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灭亡的决定性事件：义和团运动

义和团运动又称庚子国变

宗旨与口号

慈禧发动戊戌政变后，大多参与戊戌变法的官员被杀，只有领导人康有为、梁启超经由列强的协助逃往国外，助长了慈禧太后与守旧派大臣对外国人的仇视，使得义和团出现后受到官员的许可。而对民众而言，第一次英法联军侵华后，清朝被迫签订天津条约，开放外国人深入内地传教。而传教士为了拓展教务，时常袒护教民，引发民众对外国人的反感，这使得义和团有可乘之机，他们要“扶清灭洋”，他们说天灾人祸都是洋人得罪神佛、数典忘祖而来，而且洋人品德非常邪恶。所以要请来神仙附身，教导神打，杀死洋鬼子、毁去西方科技，打倒西方列强，最后能“大清一统靖江山

慈禧太后

己亥建储

戊戌政变后，光绪帝被慈禧幽禁在三面环水的中南海瀛台。守旧派大臣恐日后光绪帝掌权，纷纷怂恿慈禧太后废掉光绪。慈禧太后遂依荣禄建议，于1900年1月24日以光绪帝名义颁诏，称其不能诞育子嗣，乃立端郡王载漪之子，15岁的溥俊为大阿哥，史称己亥建储。

不过该诏书一出，随即令天下哗然，1900年1月27日上海电报局总办经元善领衔通电要求光绪皇帝“力疾临御，勿存退位之思”；签名者有叶瀚、马裕藻、章炳麟、汪贻年、丁惠康、沈荩，唐才常、经亨颐、蔡元培、黄炎培等1231人；经元善等1231人同时发表《布告各省公启》，要求各省共同力争，“如朝廷不理，则请我诸工商通行罢市集议”。各国公使认为立储事件影响中国形势稳定，随之提出警告，拒绝入贺。慈禧太后对列强怨恨甚深，载漪等人对西方列强及光绪帝更为仇恨。

天津义和团

义和团运动起因及覆灭

清代民间武术团体。又称金钟罩，光绪20年（1894年）前后，与六壬神功活跃的时期吻合。大刀会兴起于山东曹县、单县一带。因此，它又被称为“曹、单大刀会”。

主要活动于鲁西南地区，以其成员练武时携带大刀而得名，练武时在场内横置大刀一口。主要习练排刀、排枪、排砖石等“金钟罩”硬气功。具有吞符念咒等迷信色彩，宣称可以神灵护卫、刀枪不入。

起初大刀会是除灭当地土匪，维护地方治安，受到官方的有条件的默许。但后来在民教冲突中，大刀会开始反对基督宗教，与教会发生了一波又一波的冲突，劫掠了教民财产，烧毁多家教民的房子。

义和团的扩展与频繁天灾也有直接关系，1898年黄河洪水水灾；但1898年洪灾之后，1899年、1900年山东、河北又连遭大旱；同时，山东又遭虫灾。迷信的百姓遂迁怒基督教徒和教会，以为是他们得罪了老天爷，义和团的反教揭帖就说“天无雨、地焦干、全是教堂止住天”。

在义和团事件中，有240多名外国传教士及2万多名华人基督徒死亡（根据教会方面的统计）全国各省，主要是华北的直隶、山西，以及内蒙古和东北，普遍发生针对外国人及中国基督徒的大规模集体屠杀事件。天主教、新教、东正教教职人员及中外信徒皆有死伤。以下伤亡情况和死亡数字大都根据教会人士的统计，据统计，共有两万多名中国教徒（天主教18000人，新教5000人）在1900年夏天的屠杀中死亡，此外还有241名外国人（天主教传教士53人，新教传教士及其子女共188人，其中儿童53人）死亡，单在戴德生创立的内地会工作的新教传教士中，就有五十八人殉难，此外还有二十一个儿童遭害。但戴德生后来拒绝了清政府为财产损失和人员伤亡作出的赔偿，借此向中国人民彰显“基督的善和谦卑”。

山西，全省被杀的中国天主教徒计据说有5700余人，新教徒也有数千人，其中以戴德生创立的内地会为最多，其他属于公理会，英国浸礼会等。7月9日，在太原山西巡抚衙门前，山西巡抚毓贤杀死天主教方济各会传教士12人（意大利籍艾士杰和富格辣2位主教，3位神父、修士，7名修女），新教传教士及其家属子女34人（属于英国浸礼会和寿阳宣教会，其中儿童11人），共计46人。山西是全国仇杀外侨和平居民最多的省份。

