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FIC導讀：
2011年出版的《朱鎔基講話實錄》，披露了朱鎔基在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談判過程中以及此後憶及談判時的講話記錄。這些記錄披露了之前不為外界所知的談判內幕。
1994年1月20日，朱鎔基在人民大會堂會見美國財政部部長本特森。（新華社記者 齊鐵硯 攝）
1999年11月，在中美代表團就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進行最後一次談判時，時任國務院總理的朱鎔基兩次會見美國代表，並直接參加了談判，最後達成了關於中國“入世”的協議。
近日出版的《朱鎔基講話實錄》，披露了朱鎔基在談判過程中、以及此後憶及談判時的講話記錄。這些記錄披露了之前不為外界所知的談判內幕。
談判幾次瀕於失敗，直到2000年3月，當朱鎔基會見歐盟貿易專員拉米時，他回憶起最後這一次談判時還說：“我們跟美國的協議，幾乎是在邊緣上達成的。”
他們4次改了機票、退了房子
朱鎔基向拉米回憶，在最後一次談判時，美國代表團成員“是不是真的要走，我不知道，但確實是他們4次改了機票、退了房子”。
“最後一次，也就是達成協議的那一次，”朱鎔基回憶說，“早上告訴我說他們10點鐘要走了，因此我9點鐘到他們會場上去。”
根據朱鎔基的談話，在1999年11月進行這場談判期間，他的生活極為忙碌。11月13日上午10時30分，當朱鎔基見到美方代表巴爾舍夫斯基和斯珀林時，他為自己“今天凌晨才通知你們來會見”表示道歉，但他解釋稱，自己跟他們一樣忙，他們的發言自己都得看，“連斯珀林先生說了六個‘不’我都知道”。
他說，此前一天，他根據美方的信在半夜開了會，開到凌晨3時才結束。“我睡了幾個小時，你們可以算得出來。”朱鎔基說，“但請記住一點，我70多歲了，比你們都大得多，你們在座的比我的女兒都還年輕。”
而兩天後，11月15日，朱鎔基見到美方代表時說的第一件事就是，“我也很辛苦，昨晚一夜沒睡”，原因是美國時任國務卿奧爾布賴特在凌晨3時半要跟他通電話。
朱鎔基告訴美方代表，在他們會見的同時，一個非常重要的會議正在召開，“江主席正在講話”，而朱鎔基本應是主持人，卻來到這裡。
在談判成功結束後，朱鎔基也沒有忘記向對方抱怨：“我還要告訴你，你惹的麻煩，把我半夜叫起來，昏昏沉沉，沒法接奧爾布賴特的電話。”
到現在我還莫名其妙，好像這不是談判，是在捉迷藏
在談判過程中，朱鎔基對美方代表一次突然離開談判場表達了強烈的不滿。這一插曲也許說明了當時中美雙方談判的緊張氣氛。
根據朱鎔基與美國代表雙方的談話記錄，在11月14日談判過程中，美方代表突然離開了談判桌，並整整消失了一天時間。
11月15日，朱鎔基第二次會見美方代表時，對此事表達了不滿。美方代表則進行了解釋。雙方圍繞這一意外事件，進行了唇槍舌劍般的對話。
按照最近發佈的朱鎔基講話記錄，朱鎔基認為，在他研究了對話記錄、聽取了中方代表石廣生彙報，並召開最高層會議以後，美方代表在原定會談的14日上午10時突然不見了。下午4時雖然見面，但談判半小時以後又一次中斷，巴爾舍夫斯基“說要接克林頓總統的電話”，此後就“失蹤了”。
“我非常擔心，我怎麼向克林頓總統交代呀？看過電影《人間蒸發令》嗎？你們蒸發了。”朱鎔基說。
