嚴耕望先生
嚴耕望（1916-1996），著名歷史學家，國學大師錢穆最欣賞的弟子。他早年對中古政治制度史的研究，集傳統考證史學與現代社會科學之大成。晚年“澹泊自甘，寂寞自守”，以一人之力完成在西方和日本漢學界都要出自集體撰作的煌煌巨編《唐代交通圖考》，被譽為二十世紀“中國史學界的樸實楷模”。本文就嚴先生晚年生活的一些剪影，追慕一代大師“研究是其生命，學問化為人品”的光輝境界。
未竟的事業
《唐代交通圖考》
1996年10月，嚴耕望因突發腦溢血在臺北病逝，他生前的好友華裔經濟學家邢慕寰輓詩一首，中有句雲“半生心血知何在，唐代交通斷稿中”。的確，嚴耕望的晚年歲月正是和《唐代交通圖考》這部兩百萬字的未竟稿緊緊聯繫在一起的。直到逝世前一星期，還在為該書第六卷的殺青做著最後的努力，可謂生命不息筆耕不輟！據嚴先生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回憶，從1947年動手搜錄材料到1984年第五卷增改完畢，他為這部書傾注了三十七年的心力，加上生前最後的十二年，幾乎是半個世紀的勞作。期間，參閱傳統文獻、考古資料及中外論著600餘種，抄錄卡片資料積十萬件。嚴耕望曾對學生講，其地方行政制度史方面的著作只要肯花時間，肯用心思，肯用笨辦法，不取巧，不貪快，任何中人之資的研究生五六年或六七年之內都寫得出來，至於《唐代交通圖考》則為其畢生功力之所萃，考證之曲折，難度之高，放眼當代學者，有此功力而又肯為此細密煩瑣之研究者，僅陳垣先生一人而已。懷著這樣一種使命感，嚴耕望毅然擱置了材料業已就緒的《隋唐地方行政制度》，窮半生之力投入《唐代交通圖考》的撰述，死而後已。正如嚴先生的同門、旅美學者余英時所言，“像這樣的大計劃，在西方或日本都只能出之於集體實踐之一途，即由計劃的主要執行人指導一二十個助手分頭進行，現在耕望則以一手之力完成之”。學術史研究者很難評價嚴耕望當年的決定，雖然從結果來看，《中國地方行政制度史》和《唐代交通圖考》同時成為了無可接續的斷編，嚴先生當年放棄了一條更容易兩者兼得的捷徑，似乎不夠明智。但在一個視學術為神聖、視質量如生命的學人而言，選擇這樣一條苦行僧般的途徑則又在情理之中，“他的恆心和毅力真足以驚天地泣鬼神了”。
院士級講師
嚴耕望年輕時自認為並非天資很高的人，但他的老師錢穆卻認為一個學者能否做出第一流的成績“只關自己的氣魄及精神意志，與天資無大關係”，進而以為“大抵在學術上成就大的人都不是第一等天資，因為聰明人總無毅力與傻氣”。綜觀嚴耕望一生在漢唐政治制度及人文地理領域取得的驚人成就，不得不佩服錢穆先生的遠見卓識。
新亞書院桂林街校舍
嚴耕望終身以“工作隨時努力，生活隨遇而安”為座右銘，並認為“後六個字極不易做到”，而做不到即不能成為一個“堅強純淨的學術人”，也不要想在學術上有較大的成就。1964年，嚴先生應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之聘，擔任新亞研究所導師。據他的學生回憶，中大當時給高級講師職的舉家旅費是坐飛機的標準，而嚴先生一家則改乘輪船抵港，節省下來的錢用以貼補家用。事實上，來港前嚴耕望的生活環境已經相當窘迫，一家五口每餐只有一兩碗蔬菜佐膳。當時，在香港高校任教薪金要高出臺灣好幾倍，然而嚴耕望之赴港更多是出於對老師錢穆的支持，而非一般意義上的“淘金”。在港期間，為了專心於《唐代交通圖考》和《國史人文地理》的研究和著述，嚴耕望一如既往地堅持史語所時期的“三不原則”——不兼課、不參加任何活動（包括學術會議、演講）、不寫普及性文章賺稿費，理由是花費時間太多，所得不償所失。1973年，香港中文大學有講座教授一席空缺（按香港的大學採用英國制度，每一系只一位“講座教授”，且為終身制，其餘全部為講師），當時已經是中研院院士的嚴耕望眾望所歸，然而由於講座教授需兼行政，而行政工作在他看來對學術研究頗具“殺傷力”，故而這一在尋常人看來能名利雙收的位置最終還是被嚴耕望婉言謝絕了。直到六十五歲退休，嚴耕望在香港中文大學都還只是一個高級講師。余英時先生在《中國史學界的樸實楷模》一文中說，嚴先生在名利面前這種“澹泊自甘、寂寞自守”的性格和他治學的勇猛精進、鍥而不捨，恰好互為表裡、剛柔相濟。這或許也就是錢穆先生認為聰明人最缺的“毅力與傻氣”吧。
大家寫小書
《治史三書》
“嚴耕望”這個名字真正為大陸讀書界所瞭解，緣於一本叫《治史三書》的小書。該書以懇切樸實的口吻、清晰明瞭的文字，向青年人講述了學習、研究歷史的方法與心得，很多觀點發人所未發，深得問題三昧。不少高校歷史系指定該書為本科新生的入門必讀書，人們也正是通過這本深入淺出的小冊子，領略到了史學大師嚴耕望的冰山一角。