内蒙古，7月19日，清军马队攻进蒙古西南教区主教座堂所在的二十四顷地，村内大批天主教徒被杀，比利时籍的韩默理主教则被“手足合系，贯以竹竿，”然后“以铁索穿肩骨，囚以笼”，到处游街，7月24日，在托克托城被杀蒙古东部教区则发生滦平县活埋神甫事件。蒙。古中部教区除在西湾子（河北崇礼）主教座堂避难的5000多教友外，绝大部分（3200多人）被杀。

直隶（今河北），由于总督裕禄和臬司廷雍的支持，义和团遍及全省各县，该省大批天主教徒（至今该省仍是中国天主教徒最集中的省份）突然面临死亡的威胁，纷纷在各处天主教徒集聚的村庄筑堡垒抵抗。7月20日，陈泽霖率领的清军攻破景州朱家河村，聚集在该村的3000多天主教徒与任德芬、汤爱玲两神父，不分男女老幼，尽戮，是1900年一次性死亡人数最多的屠杀事件。朱家河所在的直隶东南代牧区，共有50575名教徒，在庚子事变中死亡了5153人，674座大小教堂几乎全部被毁，只有献县张庄耶稣圣心主教座堂得以幸存。保定附近的东闾村集中了9000名天主教徒在此避难，由于击退了4万名义和团的进攻，战后成为北方著名的圣母朝圣地和中国天主教徒最集中的一个村落。

奉天（辽宁）被杀的天主教徒有1400多人，其中有1名主教，10名神父。7月3日，义和团联合清军摧毁奉天小南门外的耶稣圣心主教座堂，纪隆主教、7名中外神父、以及400余名信徒全部烧死在堂内。

此外，也有许多与教会无关的中国人被义和团杀害，数量远超被害教民，未有统计（单北京死于义和团手下的民众有数万人），1900年8月4日，联军开始进军北京。8月12日，占领通州。8月14日，联军攻入北京。慈禧率清朝皇室逃往西安途中，命令各地官兵剿灭义和团。9月7日，清廷发布上谕，称“此案初起，义和团实为肇祸之由，今欲拔本塞源，非痛加铲除不可”。同时，清政府派庆亲王奕劻及李鸿章为全权特使，与各国和谈。

辛丑条约及庚子赔款

1900年10月，李鸿章抵达北京，向八个占领国展开谈判。当中俄国志在另约取得中国的东北，俄国除了与随联军进攻北京外，更另外从南北两路派十余万人侵占满洲。北路俄军8月侵占黑龙江省城齐齐哈尔，至9月侵占吉林省城吉林；南路8月侵占营口，10月1日侵占沈阳，10月6日两军会师，侵占了满洲全境。但英、美则以商业为重，希望保持在华的贸易利益，对俄国的扩张存有戒心，故此反对各国的领土要求。李鸿章从国际法上，提出义和团为叛逆，皇室之前的宣战诏令是被挟持之下发出，不承认中国与十一国交战，事件是外国派兵来华助剿叛乱所引起。故此各国无割地的理据，而中国则只有赔偿军费的义务。最后达成的《辛丑条约》的正式名称，亦只是一个中国与十一国之间的赔偿协定，而并非交战国之间的正式和约。至今，西方国家仍然以拳民暴乱，来称呼整个义和团及八国联军事件。

慈禧太后一直被视为义和团事件的罪魁祸首，因此李鸿章在“惩办祸首”的问题上与列强多番据理力争，最后得到保证，列强在“惩办祸首”的条款中不提及慈禧太后的名字，变相不再追究慈禧在义和团事件中的主要责任。

此外，根据《辛丑条约》的规定，作为战败国的中国，不能在天津市及京津铁路沿线驻兵，袁世凯就从他武卫右军挑了3000人，换上警察制服，接收天津的防务，变相收回了京津沿线主权，这支三千人的部队就是中国最早的警察队伍。

1901年9月7日，清政府被迫签署《辛丑条约》，需要向各国给予总计4.5亿两白银的战争赔款，分39年偿还，史称“庚子赔款”，由关税及盐税中扣付。这个数目的意味着要向每个中国人惩罚一两白银。对此申报发表社论说“中国不能保护使臣致惨遭毙……曲诚在我……不得谓外人过于要挟也。”赔款的总值按当时银价，约为3亿330万美元。这笔赔款金额过于庞大，后来在美国国务卿海约翰和美国驻华公使柔克义、中国驻美公使梁诚、美国传教士明恩溥、美伊利诺伊大学校长詹姆斯的交涉下，美国退还了部分赔款；应付赔款2444万，美国将当时尚未付足的1078万从1909年1月起退还帮助中国建立海外留学教育系统。最初称为“清华学堂”，为留美预备学校，即后来清华大学的基础，成为后来中国最优秀的高等学府之一。其他收款各国也都陆续模仿这一模式进行了不同程度的退款来进行指定用途的在华文化事业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北洋政府于1917年8月对德意志帝国和奥匈帝国宣战，并停止向这两国赔付庚子赔款。一战后到1924年中国政府先后与德奥匈俄达成了停付的协定。其他各国也都先后达成了全部或部分庚款退款协定规定将此后收到的庚款用于指定在华事业，1937年中日战争开始起停付日本款，1939年停付法国庚款，1943年国民政府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从此彻底停付。

