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們的印象裡，唐朝是中國歷史上最繁華、最強大的王朝，不但有唐太宗李世民開創的貞觀之治，還有唐玄宗開創的開元盛世，它的繁華、征伐、富貴幾乎是絕無僅有的。但是在盛世之下，唐朝人卻不乏他們的孤獨，這種孤獨幾乎貫穿著這個289年的華麗王朝。
《詩經》裡面的人，大多都是出遊在外的，無論是踏春還是談情盼夫，都有一個天地自然的背景作為底色。唐朝的氣質從一開始，就是通於《詩經》的，比如貴族出遊，就像李白《少年行》裡說的：“五陵少年金市東，銀鞍白馬度春風。落花踏盡遊何處？笑入胡姬酒肆中。”在春風得意馬蹄疾之後，踏花遊春，胡姬美酒，其實是把自我放到一個天地中。
從這裡開始，你會發現唐朝人在當時那種繁華和熱鬧中，有一種缺席和出走，從人際關係中、社會關係中有一種逃離，是回到跟自然、跟天地對話的一個狀態裡去了。我在其他文章中間也曾經講到，人的知己並不一定是人，人的歸屬也可能不是來自知己、朋友、戀人這樣的對象，或者江湖、道義、君臣這樣的關係，而可能是天地和自然萬物，一壺酒、一首詩、一段旅行都可以成為自身的承載，成為對話，譬如李白的知己就是酒、詩和流浪。
唐朝是跟酒連在一起的，從空間上說，中國是酒的故鄉；從時間上說，唐朝則是酒的故鄉。在唐朝的背景裡，你會發現幾乎每一條河流、每一座驛站，都散發著酒的味道，酒是這個王朝征伐前激揚鬥志的吹鼓手，也是詩人斗酒詩百篇前文思的醞釀。也許這是因為，唐朝的酒都不烈，喝的大多是米酒、葡萄酒，還有發酵後只壓榨不蒸餾的清酒，酒精度都比較低，近似於今天的啤酒或者加飯酒，正是因為度數低、喝得多，才能蒸騰出那種豪氣。
杜甫喝的多是苦酒，而李白的酒則多風流而豪氣，“天子呼來不上船，自言臣是酒中仙”，這種豪氣是對自然的一種豪氣，一種人是自然萬物的自覺，他要尋找和安心的正是那種物我如一的親近。所以李白醉酒捉月，我一點也不覺得可笑和荒唐，如果我們是一個會欣賞死的民族，那麼李白的死其實是出於一種真誠，他的死是一種近似於日本人剖腹自盡的美學。
在李白的一生中，他曾有過兩次長時間的遠遊，從25歲開始他的足跡遍佈大半個中國，一個人走在日月山川裡，走在歷史的田野和時空裡。你可以發現，唐朝雖然是喧鬧的，李白這樣的人也是好熱鬧的，但他們的喧鬧和熱鬧並不能代替孤獨，終究要出走，就像我們現在說的“熱鬧是一個人的孤獨，孤獨是一個人的熱鬧”，所以他們更多時候需要獨行天下。
再譬如，在李白的酒、詩和流浪之外，黃巢的知己是菊花。唐朝末年，率農民起義最終兵敗飲恨的黃巢，有一首題菊花的詩：“颯颯西風滿院栽，蕊寒香冷蝶難來。他年我若為青帝，報與桃花一處開。”黃巢是危亡之際作的這首詩，那時他是菊花，菊花就是他，就像元稹說的“不是花中偏愛菊，此花開盡更無花”，因為世間沒人能理解他，他只有將一腔壯志未酬付與菊花，以期死後成為掌管春天的仙神，讓菊花與桃花開於一處吐露他的心聲。
所以你可以看到，整個唐朝都是孤獨的，這種孤獨不是一個人的孤獨，而是人在天地的孤獨。 從初唐時五陵年少出遊的孤獨開始，到唐朝將盡時黃巢兵敗的孤獨結束，孤獨始終是這個王朝的血緣相傳。李白有一種孤獨，王維也有一種孤獨，張若虛更有一種孤獨。