晚年的嚴耕望在埋首著述的同時，非常注意對後學的培養與提攜。不過，嚴先生的培養對象並不限於他自己的及門弟子，他的提攜也不是利用自己的聲譽去搞關係、為學生的前途鋪路，而是通過在著作中現身說法，生活中言傳身教，讓有志於史學研究的年輕一代度得為學與為人的金針。1980年秋，嚴耕望把他的《治史經驗談》書稿交給學生王壽南，問他可不可以納入臺灣商務印書館的“岫廬文庫”出版。其時王正擔任該文庫主編，知道這是老師的治史心得，對年輕人極有助益，當即欣然接受。次年四月，《治史經驗談》出版問世，深獲史學界的重視，好評如潮。有一天，一位朋友問王壽南：“嚴先生是中研院院士，學術地位崇高，你把他的《治史經驗談》放進“岫廬文庫”這種四十開的口袋書，豈不太委屈嚴先生了嗎？”王聽後為之愕然。不久，在去看望嚴先生時表示了歉意：“我完全沒有想到老師的身份和地位，您的著作不該放在岫廬文庫，應該出大開本的，我當時只覺得岫廬文庫會因為有老師的大著而增光。”嚴先生望著自己的學生，搖頭道：“是我自己要求納進岫廬文庫的，我這樣做是有原因的，岫廬文庫是小本子的書，書價又便宜，這種書最合適學生，《治史經驗談》是我寫給年輕朋友的，當然要他們歡喜的式樣。書價便宜，我的版稅自然少，但學生們買得起，我年輕的時候是窮學生，知道學生想買書又嫌貴的心理，所以，我把《治史經驗談》放進岫廬文庫是有我的想法的。”到了1984年，嚴耕望又把《治史經驗談》的續編《治史答問》交給王壽南，並囑仍置於岫廬文庫中。1991年冬，又把《錢穆賓四先生與我》的書稿交給了王壽南，這本書雖然談的是與錢穆的師生情，但文中透露出的卻是兩代史學大師的人生意境與為學旨趣，和先前的《治史經驗談》和《治史答問》合在一起，被稱為嚴耕望的《治史三書》。多年後，已經在唐史研究領域卓有成就的王壽南教授回憶起這段往事，不無感慨的說：“嚴老師是一個純學者，不爭名，不逐利，只埋首在他的研究室裡，但他又絕對不是獨善其身、不傳秘法的人，嚴老師的《治史三書》足以看出他對年輕人的關愛和兼善天下的胸襟。嚴老師的治學精神和為人風範，都足以令後人敬仰不已”。
捨命報師恩
余英時先生曾說，任何人曾對嚴耕望有過一點幫助，他都永誌不忘。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他對錢穆和傅斯年兩位先生的感戴，非但是永誌不忘，甚至可以說是不惜以個人健康乃至生命回報！
《中國地方行政制度史》
據嚴耕望的弟子廖伯源回憶，嚴先生逝世後，夫人段畹蘭女士謂先生平日常自以其生活規律有節制，當可活到九十以上。蓋欲長壽以完成其規模龐大之研究計劃，誠可謂一科學的工作者。嚴先生自年輕時起，就養成早睡早起的習慣，從不開夜車趕工。然而，去世前一年偏有一次致命的破例。1995年初，臺北《史語所集刊》傅斯年百年紀念專號徵稿，嚴耕望認為其一生事業學問，皆受惠於傅斯年的識拔，所以不顧血壓高、中耳不平衡等疾病在身，“拼了老命也要趕出論文以紀念傅先生”。連續兩個多月趕寫文章，常過深夜十二點才就寢，完稿前幾天，甚至工作到凌晨兩點多。以近八十高齡一改數十年之習慣，故而文章寫完後大病一場，健康狀況大大受損，此後常走路不穩，站起會頭暈。兩個月後，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為紀念錢穆百齡誕辰，舉辦學術研討會。為表示對老師的尊敬，嚴耕望仍強自振作，每天一早坐巴士去學校出席會議，但在準備講稿時已明顯力不從心，只得對學生說，等過了錢先生的研討會後要好好休息，待養好精神再繼續做研究。當年暑假，醫生診斷出嚴耕望有輕微的帕金森症狀，腦部有微血管阻塞。多次醫療與檢查，都沒有明顯的效果，病情時好時壞。1996年6月赴臺治療，期間曾一度病情轉好出院，然卒以突發腦溢血送救不治，於10月9日逝世，享年八十一歲。嚴氏晚年最得意的弟子李啟文在整理老師手稿時發現，嚴先生有很多尚未發表的文章其實早已寫就（屬於《交通圖考》第六卷範疇），但他為傅斯年紀念論文集投寄文章時，竟沒有沿用這些成品，而是就另一課題（唐代人口）重新撰寫，顯然是想在學術研究上再提供一己之心得，以此誠意報答傅先生當年的知遇之恩。李啟文不禁感嘆：“可惜付出的是生命的代價，換來的是無可補償的損失。我曾這麼想，歸田師由傅孟真先生提拔，五十年後又還於傅先生，似乎冥冥中別有契機。”
參考文獻
1.《充實而有光輝——嚴耕望先生紀念集》， 稻禾出版社，1997年
2.《治史經驗談》，臺灣商務印書館，1981年
3.《治史答問》，臺灣商務印書館，1985年
4.《錢穆賓四先生與我》，臺灣商務印書館，1992年
特別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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