对清朝政治的影响及后果

义和团运动的结果之一是1902年清政府延续戊戌变法的思潮，启动了一场政治体制改革——新政，以求避免清朝灭亡。

在汉族仕绅阶级看来，满人的统治威信大幅下降，东南各省督抚在事件中擅自违令行动，史称东南互保。各地的封疆大吏开始出现不受中央控制的政治意向，统一集权的态势开始解体。清末各地官方实力派人物首次公然聚众反抗朝廷，此事件虽使河北、山西以外的地区得以免于义和团运动及八国联军战乱的波及，但同时此事也使得清廷威信扫地，东南众大臣抵制的慈禧太后，事后不但不敢处罚他们，甚至还表扬他们“度势量力，不欲轻构外衅，诚老成谋国之道”，太后与皇室的虚弱乏力表露无遗；而各省亦因八国联军入侵而自觉需有自卫的武力需要，因此清廷治下各省及各实力人物由此开始军阀化（典型例子即为淮军发展而来的袁世凯系北洋军阀诸部及原清朝广西绿营及巡防营发展而来的旧桂系陆荣廷部），至辛亥革命时，各省外籍主官均被驱逐，即为此军阀化过程的结束，并由此展开民国军阀时代的序幕

十年后，南方革命党反政府的活动激进化，团结各省新军于1911年武昌爆发辛亥革命，南方各省直接违抗清政府自行宣布独立或观望。最终袁世凯进逼清帝退位，中华民国得以肇建。

各方对义和团评价

美国的政策与目的说明：（发往驻华列国使团。通告电报送交美国驻柏林、巴黎、伦敦、罗马、圣彼得堡大使馆以及美国驻维也纳、布鲁塞尔、马德里、东京、海牙、里斯本使馆，华盛顿，国务院，1900年7月3日。）在这一中国事务的危机态势中，在现有情况的准许下，我们认为说明美国的态度是适当的。我们坚持1857年制定的对华和平政策。这项政策坚持和中国友好相处，并在治外法权条约所规定的权利和国家法律之下，促进合法商业贸易，以所有手段保护我们公民的生命财产。……迄至今日，美国总统的目的是与其他国家协同行动：首先，与北京对话并营救美国官员、传教士和危难中的其他美国人；其次，努力尽一切可能保护中国各地的美国人的生命财产；第三，保卫所有美国正当的利益；第四，帮助防止动乱扩展到这个帝国的其他省份，出现同样的灾难。当然，现在预计以什么手段达到这样的目的为时尚早；但是美国政府的政策是寻求一种解决方案，这个解决方案的目的是能够给中国带来永久的安全与和平；维护中国领土与管理完整；保护一切友好国家在条约和国际法保证下一切权利；维护世界各国与中华帝国各地（之间）的平等、公正贸易的原则。

清朝派驻美国的公使伍廷芳得知了美国的政策之后，向清政府通报美国希望与中国保持友好关系的愿望以及坚持保护中国领土以及行政管理完整的立场。为了收拾慈禧一干保守派制造的危局，光绪恳切地请求外援，在7月19日亲自写信给美国总统麦金利，在信中表达中国对美国的信任和友好之情，表示对中国目前局势的严重担忧，要求美国为中国维持和平作出努力。以下是英文的译文：中国长久以来与美国保持友好关系并且深深意识到，美国的目的是从事国际贸易。中美双方对彼此均无怀疑和不信任。最近爆发的中国人与基督教传教士之间相互的憎恨，引起了列强对朝廷立场的怀疑，认为清政府赞成人民歧视传教，此怀疑并无根据。但是这种怀疑引起了大沽炮台被攻占，并由此引发了具有灾难性后果的军事冲突。情势日益严峻危机。我们刚刚收到我们使节伍廷芳的电报，我们十分欣慰地得知，美国政府一直期待两国的友好往来，对目前状况十分关注。目前的中国被不可抗拒的进程所驱动，不幸招致国际上几乎普遍一致的愤慨。为了解决目前的困境，中国对美国寄予特别的信赖。我们诚垦率直地致信于您，希望阁下想方设法，采取行动，协调各国一致为恢复秩序与和平作出努力。恳请您，并万分焦虑地期待您的回复。光绪。二十六年六月二十三日（1900年7月19日）来源：美国国家档案馆

