遙想四十年前，恢復高考後77、78、79級那最初的三屆大學生，足可以稱得上中國八十年代初期的一代天之驕子。他們如今大部分已成為我國各行業中的翹楚精英。那段特殊時期得之不易的高考經歷，不僅改變了他們自己的人生，更讓我們深切的感受到如今中國發展崛起的深層原因，而新東方教育集團創始人，現任新東方教育集團董事長、洪泰基金聯合創始人、中國青年企業家協會副會長、中華全國青年聯合會委員，中國民主同盟第十二屆中央委員會常委、委員的俞敏洪，也是當年其中的普通一員。
俞敏洪
我的三次高考
1977 年我記得特別清楚，中國剛從“文化大革命”中走出來，第一年的高考是省一級的考試，沒有全國統考。那一年我高一，印象非常深刻。在這之前，我其實就有了上大學的願望，但我知道必須是工農兵學員，需要在農村拼命幹農活，把農活幹好了，受到大隊和公社的推薦，才能去上大學。
我已經做了一顆紅心幹農活的準備。但1977 年，鄧小平在一次教育會議上鄭重宣佈，恢復高考。也就是說，以知識選拔人才，你能不能上大學取決你自己。一夜之間，農村高中就轉變了風向，我們的班主任和校長要求我們從那天起認真學習，迎接1978 年的高考。當年的高中只有兩年，高二畢業就參加高考。所以從1977 年開始，我對高考就有著深刻、切身的體會。我一共參加了三次高考。1978 年第一次參加全國高考統考，1979 年第二次，1980 年又考第三次，最後才考上北京大學。
我高一下半學期才進入高中。當時，其他同學已經上了兩個學期。我的功課明顯跟不上，但高考就要來臨了。1977 年的高考是各省命題，是個過渡，而1978 年的高考是全國統一進行的，讓人很有壓力。
我的班主任是從南京翻譯局下放到中學的，英語特別好。他在課堂上對我們說，也許你們一個都考不上大學，但是還是要努力爭取，因為一旦考上，個人的生活就會發生很大變化。即使沒考上，在地裡幹活累了，拿著鋤頭看看天上的雲，還可以想想“我曾考過大學”。經老師這麼一鼓動，我和全班同學——一幫連汽車都沒見過的農村孩子，都報名參加了高考。
電影《中國合夥人》以俞敏洪為原型的角色成冬青
當時的高考分文科、理科、外語三門，我選的是外語專業（包括語文、歷史、政治、地理）。複習了10 個月，我參加了1978 年高考。當時的錄取分數非常低，我報考的常熟師專外語錄取線是38 分，我的英語分數卻只有33 分，別的幾門也不理想。最終，全班只有一個學文科的人被錄取。
高考失利之後，我也沒特別失望，家裡人也沒有給我壓力，反正在農村幹活唄。我在家裡開拖拉機、插秧、割稻子，後來又去大隊初中當了代課老師。
我一邊代課一邊自學，準備再參加一次高考。白天上課、打籃球，晚上就在煤油燈下複習。語文、歷史、地理我本來就喜歡，政治可以背，難攻的還是外語。當時幾位老師都很支持我，幫我做了不少該我做的事。
這樣複習了大概八個月，我又進了考場。這一年，總分過了錄取分數線，但英語仍然不理想，只考了55 分。而常熟師專的錄取線變成了60 分，結果再次落榜。這時，請假的老師回來了，不需要代課了，我無奈回到了農村。
兩度失利後，我沒有太多念頭考第三次了。我母親說，老虎啊，你考不上也沒什麼，現在日子比以前也好過了些，將來攢點錢蓋房娶個媳婦就行了。就這樣，我又幹起農活。有一天，高中的一位英語老師告訴我，江陰教育局準備辦個專門針對外語高考的輔導班。我母親四處打聽，證實了這個消息，讓我去報名。
這次複習是全脫產。我和二十多個同學住在一個連廁所都沒有的大房間裡。老師指定我當副班長，這對我是很大的促進，既然是班副，學習就要好，我帶領大家一起拼命，早上帶頭起來晨讀，和大家一起背單詞、背課文、做題、討論，晚上10 點半熄燈後，大家也不休息，全都打著手電筒在被窩裡記單詞。
到1980 年春節的時候，我的成績還在倒數第十。當年的寒假只放了一個禮拜，我一天沒休息，整天背課文，四五十篇課文被我背得滾瓜爛熟，到1980 年3 月第二學期的時候，成績一下變成全班第一。
1980 年高考，英語考試時間是兩個小時，我僅用了40 分鐘就交了卷。英語老師大怒，迎面抽了我一耳光，說今年就你一人有希望上北大，結果你自己給毀了。
分數出來後，我的英語95 分（總分387 分）。當年，北大錄取分數線是380 分。填志願的時候，老師對我說，如果你想上北大，語文一定要及格，不然北大不會要你，但我的語文才58 分。不敢報北大，還是老師幫我填的志願。
8 月底，我的同學幾乎都拿到了錄取通知書，我卻什麼也沒有。按說，北大應該第一個發錄取通知的。老師就說，俞敏洪大概沒戲了。我聽了特別特別難受。有一天我和媽媽在地裡種菜，大隊的人說縣裡有電話來，急忙跑過去，縣教育局長對我說你的通知下來了。我忙問是哪個學校，他故意說不知道。我拿到通知書一看是北京大學，樂瘋了，和兩個同學一起，像范進中舉一樣跑到馬路中間又蹦又跳，馬路上的大卡車都停下來了。這時，離北大報到只有一個星期了。母親說，以後老虎到了北京就回不來了，儘管沒老婆，這次把未來結婚的酒席一起請了，把家裡的豬、羊、雞全都殺了，招待全村人吃了好幾天。
