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朝是我國曆史上第一個大一統王朝，結束了春秋戰國五百年諸侯分裂的局面，基本奠定了中國大一統王朝的統治基礎，其開創的各種政治、經濟制度對我國後世產生了深遠影響。自秦以後，我國兩千多年的封建制度基本都延續秦朝的各項制度，這主要體現在秦朝的四大貢獻上。
NO1、建立起中國第一個大一統王朝
“大一統”一詞始見於《公羊傳．隱公元年》“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大一統”不同於“大統一”，“大統一”是單純的地域統一，而“大一統”不僅是指地域統一，更多的是經濟、軍事和思想文化高度集中、政治制度整齊劃一的龐大的中央集權帝國。秦國統一六國，經過一系列的政治制度、軍事制度以及經濟文化等方面的改革，尤其是廢除分封制及建立郡縣制，使秦國成為我國第一個大一統王朝。
NO2、統一文字
秦國統一中國後，採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以鞏固自己的統治，其中就包括“書同文”。春秋戰國時期，各大諸侯國使用的文字書寫方式各不相同，極大的阻礙了各地經濟文化的交流，更影響中央法令政策的通行。秦統一六國後，秦始皇便令李斯對文字進行整理，從而在秦國文字的基礎上，創造出一種形體勻圓齊整、筆畫簡略的新文字，稱為“秦篆”，又稱“小篆”，從而實現了文字的統一，從而加強了各地交流，有利於中國歷史文化的傳承，在思想和文化上維護了中國的統一。
NO3、統一貨幣和度量衡
春秋戰國時期，各大諸侯國貨幣和度量衡都不統一，對各個地區經濟交流帶來了極大的阻礙，同時也不利於中央政府徵賦稅。秦朝建立後，秦始皇用商鞅時制定的度量衡標準器，統一了全國的度量衡，同時以秦幣為基礎加以改進，使秦半兩（方孔錢）成為全國統一貨幣，結束了春秋戰國時期貨幣形狀各異、重量懸殊的雜亂狀態。秦半兩的出現標誌著我國古代貨幣初步成熟，並影響了周圍國家，具有非凡的歷史意義。秦統一貨幣和度量衡對後世產生了深遠影響，實現了車同軌，奠定了中國兩千多年封建時代貨幣和度量衡的基礎，極大的促進了經濟和社會的發展，有利於中央集權和消除地方割據。
NO4、北擊匈奴、征服百越，極大的開拓了疆域
匈奴人廣泛分佈在蒙古草原上，戰國末期以來逐步強盛並經常南侵。為解除匈奴威脅，秦統一六國後，秦始皇派蒙恬率軍三十萬抗擊匈奴，公元前215年收復了河套南北的廣大地區，並在這個地區設置了34個縣，重設九原郡，並遷移人口進行開發。同時，為抵禦匈奴的進攻，在燕趙秦長城基礎上，修築了萬里長城，對抵禦匈奴進攻，保障中原生產和安定，起了重要作用。
越人廣泛分佈在華東、華南地區，部族眾多，史稱“百越”。秦滅楚後（前223年），王翦率秦軍繼續南進，征服了今浙江一帶的越人，設置會稽郡。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年），秦始皇派尉屠睢發卒五十萬，分為五軍，進攻百越，征服閩越，以其地置閩中郡（今福建福州）。征服南越和西甌，設立南海郡，象郡和桂林郡。為了解決秦軍糧餉運輸問題，在湘水、灕水間開鑿靈渠，溝通了長江和珠江兩大水系的交通，同時徵發五十萬人戍邊，極大的促進了珠江流域的開發，加速了民族融合。
NO5、稱帝 創立立郡縣制 為後世制度打下了基礎
秦所創設的皇帝制度，把最崇高的名號、最顯赫的地位、最根本的權力集中到君主一人身上，標誌著君主專制制度的確立。它通過朝議和文書、輿服、後宮、陵寢等相關規定，把“君尊臣卑”的政治倫理制度化，樹立了皇權的絕對統治秩序。
全面推行郡縣制，意義同樣重大。公元前221年，圍繞著如何有效地統治廣土眾民，在秦廷之上爆發過一場不同觀點的爭論。秦始皇採納了廷尉李斯的建議，在全國範圍內普遍推行郡縣制。郡縣作為中央政府轄屬的地方行政機構，各級長官的任免、考核、獎懲之權，悉操於中央政府和皇帝之手。與此前的分封制相比較，郡縣制使中央集權制的特點得以充分展示。
自上而下的專制官僚體制，取代了此前的貴族等級制。中央有以丞相為首的政治中樞機構。丞相是協助皇帝處理日常政務的行政首腦。太尉一職，據《漢書·百官公卿表》所述，是秦官，為武官之長，地位與丞相對等；而據學者多年來的研究，太尉不見於秦國與秦朝的歷史記載，或是當時根本沒有這一職官，或是虛而不設。御史大夫一職，在秦及西漢的地位十分顯赫。既掌握監察百官的實權，又負責為皇帝起草和傳達詔書；既是丞相的輔貳和遞補者，又對丞相有監視和牽制之實——由此可見是為皇帝的耳目親信之臣。另有習慣上所稱的“九卿”，分管中央政府的具體政務。在地方上，不僅郡縣各自設官分理行政、軍事、監察諸事，還在縣級以下的基層單位，設立了負責行政管理的鄉一里機構，以及負責治安管理的“亭”、負責教化的“三老"，使當地有威望、有實力的“長者”充任。從而建立起由上到下的官僚統治體系。
此外，秦所設立和完善的法律制度、軍事制度、戶籍與土地管理制度，以及重農抑商政策、思想統治政策，都對此後直到清朝末年的歷史產生過巨大的社會影響。所以清末的變法志士譚嗣同才會有“兩千年之政，秦政也”之言。
結語：秦朝以“酷暴"的形象定位於青史，分外引人注目。，這固然是由它的歷史內涵所決定，不可否認的是與漢代的批判性政論也有相當關係。比起這種定論是否完全符合歷史原貌的質疑更為重要的是，秦始皇和秦王朝，作為“暴君”、“暴政”的歷史實例和反面教材，不斷地被人援引，勸告不同時期的當政眷，如果自恃掌握國家權力而以繁役酷法暴虐百姓、殘民以逞，就會重蹈亡秦覆轍，在民眾的反抗中土崩瓦解；政權易手。這種勸告，比任何理論說教都有效。後世在專制體制之下出現的“開明”政局，往往與夏桀、商紂、秦始皇、隋煬帝等“暴君”所提供的歷史鑑戒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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