而其行之也， 又不敢急激， 先施諸一兩州， 候其成就，乃推之於各州軍。
所謂 “ 勞謙君子， 有終吉者”， 非耶？！自此法既行， 後雖屢有變遷， 而卒不能廢， 直至今日，而人民不復知有徭役之事，即語其名亦往往不能解。伊誰之賜？荊公之賜也。 公之此舉， 取堯舜三代以來之弊政而一掃之，實國史上、 世界史上最有名譽之社會革命也！
關於實行變法的總效果，梁氏總的結論是， 新法推行“誠不免有流弊，然為救時之計， 利率逾於病也”。 梁氏所言， 已被此後的宋史研究證明是公允之論。
此篇的缺陷， 是梁氏多處以北宋中期的這場變法與近代歐洲歷史相比附，甚至說 “有近於國家社會主義，為今世諸立憲國所猶未能行者”。這樣不恰當地作歷史的類比是研究者所應該避免的。
作者受教於陳寅恪弟子劉節先生、師從史學大家白壽彝。
八旬長者士人風範薪火相傳，三十餘年治學菁華今朝問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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