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0日下午，記者在武漢市漢陽區一家公立醫院門診檢驗科看到，一名年輕女子正在抽血，旁邊的年輕男子拿出手機，拍下了她和身旁的醫生。“手機普及後，這樣的事情並不少見。”這名醫生對記者表示，他也無能為力。隨後，記者探訪了武漢市4家公立醫院，在受訪的20位醫生中，有15人表示曾被患者拍照或錄音過。（3月25日《楚天都市報》）
在記者採訪的20名醫生中，即有15人有過被拍照或錄音的經歷，佔比不可謂不高。此外，記者又隨機走訪了30名患者，表示曾給醫生拍過照或錄過音的人數亦達16人，其中尚未包括不會使用錄音筆或拍照手機的5名老年人。由此可見，在醫院，患方錄拍診療過程的現象已絕非個別，值得引起社會重視。
錄拍診療過程的患者如此之多，固然與智能手機的普及有關，但也從某種角度證實了眼下醫患關係的脆弱。儘管參與錄拍的患者動機不一，並非都具惡意：有人習慣於“隨手拍”；也有人僅為“錄下醫囑，以免疏漏”。但不可否認，其中相當部分患者往往源自一種“自保”心態。用他們的話說，就是“一旦出現醫療事故，證據往往最能保護患者”。
顯然，這類“自保”心態的背後，無疑是對醫生群體的“不信任”。不可想象，一名隨時處於“監控”狀態下的醫生，能夠做到“心如止水”。而可以預料到的結果是，即便醫生基於醫德，此時同樣將恪盡職守，但不排除會在整個診療過程中“有所顧忌”。而一名醫生倘由此“無法展現最佳狀態”，對患者意味著什麼，相信不言自明。
更關鍵的問題是，患方在就診過程中的全程跟拍，無疑將有損醫患互信。如在四川省成都市新都區某醫院，當醫生正在搶救一名出現呼吸窘迫的重症肺炎患者時，其家屬不僅全程錄像，且威脅稱“搶救不過來就曝光”。不難想見，儘管在經歷了前些年的“莆田系醫院風波”後，一度失常的醫患關係有所修復。倘若患方此舉成為常態，勢必再次傷及這種好不容易建立、但依舊還很“脆弱”的醫患互信局面。
從另一個角度說，患方跟拍的影像資料，也並非就是所謂的“殺手鐧”。在法律實踐中，法院對於醫療過失的認定，更傾向於採信第三方鑑定機構所作出的鑑定意見。而患方由於受限於自身專業水平及法律知識，其提供的影像資料往往難以體現客觀真實，因而即便能作為“旁證”，其作用也相對有限。
更何況，患者一旦擅自將相關影像資料公諸於眾，則涉嫌侵犯醫生的知識產權和肖像權。若是其中出現斷章取義、歪曲事實或不實評價，甚至還將涉嫌侵犯醫生的名譽權。如此一來，豈不是成了典型的“損人不利己”。而對於患者而言，與其這樣“兩敗俱傷”，不如選擇到正規醫院就診，這才是對自身最好的保全措施。
事實上，我國醫學後備人才尤其是全科醫生及兒科醫生之所以“青黃不接”，除了醫學教育環節需要改善、醫生待遇需要提高外，醫患互信的缺失，不能不說是一個重要因素。從這個意義上說，儘管患方在公開場所錄拍就診過程，並不違法，但長此以往，勢必導致醫患關係日趨緊張。如此一來，傷及的不僅是醫生群體，更是患者本身。
故而，患方錄拍診療過程之舉，實在有損醫患互信，無疑不值得效仿。實際上，醫生群體從總體上說，是完全值得患者信賴的，正如電視劇《無限生機》的片尾曲歌詞所言，我把生命託付給你，是對你的信任。倘若我們的醫患關係，能夠早日如歌詞所言，則無論對醫生，對患者，都是“善莫大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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