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來沒有哪個稅種，像房地產稅這般牽動社會的神經。
2018年4月11日，財政部副部長程麗華在博鰲亞洲論壇上指出，將進一步優化稅制結構，既立足當前，又著眼長遠，兼顧稅收調控和籌集財政收入功能，逐步優化稅制結構，深入推進增值稅改革，構建更加公平簡潔的稅收制度，推進房地產稅立法和實施，建立綜合與分類相結合的個人所得稅制度。
自2018年3月以來，這已是房地產稅被官方第六次正式提及，相比往年的原則性表述，2018年關於房地產稅的說法愈發具體。
據悉，目前房地產稅法草案已有大體框架，正向各地徵求意見。
自2011年在上海、重慶兩市啟動試點開徵房產稅，至今已近八年。2019年第一天（1月1日），重慶就打響了房產稅政策調整的第一槍，重慶住房和城鄉建設委員會發布公告稱， 2019年主城區個人新購高檔住房是指成交價格達到17630元/平方米及以上的住房。
但是，總還是有不少人不死心，認為不可能在全國範圍內徵收房產稅。
關於房產稅的問題，如果你僅僅站在房地產市場，或者房價走勢來觀察或分析，無論立意和邏輯多麼崇高或嚴謹，都是非常片面的，因為房產稅是中國經濟管理方式需要轉變的產物，而不是單一目的下的一個行業調節工具。
近三十年來，中國解決大部分問題的思路實際上歸結為一個點，就是在經濟增長（發展）中解決問題。也就是說，在財富創造中解決問題，雖然貧富差距在拉大，但貧困人口逐年減少，總體來說大家還都是挺滿意的，無非是你賺得多，他賺得少的問題，心裡不平衡是有的，但還不至於承受不了。
可是問題在於，無論任何經濟體，其增長都是有極限和邊界的，中國經濟完全可以繼續增長，但要獲得這種增長，需要的條件和成本，跟過去幾十年不可同日而語。
那如果無法在短時間內創出持續高增長的條件，解決問題的思路就要改變。尤其是當中國的勞動力優勢逐漸消失，中國需要依靠基礎設施建設優勢，以及社會管理水平優勢，來吸引國際資本和參與國際競爭的時候，對政府管理能力和民眾素質的真正考驗才剛剛開始。
以前很多人抱怨，為什麼政府的很多政策是一刀切，其實道理很簡單，就是一刀切完全可以解決問題。但未來面臨的問題是，一刀切根本解決不了問題，社會不得不進入到精細化管理階段。
給大家講個例子，比如這次個人所得稅的抵扣問題，可能很多人算不明白，原因很簡單，政府已經在規避那種一刀切的管理模式，開始進入到精細化管理，也就是每一項政策的實施，需要考慮到方方面面，考慮到對各種對象的不同實施方式。現在大部分人都在算自己到底能抵扣多少，而不是爭吵5000元的起徵點合不合理的問題。這是一個用精細化管理解決突出問題的最典型辦法。
除了進入到精細化管理，另一個轉變就是從完全傾向於創造財富的管理，開始逐漸意識到到財富分配對社會管理的重要性。但如果要考慮財富分配的問題，首先要研究一個重要的現實問題，幾十年來，中國市場所創造出來的財富到底沉澱到哪裡去了？毫無疑問，幾乎70%以上的財富，都沉澱在了房地產領域。
所以，如果中國的管理模式，要開始向精細化管理，以及注重財富分配的總邏輯轉變，未來大部分政策，都將會基於房地產來展開，房地產依然會成為經濟問題的焦點所在。
那麼中國式房地產存在著什麼樣的歷史背景呢？
首先，我們來看一個數據。最近的數據顯示，2017年全國公共預算收入約為17.3萬億，同比去年上漲了7.4%，而2017年全國土地出讓收入約為5.2萬億，同比去年增長了40.7%，土地出讓收入佔公共預算收入超過30%，如果從地方財政來看，大部分地方土地收入佔到地方收入的50%，個別城市的土地出讓金佔財政收入達到100%。
其次，國內居民消費信貸佔總的全國信貸之比為 20%，其中有將近 75%是住房貸款，除去房貸和車貸後居民消費信貸佔比僅 5%，遠低於國外成熟市場平均 30%的比例。據《2017中國城鎮住房空置分析》，從住房貸款餘額來看，2017年空置住房佔用的貸款餘額顯著上升，有空置住房的家庭未償抵押貸款佔抵押貸款總額的47.1%，預計規模為10.3萬億元。