此後，朱鎔基說，他請外經貿部、外交部與他的老朋友麥克海先生聯繫，結果後者說巴爾舍夫斯基大使第二天早上8時就要走了。“忽然消失，第二天早上又不辭而別，這是很不禮貌的！”朱鎔基指責稱，“江主席到昨天晚上12點以後還給我打電話，問人找到了沒有。他是持樂觀態度的，本來還打算達成協議後會見你們。你們卻打電話說，巴爾舍夫斯基大使在今天早7點準備來見石部長，8點45分就要離開，10點鐘的飛機。說句不好聽的話，很像是一個最後通牒。”
朱鎔基接著指責美國代表：“到現在我還莫名其妙，好像這不是談判，是在捉迷藏。所以，我今天必須來見你，因為這是必要的！不然，我怎麼向江主席交代呀？不說達得成，也不說達不成，忽然就消失了，這在政治上是嚴肅的嗎？因此，我就想當面問問你們，你們究竟想怎麼辦？”
針對朱鎔基的質問，美方談判代表巴爾舍夫斯基稱這是誤會。她指出，是中方代表石廣生先離開了談判桌。朱鎔基則解釋，石廣生離開談判桌是給他打電話。巴爾舍夫斯基也說，她要回去與總統通電話的時間很長，在使館裡等了一個晚上。
“石部長也把電話打到飯店去了，可電話打不通。”朱鎔基追問道。
“昨天發生的事與談判策略無關。”巴爾舍夫斯基說。但朱鎔基接著說：“坦白地講，我們方面的談判者認為，這是最典型的美國式的邊緣戰術。”
斯珀林說：“我11點半還在寒冷的夜裡在外面散步，給在‘空軍一號’上的伯傑和奧爾布賴特打電話。我非常的不高興，我們沒有得到你們的通知，不明白為什麼，所以，我給奧爾布賴特打了兩個電話。”
朱鎔基則說：“那我就要抱怨你了，讓奧爾布賴特給我打電話，半夜叫我起來，睡不著覺。”
“這全怪我，我得向你道歉。”斯珀林最後說，聽了這句話後，朱鎔基說：“既然是個誤會，那我們就向前看吧。”
這場風波最後並未破壞中美雙方這次談判。不過，儘管最後達成了協議，在朱鎔基與美國談判代表巴爾舍夫斯基和斯柏林等人的講話中，看不到多少客套話，倒是有很多針鋒相對的追問、解釋甚至指責。
我沒有對你們發火，可江主席也沒有這個耐心了
在這次談判中，朱鎔基與美方代表就汽車的進口關稅、特殊保障條款、音像、分賬電影、銀行、證券、增值電信及“管理控制權”等雙方遲遲爭執不下的問題進行了探討。
他在談話中有“軟”的一面。比如，他會說：“斯珀林先生我上次見面瞭解不多，這次瞭解更多了，印象也更深了。”有時候，他稱對方為“尊貴的客人”。但是，也有很多時候，他則表現出“硬”的一面。他會在讓對方說話前提醒對方“你們講得越長，我講得越短”，也會突然催促對方：“如果能接受我們的條件，就可以達成歷史性的協議，實現雙贏，其他問題本著互諒互讓的原則解決。能不能簽字，希望明確表態。”
“我與斯珀林先生相比，平常脾氣要大得多，”朱鎔基說，“但我沒有對你們發火，可江主席也沒有這個耐心了。
在整個與美國的“入世”談判過程時，朱鎔基既有堅持，也有妥協。
早在這一年的3月31日，他告訴前來出訪的美國國會議員代表團成員兩層意思。第一是，美國的談判“用中國話來講叫‘得寸進尺’”，使一個經濟問題變成了一個政治問題，因此很難達成協議。當時，他與巴爾舍夫斯基剛剛進行了兩次會面，每次都超過兩小時，但對方卻突然改變調子，變得很強硬，這讓他覺得：“如果這次達不成協議，中國和世貿組織在3到5年內就再見了。”
但他同時告訴這些美國國會議員，中國已經做了“極大的讓步”，冒了“極大的風險”。他的例子是電信業：中國在通信領域同意採用美國的CDMA標準，而世界上只有幾個國家採用這一標準，中國仍然同意了。
在擬定協議時，關於一些條款的爭論，朱鎔基與對方進行了“拉鋸戰”。
