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 30 年，商品、资本、想法和人力在国与国之间大规模、持续性的流动，推动了全球化的重要进程。
这个过程始于 1945 年，二战结束，全球新秩序重新建立，商品与资本的跨境贸易逐步恢复。上世纪 90 年代，随着中国经济复苏、印度与俄罗斯开放以及欧洲形成统一市场，全球化进入高速发展阶段。集装箱运输使得货运成本下降；美国签署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世贸组织成立，促成了全球关税减免。
1990 年至 2018 年，全球贸易占 GDP 的比重从 39% 升至 58%，全球资产及债务总额从 GDP 的 128% 升至 401%，移民人口占总人口比例也从 2.9% 增至 3.3%。
但这个进程正在放缓。2015 年，荷兰未来学家、作家和演说家 Adjiedj Bakas 引入“Slowbalisation”一词，用以形容全球化的性质和节奏如何发生变化，各类政策的出台如何放慢了全球经济融合的速度。
在 1 月 24 日发表的封面文章中，《经济学人》围绕这个话题探讨了如下问题：全球化从何时开始放缓？背后是什么原因？这一轮放缓有什么特点？如何应对？
何时放缓？为什么？
《经济学人》综合 IMF、彭博社以及麦肯锡等机构的数据，对比了衡量全球融合程度的 12 项指标，包括：商品与服务贸易占 GDP 比重、中间品进口占 GDP 比重、跨国公司利润占所有上市公司利润比重、外商直接投资占 GDP 比重、跨境银行债务占 GDP 比重、总资本流动占 GDP 比重等。
他们发现 12 项指标中，有 8 项呈现下滑或停滞趋势，其中 7 项均发生在 2008 年左右。比如全球贸易占 GDP 比重从 2008 年的 61% 下降至如今的 58%。跨国公司利润占全球上市公司利润比重从 33% 下降至 31%。外商直接投资占全球 GDP 比重从 2007 年的 3.5% 降至 1.3%。
这种变化是多重原因导致的。首先，关税和交通等成本 10 年前就已经停止下滑了，而跨国交易的回报率却不比以往，已经从 2005 - 2007 年的 10% 下降至 2017 年的 6%。其次，服务在全球经济活动中的占比越来越高，但它的贸易难度却高于实体货物。此外，新兴市场的目光也从海外转向了国内——中国工厂原本为出口服务，如今已经可以自给自足。
《经济学人》指出，如果没有贸易战，全球化将会进入一段时间的饱和期。但随着金融危机影响消退、亚洲金融机构触及更多海外市场，银行债务等资金流动将会回暖。
然而特朗普政府的一系列关税政策改变了一切。美国关税收入占进口总额的比重已从 2015 年的 1.3% 升至 2018 年 10 月的 2.7%。如果中美双方无法达成共识，这个比重在 4 月还将升至 3.4%。上一次美国关税收入达到如此高比重还是 1978 年。
此外，美国国会还在 2017 年底通过了一项税务法案，鼓励公司将海外的现金转移回国内。迄今已转回 6500 亿美元。以美元为基础的支付体系原本是全球商业的基石，如今也成为了一种武器。华为和中兴等中国公司都受到了影响。
如何应对风险
大部分跨国公司在 2018 年都坚持向投资者表示贸易战不会带来什么影响。但《经济学人》梳理了 2018 年下半年 80 家美国公司在投资者会议上给出的预期，发现受到影响的总利润达到 60 亿美元。这些公司原本表示新增成本可以转移到顾客身上，或者称其本地供应链可自给自足。但过去 8 周，联邦快递、苹果、三星均主动表示了担忧。
一些公司计划将库存转移到美国。受此影响，2018 年下半年，从上海运送集装箱到洛杉矶的费用猛增。东南亚也成为一个理想的选择。香港公司 Kerry Logistics 以及花旗银行都观察到那里的贸易活动正变得更加活跃。
不过，《经济学人》也指出，这在短期内难以完成。越南两个主要港口海防港和胡志明港的容量总共只有上海的三分之一。而像苹果这样供应链依赖中国的公司，2019 年已经和 30 多家供应商签署了 420 亿美元的合同。
一些政治敏感领域的商业活跃度已经明显下滑。中国跨国公司对欧美市场的投资额在 2018 年下降了 73%，全球外商直接投资下滑了 20%。如果这个趋势持续下去，出口占全球 GDP 比重将在十年内从 28% 下降至 23%，这等同于上一次全球化危机（1929 至 1946 年）出口占比下滑幅度的三分之一。
把目光从实物贸易转向服务贸易也许是个不错的方法。按照 IMF 的说法，2004 至 2014 年，新兴经济体超过 40% 的生产力增长来自知识流动。尽管过去 10 年服务贸易占 GDP 比重一直维持在 6-7%，但经济学家 Richard Baldwin 认为该领域未来将发生变革。
关于服务贸易，需要注意的几点
然而服务贸易的经济规模可能并没有想象中那么诱人。尽管 Facebook 的海外用户人数在 2017 年就达到了 10 亿人，但其海外销售额和一个中型美国饼干制造商 Mondelez 差不多。
技术类服务也尤其容易受到政治因素及贸易保护主义的影响，涉及的敏感话题包括虚假新闻、避税、失业、隐私问题和间谍活动等。成规模的企业在这方面更容易被排斥。
更值得注意的一个变化是，由于供应链缩短及地缘政治环境的影响，跨境贸易正在变得更地域化。
10 年前，流入亚洲国家的外商直接投资中有三分之一都来自亚洲以外的地区，如今这个比例缩小了一半。过去 10 年，欧洲有 60% 的外商直接投资都来自区域内部。
此外，贸易及投资对应的法律和外交框架也正变得更为本土，比如《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USMCA）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诞生。
《经济学人》最后指出，区域体系的建立可能会带来三大风险：新贸易区域国与国之间的政治信赖度；尝试脱离美元体系所带来的金融风险；以及，部分国家或公司可能会夹在不同区域间，或被忽略，比如非洲和南美。
题图来自 thetimesinplainenglish.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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