经过三天对中国政治局势、权力结构以及北京暴乱情况的分析判断，美国总统在7月23日作出回应。他没有拒绝光绪的请求，但前提是：清政府保护公使馆人员的安全，保证使馆与各国联络畅通，配合各国的军事援救行动。

我收到了您7月19日的信，我欣慰地获悉您了解，除了希望正义与公平之外，美国政府和人民对中国别无他求。我们派军队到中国的目的是为了解救我们处于危难中的公使馆，保护在华美国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依据国际法和协约，这些是美国人应当享有的权利。所有其他派军队抵达贵国的国家也公开表达了他们派兵出于同样目的。从您的来信中我推断，那些搅乱中国和平、谋杀德国公使和日本使馆人员，而且目前围攻幸存的北京外交人员的罪犯，不仅没有从圣上您这里得到赞同和鼓励，而且他们实际上是在反抗陛下帝国的权威。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十分郑重地敦促您的政府，向公众确证：一、是否外国领事们还活着，如果活着，他们目前状态如何；二、立即让各国的外交代表与其国家自由联络，解除威胁他们生命与自由的所有危险；三、由帝国当局与远征军联络沟通，以便他们之间开展解救公使馆、保护外国人和恢复秩序而进行的合作。如果这些目标都能达到，本政府相信，在列强这方面，妥善解决最近的麻烦所出现的所有问题将不会存在任何障碍。为达此目的，在其他各国的赞同下，本政府各友好部门将愉快地接受陛下的部署安排。威廉麦金利1900年7月23日国务卿约翰海复述，来源：美国国家档案馆

但是光绪皇帝显然无力主导时势发展，光绪也无法改变清廷的政策。不过他的的善意、努力，体现了作为一个君主的负责任的态度。

周总理：义和团运动是中国人民顽强地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表现，他们的英勇斗争是五十年后中国人民伟大胜利的奠基石之一

毛主席：“究竟是中国人民组织义和团跑到欧美、日本各帝国主义国家去造反，去“杀人放火”呢？还是各帝国主义国家跑到中国这块地方来侵略中国、压迫剥削中国人民，因而激起中国人民群众奋起反抗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走狗、贪官污吏？这是大是大非问题，不可以不辩论清楚。”

陈独秀思想转变马列之后看法：义和团事件的起因十分明白：一是经济上的原因——农民对于帝国主义侵略的反抗；一是政治上的原因——清廷反动政局趋于极端之结果。若因为参加义和团运动者为全民中之少数，则参加辛亥革命与“五四”运动者，也是全民中之少数，我们决不能只据实际参加者之数量，便否认其质量上代表全民族的意识与利益。文明的绅士学者们，说义和团事件是少数人之罪恶，说列强不应该惩罚到义和团以外的人，不啻是向列强跪着说：我们是文明人，我们不曾反抗；汝们惩罚少数的义和团，不应该皂白不分连累到我们大多数安分屈服的良民。情形如果是这样，还幸亏有野蛮的义和团少数人，保全了中国民族史上一部分荣誉！

鲁迅在《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中说：“清光绪中，曾有康有为者变过法，不成，作为反动，是义和团起事……”。

蔡元培在1916年说：“满洲政府，自慈禧太后下，因仇视新法之故，而仇视外人，遂有‘义和团‘之役，可谓顽固矣。

李大钊在他著名的宣言性论文《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1918年7月1日）中说：“时至近日，吾人所当努力者，惟在如何吸取西洋文明之长，以济吾东洋文明之穷。断不许以义和团的思想，欲以吾陈死寂灭之气象腐化世界。”

陈独秀在发表在《新青年》上的《克林德碑》一文，更是全面分析了义和团运动在五个根本方面反时代潮流的特征，陈独秀最后总结说：“照上列的事实看起来，现在中国制造义和拳的原因，较庚子以前，并未丝毫减少，将来的结果，可想而知。我国民要想除去现在及将来国耻的纪念碑，必须要叫义和拳不再发生；要想义和拳不再发生，非将制造义和拳的种种原因完全消灭不可。现在世上是有两条道路：一条是向共和的科学的无神的光明道路；一条是向专制的迷信的神权的黑暗的道路。我国民若是希望义和拳不再发生，讨厌克林德碑这样可耻的纪念物不再竖立，到底是向哪条道路而行才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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