巴爾舍夫斯基曾希望在條款中寫明，美國公司可以有控股51%的子公司從事音像和分銷。這一要求比美方之前的要求做出了讓步，之前，美國曾經希望有100%獨資子公司。
不過，朱鎔基則表示，“合資企業股比50%，不排除控股的可能性，但不能寫成文字”。
接著，巴爾舍夫斯基又一次提出，關於壽險，她希望能在協議裡寫上一段文字，反映美方“對持股50%的合資企業具有管理控制權的可能性”。但朱鎔基堅決地回絕了她：“無論如何不能寫成文字，寫上那就成了一個笑話，但實際上可以有這種做法。”
在談判臨近結束時，朱鎔基又提出，“克林頓總統給江主席的信中說，要給予中國永久最惠國待遇、收回一般保障條款和紡織品配額的要價”，並希望用書面形式確認。巴爾舍夫斯基表示自己無權決定，朱鎔基又堅持要求，“光憑嘴講不行”，“我不是不相信你們說的，但還是要找一個方法把它落實到文字上。”
最後，雙方決定搞一個不對外公開的書面記錄。
在結束談判時，美方代表斯珀林說，他很榮幸遇到了兩個最強勁的對手，並不是所有人都有這個機會。
而朱鎔基後來向歐盟貿易代表拉米談起這次談判時則說：“允許我開個玩笑，拉米先生，你再改五次機票、五次退掉房子，我也不會讓步。”
（本文發表於《 青年參考 》，2011年09月14日 01 版，記者張偉）
延伸閱讀
朱鎔基：不要再給我遞條子了！你所不知道的入世談判
“龍永圖，你不要再遞條子了。”
面對中國WTO首席談判代表龍永圖遞上來的一個又一個條子，朱鎔基斷喝。1999年11月15日，中美談判最後一天上午，這是中國加入WTO雙邊談判最困難的時刻。
改革開放40年那些不為人知的瞬間：
1999年11月15日，中美簽署關於中國加入世貿組織的雙邊協議。這是時任中國外經貿部部長的石廣生與美國貿易代表巴爾舍夫斯基等在協議簽署後舉杯祝賀。新華社發
1995年，中國正式申請加入WTO，並開始與WTO的37個成員國逐一開始拉鋸式的雙邊談判，其中最複雜、最艱難的莫過於中美之間的談判，前後多達25輪。
最後一天，中美之間仍剩下7個問題無法達成共識，談判陷入僵局之際，時任國務院總理的朱鎔基親赴現場。這一天，正是召開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的日子。
談判桌上，美國人拋出的前3個問題，朱鎔基都說“我同意”。龍永圖著急了，不斷向朱鎔基遞紙條，上面寫著“國務院沒授權”。但朱鎔基一拍桌子，說：“龍永圖，你不要再遞條子了。”
當美方拋出第4個問題時，朱鎔基提出，“後面4個問題你們讓步吧，如果你們讓步我們就簽字”。5分鐘之後，美方同意了中方的意見。
當日下午4點，中美關於中國加入WTO的雙邊市場準入協議簽署，雙邊談判正式結束，也為中國與其他主要貿易伙伴的談判奠定基礎。中美達成協議後，中國入世道路上最大的障礙已經清除。
1995年1月WTO取代GATT，同年中國正式申請加入WTO，並開始與WTO的37個成員國逐一開始拉鋸式的雙邊談判，其中率先在1997年8月與新西蘭達成協議，最後一個則是在2001年9月與墨西哥達成協議。其中起伏跌宕、山重水複的情節迭出，其中最複雜、最艱難的莫過於中美之間的談判，中美談判進行了多達25輪。
中美雙方為各自國家的利益唇槍舌劍，錙銖必較，甚至為爭執難下的談判條件敲桌子砸板凳，當中美入世談判幾乎再次面臨破裂之時，時任總理朱鎔基親赴談判現場，最終簽署中美雙邊協議。
一個最重要的電話
