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系贾康先生2019年1月6日在中国投资50人论坛上的发言）
2018年过后看2019年，以及2020年以后，我们面临巨大的不确定性。中美贸易摩擦升级，人家主动我们被动，许多因素我们无法左右。那么，我们自己的确定性在哪里？这是认识的关键。中央说的逆周期调节，实际上讲的就是形势上有压力，外部压力跟内部“矛盾凸显”交织，形成制约情况之下，较大的可能性是走向低迷状态，必须对这个势态予以对冲。基于中国确有自己的市场潜力、回旋余地、成长性与韧性等等，我们当然必须加力扩大内需，处理得好的话，2019年和2020年还是很有希望把增长速度托在6%以上——这是全面小康的保证速度，有政治意义，努力中也是完全可以来争取实现的。
2020年全面小康以后的中长期考验，是能不能按照三中全会的要求，使全面改革取得决定性成果，形成后劲，支撑我们去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在这方面，不确定性一浪接一浪来，总书记讲话提到“可能的惊涛骇浪”，也是不确定性的可能冲击和风险。现在于能够把握的确定性方面，我们要把投资潜力用足，这是必然选择，关键是形成有效投资，那么相关机制靠什么？当然就得靠配套改革。不是原来驾轻就熟的由主要决策人物拍脑袋、大家按照领导意图或眼色做投资项目那种决策机制，现在创新的PPP，只要按照规范方式推进，一定比过去的投资机制要好——因为整个过程强调阳光化，原来的可研，现在只是最开始垫底的部分，可研以后要过物有所值评价、财政承受能力论证，有那么多人监督，最后政府、企业在专业机构支持之下，自愿签字，按照协议来实施建设，一做好几十年的公共工程、基础设施、产业园区建设和运营、连片开发，等等。固安是一座城市几十平方公里，到汕头案例，是168平方公里、半个世纪以上时间段的连片开发，这些会源源不断地释放我们国内推进现代化过程当中的发展潜力，而这种投资的整个决策、约束、监督、绩效方面的相关机制，是前所未有的进步，不仅是融资模式创新，而且是管理模式创新、治理模式创新。中国这种机会其实俯拾皆是。现在应借着不期而至的这种压力，把确定性方面的事情做好，把机会充分发掘出来。
举个例子：北京公交体系建设有代表性。和北京类似，中国一百多万人口规模以上的一百多个城市，总体来说除了极少数例外，都必须考虑尽快建设四通八达、密度足够的轨道交通网，天文数字的资源要砸到地底下去。北京这个事情上值得总结的教训较多，地铁从战备需要开始，起了个大早，很遗憾后来却赶了一个晚集。
现在从社会矛盾凸显来看，最简单的直观现象是：老百姓“美好生活追求”在北京涉及想买机动车，现在听说快3000：1的摇号中签率，这还是正常社会吗？对纽约、东京查了一下，机动车拥有率都比北京高，却为什么不采取北京这种措施？是因为它们已是由公交体系的有效供给支撑起来基本运转的状态。总体的布局已经是大量的上班族住在郊区，四通八达的公交节点上，上班族的机动车开到周边节点上政府规划的平价停车场，然后进入轨道交通系统，安全、准时、少污染、少烦恼到达目的地。买机动车，主要是为应急和到了节假日、周末往外开享受生活，这是人家现代化社会的公交体系所带来的社会和谐作用、美好生活支撑作用，我们就得学这个。正好现在有了机会。“适当充裕的流动性”干什么呢？要适应有效投资的选择。只要配上好的机制，配上PPP（比如北京地铁4号线、16号线都是PPP），资金链不会断的话，这就是新形势逼出来的扩大内需、优化结构、增强后劲的好机制。把这个事情处理好，中国其他城市，可以尽量避免走北京社会代价很大的公交建设弯路。
还有相联系的另一个例子：与轨道交通网匹配的，必须有机动车的停车位。现在有关部门说，全国现缺五千万个停车位，数字不会很精确，但大体上差不多，北京差近三百万个，深圳差近两百万个，那么全国几千万个停车位需要建设，静态算账，一个车位10万元投资，合在一起多大规模？比“4万亿”规模还大，是5万亿的投资需求。千头万绪中这么一个“小事”，就会带动至少5万亿投资。这事该不该做？未来十几年、二十年内肯定应该做，早做早主动一些，社会矛盾少一些。北京公安局前面必须搞立体停车位，解决自己的干警停车问题；到平安大道，两边什么都规划了，就是没有规划停车位，所以沿街店铺的人气总上不来，现在就必须搞立体停车位。一个立体停车位就不是十万元的事了，但是这种事情完全可以调动我们的供给潜力来做。江浙那边的企业已经开发出来：一个车位往上五层，往下五层，整个是十层，原来的一个车位现可停十辆车，最高、最低的车调到路面上可在50秒之内，这是适应社会需要的有效供给，又完全可对接PPP，解决资金投入问题。这种创新发展空间应该充分应用。机制创新非常重要，能保证有效性，当然规范发展也非常重要。有人说PPP像是要叫停，其实不可能叫停，就是稳一稳，引导鼓励继续规范发展，无非就是阳光化、法治化、专业化、从而规范化。这些因素加在一起，我们推进中国经济从开始时切入的投资及其法治化，实际上还会带出公众知情、公众参与，民主化。这些事情由短期而中长期去对接，非常值得大家进一步探讨，而且给有关决策部门提供一些积极意见。只要用好中国巨大潜力里的有效投资空间，那么有效投资带出来的一定是预期得到改善、以活力和增收支撑消费潜力释放。这是寻求稳定大局、扩大内需中，我们应该考虑好的一个非常重大的要领。
贾 康 介 绍
第十一届、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政协经济委员会委员，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博导，中国财政学会顾问，中国财政学会PPP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国家发改委PPP专家库专家委员会成员，北京市等多地人民政府咨询委员，北京大学等多家高校特聘教授。1995年享受政府特殊津贴。1997年被评为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高层次学术带头人。曾受多位中央领导同志之邀座谈经济工作（被媒体称之为“中南海问策”）。担任2010年1月8日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财税体制改革”专题讲解人之一。孙冶方经济学奖、黄达—蒙代尔经济学奖和中国软科学大奖获得者。国家“十一五”、“十二五”和“十三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曾长期担任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1988年曾入选亨氏基金项目，到美国匹兹堡大学做访问学者一年。2013年，主编《新供给：经济学理论的中国创新》，发起成立“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和“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任首任院长、首任秘书长），2015年-2016年与苏京春合著出版《新供给经济学》专著、《供给侧改革：新供给简明读本》、以及《中国的坎：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获评中国图书评论学会和央视的“2016年度中国好书”），2016年出版的《供给侧改革十讲》被中组部、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和国家图书馆评为全国精品教材。2017年领衔出版《中国住房制度与房地产税改革》、《新供给：创新发展，攻坚突破》、《构建现代治理基础：中国财税体制改革40年》等。根据《中国社会科学评估》公布的2006～2015年我国哲学社会科学6268种学术期刊700余万篇文献的大数据统计分析，贾康先生的发文量（398篇），总被引频次（4231次）和总下载频次（204115次）均列第一位，综合指数3429，遥居第一，是经济学核心作者中的代表性学者。
閱讀更多 賈康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