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鹿原》無疑是當代一部具有代表性的史詩 鉅作。正如有的評論家所認為：“其可貴之處不在於秘，而在於史。”李建軍則更明確指出：“是我們民族的精神史、心靈史、苦難史、‘折騰’史、命運史。”遺憾的是，各類評論對小說的“史”至今只是停留在簡單的概括，沒能深入挖掘其所包含的豐富的歷史。
“秘”和“史”被抽象地分割，作者苦心追求的民族的秘史反而被模糊了。筆者不揣淺陋，結合自己有限的史學功底，對《白鹿原》做一次文學以外的探究，一窺這被掩蓋的民族秘史。
一、縱向歷史的爬梳
作為一部全景式展現渭河平原五十年滄桑變遷的史詩性小說，《白鹿原》準確地把握了傳統與現實，歷史與文化的辯證關係。雖然立足於近代，卻透過人物的心理、語言和行為描寫，將一個古老民族千百年來的民間生活毫無保留地曝露在讀者面前。
小說中白稼軒治理村上八個賭徒的一幕令人印象深刻。他先是命人用幹棗刺刷子狠狠地抽打他們，又令贏錢的把錢還給輸家，最後讓這幾個賭徒將手塞進剛燒滾的開水鍋裡，直燙得他們“叫爸叫爺叫媽不迭”。一個封建族長的權威就這樣被活脫脫地勾勒了出來，而其剛柔並濟地的處理手段讀來更是叫人拍手稱快。然而，“把手塞進開水鍋”這樣一出頗具鄉野傳奇色彩的情景僅僅是作者的杜撰嗎？其實不然，吳伯簫先生在《難老泉》一文裡也有類似的場景。說的是幾百年前山西某地南北兩渠的農民為了水源而爭鬥不止，最後官府出面，在一口沸騰的油鍋中放入十枚銅錢，依據雙方從鍋中取出的銅錢數來分配水量。北渠一位青年從油鍋中取得七枚銅錢，使北渠人獲得了勝利，而他自己則因燙傷過重而死。為了紀念這個青年，村民將其屍骨埋在了“中流砥柱”之下[4]。相比以警示為旨的前者，這個故事無論從過程還是程度上顯然都更進了一步。但是，無論前者還是後者，都是有其生活依據的。在山西洪洞的“好漢宮”前立有一碑，碑文上所載內容即與《難老泉》所載大同小異，前後呼應[5]。兩個故事雖然語境迥異，卻殊途同歸，把幾個世紀來民間處理糾紛的手段就這樣殘酷露骨但又痛快直接地呈現出來。
二、橫向歷史的補闕
雖然小說“下筆最精彩、著墨最多的還是關於關中民間生活形態的描寫”，但對發生在本世紀上半葉的一系列重大歷史事件也並沒有迴避。作者拋開成見，不帶任何政治傾向地記下了那段雲譎波詭的人世滄桑，而在故事背後留下了許多值得我們廓清的歷史迷霧。
“白狼”是小說中反覆出現的一個名詞，是災難和罪惡的化身，也是革命“反正”成了之後在白鹿原上的直接反映。關於他的出現，剛從西安城裡回來的冷先生只是用一句“龍一回天，世間的毒蟲猛獸全出山了”的戲言做了簡單的交代。那“白狼”究竟是何物呢？作者在後面又借何縣長的話做了進一步的解釋。原來“白狼是個人，是一幫子匪盜的頭領”，不僅在河南鬧，還打算進潼關，比嘈傳的白狼還惡過百倍。何以始於民國初年，縱橫豫、鄂、皖、陝、甘五省，名噪全國，長達三年的白朗起義在白鹿原上被如此的誤解呢？筆者認為作者在利用“白狼”這個道具巧妙地鋪設了一系列劇情的同時也合理但隱秘地向讀者交待了小說的時空背景。事實上，當沿海城市接受歐風美雨已達半個多世紀之際，西安這個位於中國內陸西北一隅的古城仍是相當閉塞的。一位西方記者在他的旅行著作中這麼寫道：“陝西是如此古老而僻遠，古老到即使在中國都無人知曉其歷史的源頭，偏僻到連北京人提到它的時候，都好像在說異國之地。”通過這段描述，我們也許就不難理解白朗在白鹿原上的遭遇了。這段文字不僅清楚地解釋了近代災荒頻仍的歷史原因，也早早地給“仁義村”打上了灰色的底色。一段秘史被作者這樣不秘密地公佈出來，其本身也足以引人沉思。
三、結語
”批評者則將其斥為封建糟粕，具有“鮮明的文化保守主義”，認為作者“背離了歷史唯物主義”。 還有的則抱以“瞭解之同情”， 《白鹿原》的複雜在於其處理歷史的曖昧方式和態度。從內容上看，這部小說敘述了在上個世紀的革命歷程中，封建宗法制鄉土社會如何一步步土崩瓦解，用文學的深描筆法展現了一幅波瀾壯闊、激烈鬥爭的心靈史的畫卷。宗法制社會的道德禮儀乃至文化，通過族長白嘉軒、文人朱先生極為精準地再現了出來。
小說大致按照兩個線索展開，一條線是白鹿兩家三代人的鬥爭。其中鹿子霖的對手是白嘉軒，他是一個遵循儒家教義維護社會秩序的有威望的人。正因此，在宗法制社會，他集中體現了中國鄉紳的道德、禮教、尊嚴、責任的美好與醜惡的形象。
當革命作為一種號召力無窮的動員意識形態，它深入到鄉土社會，不僅僅是表面的打土豪分田地，更是在人們的內心激盪出了驚心動魄的心靈搏鬥。因此，小說的另一條線索是，在革命的交錯並行中，它對宗法制鄉村就構成了一種壓倒式的摧毀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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