李白的孤獨，是一種人間孤獨，是流浪，是遠行，要做酒中的仙，要成人間的神，是一種逃離日常柴米油鹽的生活狀態，是為被市井生活困住手腳的世人最嚮往；
王維的孤獨，有一種宗教和出世在裡面，是一種歸隱，也是一種動盪後的平靜，是士子和官宦們解脫的出路，是從朝到野的歸宿；
而張若虛的孤獨，則是一種自我在宇宙中的孤獨，這是最遙遠的孤獨，“江畔何年初見月，江月何年初照人”，要解決的是我從哪裡而來、我要到哪裡而去。
武則天也是孤獨的，她本名武媚娘，即位後自造一個“瞾”字，改名武曌，取意為日月當空，這也是一種孤獨意識，有點像張若虛的宇宙意識，一個人，一個天下。宋徽宗的簽名雖然也是“天下一人”，但卻是一種我為天下人之上的唯我獨尊，而武則天的則是我在天下里的孤獨。
唐朝的愛情也是孤獨的，李隆基和楊玉環，那麼熱熱鬧鬧的開場，“雲鬢花顏金步搖，芙蓉帳暖度春宵”，連皇帝都要為他迷戀折腰到從此不早朝，然而最終卻要以馬嵬坡的生死作收場，要一個女人的死作為一個王朝前進的開路先鋒，這也是繁盛之後孤獨的開始。
這樣的繁盛而孤獨，是李白的，是張若虛的，也是李隆基和楊玉環的，合起來都是唐朝的。好的東西就是這樣，是不安的，是相反相成的，一方面可以華麗到窮奢極欲，另一方面也可以浮花浪蕊都落盡，年輕時“五花馬，千金裘，呼兒將出換美酒”，晚年時又窮愁潦倒、淒涼度日，可以是同塌而眠的一朝天子和貴妃，也可以是素顏相見的一介凡夫俗女。
同是中國歷史數一數二的文化盛世，唐朝有孤獨，而宋朝就沒有孤獨。唐朝的孤獨是藏在它的大和飛揚裡面，而宋朝是小而精緻的，它的氣質不是孤獨，而是沉溺其中不醒。因為唐朝的氣質，不是農業社會的氣質，而是有胡人和西域的底色，是殘陽和駝隊的美學，就像宗白華先生說的：“在漢唐的詩歌裡，都有一種悲壯的胡笳意味和出塞從軍的壯志。”
這種胡笳聲和出塞的鼓聲，飛揚在這樣一個王朝的山河裡，也飛揚在每一個唐朝子民心頭，即使江山氣數已盡、政權有所更迭，那種激烈壯懷是不斷的，孤獨也是不斷的。
所以即使唐朝到了末年，也一樣會有黃巢這樣的人冒出來，即使彈盡糧絕，被迫撤出長安，轉戰山東，在泰山狼虎谷戰敗自殺，也不乏“沖天香陣透長安，滿城盡帶黃金甲”的英氣，和“獨倚欄干看落暉”的我在天地的意識，是因為他氣魄大、胸襟大，要與天地並列在一起，有一種我的自覺和孤獨，這就是唐朝人，而不是宋朝人的把山水字畫做乾坤，在“葉上初陽幹宿雨”的朝露中尋找美和寄託，是縮小的、衰微的，小的人生裡是沒有孤獨的。
以前有個著名的搖滾樂隊，叫唐朝。歌詞寫得極好，“向當年，狂雲風雨，血洗萬里江山”，“歲月正華髮，寶劍依舊亮，熱血洗沙場，江山歸故鄉”。唐朝是嚮往唐朝的，但我們的時代卻是宋朝的，是內斂的、收縮的，宋朝歸於小玩意兒，而我們歸於官能和人性，所以對唐朝的繁盛和孤獨，我們無論再怎麼嚮往，最後也只能相望相忘，因為唐朝去不再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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