1999年11月15日，中美談判最後一天的凌晨4點，龍永圖與卡西迪各帶幾個人開始了“工作會談”。一開始發現了一個重要的信號，由美國談判代表團提議，把這些年達成的幾百頁協議逐一地校對，嚴謹到協議的每一個標點。龍永圖此時意識到，美方真的有簽署協議的願望，而不是僅僅口頭上說說，雖然13日見到朱鎔基的時候巴爾舍夫斯基向朱鎔基總理明確表示過，或者頭一天在談判時仍很強硬，甚至言稱他們預定了15日上午10點鐘的飛機返回美國。
“應該給最高決策層傳遞這一重要的信息”，龍永圖設想了所有的後果之後，早上6點鐘給朱鎔基總理辦公室打電話，接電話的是朱鎔基總理辦公室主任李偉，龍永圖說他有重大的情況要向朱總理彙報。李偉告知，朱鎔基昨天晚上接了奧爾布賴特的電話，還沒有起床。7點鐘龍永圖又打了第二次電話，因為情況緊急。
9點半左右，朱鎔基給龍永圖回電話了，龍永圖幾乎是從談判會議室跑出去接朱鎔基的電話。朱鎔基在電話裡問：你給我打電話了？龍永圖說是。接著朱鎔基問，龍永圖，你談判這麼多年，你給我一個判斷，美國到底願不願意籤？龍永圖說，根據我多年和美國人打交道的經驗，他們是想籤的。朱鎔基接著問：你有什麼證明？龍永圖說，他們已經開始跟我校對文本了，校對文本說明他們準備簽了。朱鎔基決斷地說：好，我相信你的判斷，你一定要和美國人談成，不要讓美國人跑了。
不可否認，龍永圖給朱鎔基的這個電話是中國入世談判中很重要的一個電話。當天正在開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但是就在那樣一個重要的會議開始之後不久，朱鎔基親自來到談判的現場，並直接參加了談判。這是一個非常特殊的決定。
中美談判進行了多達25輪。1999年11月10日至15日，中國外經貿部部長石廣生率領的中國代表團，與美國貿易代表巴爾舍夫斯基率領的美國代表團在北京進行了六天六夜的艱苦談判。談判進行得異常艱苦，中方人員將行軍床搬到了外經貿部。巴爾舍夫斯基後來回憶說，在54個小時的談判中，她只睡了20分鐘。
中美雙方在13日進一步進行技術級磋商。但到了14日凌晨，美方突然中斷磋商離場，到了晚間，美方再次撤離，且聯繫不上。15日，在談判陷於僵局的最後關頭，朱鎔基總理親自出面， 在中美雙方準備後事的時候，朱鎔基對大家說今天一定要籤協議，不能讓美國跑了，我來跟他們談。
在隨後與美國的“入世”談判過程時，朱鎔基既有堅持，也有妥協。據龍永圖事後說， 美國人拋出前三個問題時，總理都說”我同意”，龍永圖著急了，不斷向朱鎔基遞紙條，上面寫著”國務院沒授權“，但朱鎔基一拍桌子，“龍永圖，你不要再遞條子了。”
令龍永圖沒想到的是，第四個問題開始，朱鎔基說，後面四個問題你們讓步吧，如果你們讓步我們就簽字。而後面四個堅持，回頭來看正是汽車貿易等領域。後來，美方五分鐘之後同意了中方的意見。
15日下午4點，石廣生與巴爾舍夫斯基在北京簽署了兩國關於中國加入WTO的雙邊市場準入協議。在結束談判時，美方代表斯珀林說，他很榮幸遇到了兩個最強勁的對手，並不是所有人都有這個機會。
龍永圖事後回憶說，1999年和美國的談判是一個轉折性的談判，一直到11月15日上午朱總理參加談判，我們才知道抓住了最後的機遇。當時中央確實從這個戰略的全局的高度來考慮這個問題。如果沒有朱鎔基親自在11月15號上午和美國人談判，那麼我們中美談判達成這個協議也許會推遲10年，也許會推遲5年。而時任美方代表的巴爾舍夫斯基卸任後也同意這一觀點。