第三，據《2017中國城鎮住房空置分析》報告顯示，我國家庭住房自有率(居住在自有住房的家庭佔全體家庭的比例)也在逐漸上升，2017年為85.0%，位於全球前列。城鎮家庭多套房住房擁有率為22.1%，相較於2013年和2015年均有所上升。自2011年以來，我國城鎮住房空置率呈上升趨勢，由2011年的18.4%上升為2017年的21.4%，城鎮空置住房數量增加到6500萬套。與國際相比，我國住房空置率仍處較高水平。
我們詳細來解讀一下。
基於以上三大背景，假設中國大部分地方政府，還要依靠賣地來過日子，那麼就會產生兩個重要的後果，一個就是信貸必須繼續向房地產傾斜，否則開發商買不起地；另一個是，房價必須要持續上漲，否則開發商沒有動力去買地。而這兩個後果，會導致政府管理的巨大難題，如果信貸繼續傾向於房地產，消費貸將持續被房貸擠壓，中國想調整經濟發展方式，優化GDP結構可能就是一廂情願，中國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風險將急劇放大，這直接影響到我們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也是基於以上三大背景，我們可以清楚的看到，在中國，已經不存在房子的絕對稀缺，房屋擁有率已經走在全球前列，目前存在的稀缺，僅僅是結構性稀缺，也就是人口聚集，城鎮化速度快的地方，還有一定的稀缺性存在，而大部分城市所謂的需求，已經不是居住需求，而是投資需求，因為空置住房的家庭未償抵押貸款佔抵押貸款總額的47.1%，預計規模為10.3萬億元，也就是說，有接近一半的貸款買來的房子，沒有人住。從這個數據還可以看到，為了炒房，目前中國全部8億城鎮人口，平均每人揹負了至少1.3萬元的信貸。
站在整個國家產業政策的角度，要想讓地方政府持續的發展，財政資源不可或缺，但需要持續性的財政資源，而不是賣地之後的坐吃山空。況且，在當前“房住不炒”的大背景下，賣地的溢價和持續性都存疑，如果無法找到可循環、可持續的財政來源，優化財富分配的邏輯就是一句空話。
所以持有環節的房產稅一定會來，但房產稅也將是一個精細化的管理稅種，而非一刀切模式。
很多人可能會問，不管怎麼樣，收房產稅都挺難的，我們費了這麼大力氣來推出房產稅，到底目的是什麼，還有沒有其他方式能夠代替房產稅來實現這個目的？
開徵房產稅當然不容易，但是跟不徵房產稅的其他選擇相比，徵收房產稅是相對來說最容易的事情。為什麼？
因為徵收房產稅的目的是為了擺脫土地財政，從房產保有稅中獲得讓地方政府活下去的源源不斷的“差餉”，如果不開徵房產稅，那麼就要進行徹底的結構性改革、產業升級和體制創新才能實現這個目的，而這些改革中的任何一件都比收稅要難得多，所以，開徵房產稅是必然的選擇。
目前，房產稅立法已經正式寫入人大五年規劃，要強調的是，寫入人大五年規劃並不是把十九大制定的時間表又推遲了，五年後才能出來，而是必須在這五年內出來。
我們知道看一個政策的出臺要看它的底層邏輯，而加快推出房產稅的底層邏輯是：打破賣地財政和房價飛漲帶來的資產泡沫風險。
2018年中宣佈不動產登記信息管理基礎平臺已經實現聯網。在收繳細則方面，重慶和上海作為第一批兩個城市試點，已經8年之久了。據瞭解，還有幾個城市已經在按新房產稅的精神開始進行測試。所以，剩下的問題就是把程序走完，
在中國，當一項改革被認為要加快的時候，其進度往往會快得驚人。房地產稅肯定是一次居民財富的再分配，是未來兩年內最大的一件事，它將影響千千萬萬房產持有者的實際利益，而且還不是小數，大家都應該關注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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