高考是走出農村的唯一路徑
像我這樣考了三年的人，原則上會對高考非常仇恨，但實際上我非常熱愛高考，因為當年的高考是我走出農村、走向世界的唯一路徑。這條路徑很窄，像過獨木橋一樣，因為每年幾百萬人只有十幾萬人能夠被大學錄取。但我知道，一旦被大學錄取，我就從此改變了面朝黃土背朝天的農村生活，從此可以在自己所喜歡的知識世界和外部世界中去遨遊。
從1977 年恢復高考，到我1978 年開始參加高考，到現在過去了40 年。中國的高考形式從省考到全國統考，又從全國統考逐步走向了地方高考為主。但不管怎樣，高考的形式基本沒有改變，還是以各種學科為主的考試。
可以說，40 年的高考為中國孩子走進知識殿堂、走向新世界提供了非常多的機會。這裡麵包括了城市孩子的機會和農村孩子的機會。如果沒有高考的話，到目前為止，幾百萬從農村走出來、走向城市的孩子，包括像我這樣的人完全是沒有希望的，所以整體來說我對高考持肯定的態度。
近幾年關於高考的非議多了，最重要的一個原因：大家覺得高考已經不再是一個公平化的考試了。其實這裡面有一個誤解，我認為高考實際上依然是一個公平化的考試，因為在一個省之內，或者在全國範圍之內，整體上高考還是有標準的。之所以大家覺得不公平了，是因為發現農村孩子考上優質大學的機會越來越少，甚至農村孩子進入大學的機會也越來越少，這裡面的原因是不是跟高考相關呢？我認為跟高考只是間接關係，比如說高考中間出的一些題目，在農村上學的高中生可能就不太容易理解。比如說大數據、人工智能，對於城市孩子來說，是非常熟悉的話題，但對於農村孩子來說，就是不那麼熟悉的話題了。
大家之所以覺得高考不公平了，最主要的原因來自於高考前的教育。我們可以發現隨著中國社會結構的分化，農村孩子和城市平民孩子，接受優質教育的機會變少了。
舉個簡單的例子，比如在農村，如果是幹部的孩子，從鄉鎮一級開始，從小就在當地最好的幼兒園、最好的小學以及最好的中學接受教育。不管他們的孩子本身資質怎樣，他們進入最好的學校是一定的。但普通老百姓的孩子就沒那麼幸運，他們只能在當地一般的小學、中學上學，除非成績特別優異，才能在初中、高中進入城市裡最好的中學學習。
這也就意味著，成績一般的或者成績夠不上名牌高中的農村孩子，他們就只能待在普通高中，接受普高教育，進入中國優質大學的機會越來越少。高考的差距實際上是從幼兒園開始的教育資源分配不均所導致的，並不是高考本身不公平。
當然高考本身也有一些問題，這跟中國的教育體制有關，教育體制比較僵化：讓學生按照知識結構不斷學習，不斷背誦，不斷考試，最後給出標準答案，才能夠上大學。隨著時代的發展，高考其實沒有跟上時代，有點像中國古代的科舉考試。古代科舉從唐代開始進行選拔人才，對促進中國社會進步的意義是巨大的，因為普通的老百姓通過努力學習最後就能當官，變成中國社會發展的中堅力量。但隨著科舉考試的範圍越來越窄，思想越來越僵化，越來越符合官僚體制的利益，尤其是當中國跟西方有了交往交流以後，科舉考試還在考四書五經，而沒有把科學納入到考試中，這樣就有了問題，考試徹底脫離了時代。
現在我們的高考，儘管沒有像科舉考試脫離時代那麼嚴重，但也可以看到它脫離時代的特徵非常明顯。我們依然在考幾十年不變的各種基礎知識，對於現代知識的更新、迭代，科技創新方面關注非常少。老師的教課，也依然用著黑板、學生和家庭作業之間這樣的教學形式，對於現代世界的發展、融合，世界政治體制的變遷變革、思想觀念的變革關注很少。
（原文選自俞敏洪《高考40年依然公平》，刊載於人民出版社新書《那三屆》）
書名：《那三屆》
書號：ISBN 978-7-01-019596-4
定價：49.80元
出版日期：2018.10
讀者對象： 中青年讀者、知識分子群體
內容簡介:本書為77、78、79級大學畢業生中傑出代表的文章彙編。文章作者均為具有高知名度和影響力的各界精英，如北京大學教授陳平原、新東方教育集團董事長俞敏洪、中房集團理事長孟曉蘇、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原院長錢穎一等。這些“那三屆”的優秀代表在文中回憶自己的高考往事、回首親身參與的四十年中國改革開放的變遷，總結人生髮展的經驗和體會，前瞻中國在全球化時代的路徑與方向，為新時代貢獻自己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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