何以見得？2000年是美國的大選年，此間所有的政治派別都會拿出所謂“中國話題”互相攻擊；2001年美國新總統上任，要搭建新的談判班子，而且新的總統也要用很多的時間來熟悉情況，之後就是影響深遠的“9·11”事件，美國的主要關注點轉移在反恐上。我們應該慶幸在美國政治的敏感時期到來之前結束了這場談判。
中美達成協議後，中國入世道路上最大的障礙已經清除。隨後，中國與歐盟在2000年5月達成協議。與其他進行雙邊市場準入談判的成員國也紛紛達成協議。2001年9月13日，中國與第37個成員國——墨西哥達成協議，從而結束了中國入世的雙邊市場準入談判。2001年9月17日，世貿組織中國工作組第18次會議通過了中國入世議定書及附件和中國工作組報告書，標誌著中國加入世貿組織的談判全部結束。
龍永圖有話說
當年WTO談判是在國內一片阻力聲中勉強通過的，在談判失敗的最後關頭，是一國之總理親自下場，大開大闔，國內利益集團讓步，以外力倒逼改革，中國經濟在其後的二十年崛起為“世界工廠”。
曾任中國對外經濟貿易合作部副部長、中國WTO首席談判代表的龍永圖透露，在中美就中國加入WTO雙邊談判最困難的時刻，朱鎔基總理親自出馬，在七個棘手問題上力挽狂瀾，一舉促成中美最終達成協議。
他說，當中美入世談判幾乎再次面臨破裂之時，朱總理親自出面，把最棘手的七個問題找了出來，表示要親自與美方談。當時，石部長擔心總理出面談，一旦談不好沒有迴旋餘地，不同意總理出面。
總理說，你們談了這麼些年，都沒有談下來，還不同意我出面談嗎？最後，我方決定，由總理、錢其琛副總理、吳儀國務委員、石廣生部長和我共五位，與美方三位代表談判。
美國代表對總理親自出面參與談判感到愕然，他們經過商量，終於同意與中方達成入世談判協議。
WTO談判成功之後，中華國運與很多人的人生軌跡都發生劇變。
2001年12月中國入世後，按照一般的推理，時任副部長的龍永圖可能會在完成WTO談判後被委以重任扶正，或者出任日內瓦中國WTO的大使，但是都沒有。2003年初，龍永圖辭去了副部長的職務，到博鰲論壇屈就了個秘書長。龍永圖說，他這個人不適合當部長，因為他是性情中人，也不懂官場政治。
龍永圖成大功而身退的原因，是他WTO談判的緊要關頭給總理打了個電話。
1997年5月，中國WTO談判代表團要赴美談判，龍永圖手中的談判授權幾乎用盡，他希望向朱總理做一次專門的彙報，並得到新的授權。時任朱副總理的秘書李偉接到時任外經貿部部長助理、談判代表團副團長徐秉金的電話後向朱總理彙報，時間定在5月13日。
但是讓徐秉金想不到的是，剛剛聯繫好了，龍永圖秘書的電話就來了，說龍部長那天正好有個外事活動，看看能不能讓朱總理把時間改一改？這能改嗎？這是總理呀！徐秉金硬著頭皮又給李偉打電話，這次李偉有些不客氣了：“秉金，你跟總理再熟也不能這樣啊！好不容易擠出時間來，總理的日程是你們安排的嗎？”徐秉金說，要批評就批評我，請你向朱總理再請示一下？李偉又請示，朱總理說可以，推遲三天來吧。
三天後龍永圖和徐秉金去見了朱總理。
龍永圖與朱總理同是湖南人，且他們兩個出生的地方很近，雖然龍永圖經常在國務院開會可以見到朱鎔基總理，但是並不敢走近朱鎔基總理直接說話。這一天見到朱總理的龍永圖自然有些緊張。龍永圖彙報談判中美國人提了什麼條件，我們怎麼應對的，掌握了什麼尺度，他請總理指示下一步該怎麼辦？朱總理站起來不聽了，問道：你們到底要我幹什麼？直到這個時候，兩人才說出彙報的目的：談判代表團基本上沒有授權了，因為美國人、歐盟人要價越來越高，如果再遇到問題談判可能進行不下去了。“哦，你就這個事？”朱總理轉身過來，詳細就歐美新的要價發表了意見，龍永圖從未感到這樣地踏實過。在後來的日子裡，與朱總理多次見面的龍永圖，越來越覺得拉近了與朱總理的距離，這種相互信任導致在11月15日那天，事關中美談判成敗的一個最重要的電話。
1999年11月14日下午，中美談判基本上破裂了，且雙方都傷了感情。那天晚上，中方談判代表團規定，誰也不許主動給美方打電話，因為在這種時候“不能示弱”。但是晚上11點多，朱總理突然打電話來，詢問美國代表團聯繫上了沒有。根據朱總理的指示，龍永圖開始到處打電話，最後才從美國駐華代辦麥克海哪裡找到負責美方工作級談判的卡西迪。接到電話的卡西迪竟意外地要求，15日凌晨雙方一個小班子再談一次。“凌晨”加上又是“小班子”，龍永圖下意識地感到，美方要有真正的動作了。
1999年11月15日，中美談判最後一天的凌晨4點，龍永圖與卡西迪各帶幾個人開始了“工作會談”。一開始發現了一個重要的信號，由美國談判代表團提議，把這些年達成的幾百頁協議逐一地校對，嚴謹到協議的每一個標點。龍永圖此時意識到，美方真的有簽署協議的願望，而不是僅僅口頭上說說，雖然13日見到朱總理的時候巴爾舍夫斯基向朱總理明確表示過，或者頭一天在談判時仍很強硬，甚至言稱他們預定了15日上午10點鐘的飛機返回美國。
“應該給最高決策層傳遞這一重要的信息”，龍永圖設想了所有的後果之後，早上6點鐘給朱總理辦公室打電話，接電話的是朱總理辦公室主任李偉，龍永圖說他有重大的情況要向朱總理彙報。李偉告知，朱總理昨天晚上接了奧爾布賴特的電話，還沒有起床。7點鐘龍永圖又打了第二次電話，因為情況緊急。8點鐘，中美雙邊談判代表大組會談已經開始在談判桌上“料理後事”，也就是雙邊協商撰寫向媒體的交代文字了。美國代表團原定8：45離開談判桌趕往北京機場。
9點半左右，朱總理給龍永圖回電話了，龍永圖幾乎是從談判會議室跑出去接朱總理的電話。朱總理在電話裡問：你給我打電話了？龍永圖說是。接著朱總理問，龍永圖，你談判這麼多年，你給我一個判斷，美國到底願不願意籤？龍永圖說，根據我多年和美國人打交道的經驗，他們是想籤的。朱總理接著問：你有什麼證明？龍永圖說，他們已經開始跟我校對文本了，校對文本說明他們準備簽了。朱總理決斷地說：好，我相信你的判斷，你一定要和美國人談成，不要讓美國人跑了。並說，這不是我朱鎔基的意見，這是江總的意見，是常委們的意見。
11月15日，正是召開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的日子，會議在中南海懷仁堂舉行。根據推測，在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召開之前，在常委們等待上場的時候，肯定開過一個常委碰頭會，朱總理向江主席及中央常委彙報了與美國人談判的最新情況。李嵐清副總理在他的《突圍》一書中寫到，是當時國家最高領導人讓朱鎔基總理到談判現場。事後龍永圖也向朱鎔基總理核實，朱總理說，是江主席讓我到經貿部去把這個事情談成。朱鎔基總理果然談成了！
龍永圖給朱總理的這個電話是中國入世談判中很重要的一個電話，當然也是龍永圖人生中最重要的一個電話，無論談成與談不成，他為這個電話承擔了所有的風險。
如果談成了，龍永圖不會成為“功臣”，因為他犯了官場中“越級”的忌諱，雖然中國共產黨黨章中明確寫到，黨員有權越級反映問題。儘管龍永圖在決定打這個電話之前已經想清楚了後果，但是當結果來臨時，在簽字結束後的那張照片可以看出，他無法掩飾心中的惆悵，對於可能出現的後果，他感到極度的不安。
但我還是不能明白，龍永圖為什麼不按照程序操作？為什麼不層層彙報，而是採取越級給朱總理打電話的極端做法？是時間來不及還是另有其它原因？仍舊是個謎。而龍永圖不願意解開這個謎。
設想一下，如果談不成會是什麼樣的情形呢？是龍永圖傳遞給朱總理“能夠達成協議”的判斷信息，才直接導致江總的決斷，請朱總理破天荒地親自參加一個部長級的談判。假設龍永圖的判斷有誤，如果美國人並非像他說的是那樣希望達成協議，或者朱總理親臨現場也沒有談成，事後，朱總理將怎麼向江主席交代？又怎麼給中央常委們交代？當龍永圖決定給朱總理打這個電話時，需要多大的政治勇氣。如今再評估龍永圖這個電話的重要性所在。
假設，如果龍永圖沒有給朱總理打電話，如果朱鎔基總理沒有下決心親自到談判現場，人們看到的將是一份雙方的共同起草的所謂聲明，自然也就沒有1999年11月15日中美達成協議的結果。改寫中國加入WTO的日期是自然的，也許還有更壞的結果。
事先不能準確地知道某種決策的結果被定義為不確定性。比如說在1999年11月份那個時點，有一方或者雙方都沒有抓住機遇，會是什麼樣的結果？巴爾舍夫斯基的結論是“如果在那天沒有達成的話，會拖很長的時間”。龍永圖認為，“如果我們失去了這次機會，可能中國入世的談判，特別是和美國的談判將會拖好幾年。”
何以見得？2000年是美國的大選年，此間所有的政治派別都會拿出所謂“中國話題”互相攻擊；2001年美國新總統上任，要搭建新的談判班子，而且新的總統也要用很多的時間來熟悉情況，之後就是影響深遠的“9•11”事件，美國的主要關注點轉移在反恐上。我們應該慶幸在美國政治的敏感時期到來之前結束了這場談判。
而俄羅斯就沒有這樣的幸運了。2006年7月16日，八國峰會在聖彼得堡開幕時，俄羅斯曾希望在聖彼得堡結束與美國的入世談判，但是最終沒有如願，布什總統沒有為俄羅斯入世背書。隨後的一切如雪崩般到來：俄格間諜風波，波利特科夫斯卡婭之死、利特維年科被殺，導致俄國與歐盟短期內簽署基礎條約的希望徹底破滅的波蘭肉類產品之爭，北約東擴……上述每一起事件都有其緣由和動機，有些事情是有意而為，有些則是多種因素的不幸巧合。重要的是結果：至今俄羅斯仍舊未能入世。從那以後，融入西方體系不再是莫斯科的優先選項，從2007年起，俄羅斯的所作所為與以前完全不同了。直到現在，俄羅斯歷經這麼多年的談判仍未修成正果。
由此可見，機會是事物在運行之間偶然湊成的一個有利於你的空隙，這個空隙稍縱即逝，所以要把握機會確實需要“捕捉”，而不能坐在那裡等待或者因循拖延。
在中美這場經典的談判中，中美雙方的首席談判代表都沒有因循拖延，都有“捕捉”的意外表演。
首先是巴爾舍夫斯基，是她決定把美方的要價清單放在白宮網站上，給中方特別是正在訪美的朱鎔基總理造成巨大的被動與國內的混亂，但是這一極端的行動確實是改變美國輿論的拐點。
中方談判代表團團長龍永圖越級給朱總理打電話，應該是識別時機的貢獻者，或者是極難得的一種智慧。但他這種非常規、不因循的做法雖然促成了中美談判的成功，卻使龍永圖像巴爾舍夫斯基一樣，兩人的最後結局都有些黯然：巴爾舍夫斯基在結束任期後，目前只是一個律師事務所的合夥人，負責一個部門的主管；相比之下，龍永圖在博鰲論壇表演的舞臺與空間還要更大一些。
閱讀更多 陸家嘴金融網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