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3月2日，社科院社会心理学研究中心王俊秀研究员及其团队在历经一年的系统调查研究后，会同有关部门联合发布了系统研究成果“民众获得感调查（2018）”。
研究团队面向全国各省市（除港澳台）推送16个项目的获得感调查问卷，并请调查对象从过去五年的“获得体验”、未来五年的“获得预期”和项目的”重要性”三个维度进行评价。
该调查研究报告发现：
西北及华北地区的西藏、青海、甘肃、宁夏、内蒙、新疆等地区省市“获得”感最强，华中地区“获得”得分最低，而其他地区的得分相差不大。
西北、华北地区的省市、自治区目前处于怎样的经济发展状况呢？
数据来源：依据国家统计局2018年鉴整理
根据国家统计局2018年鉴统计数据：民众“获得感”排名前十的省市、自治区中，除上海、山东、内蒙外，其他7省、自治区地方GDP年度总量、人均GDP及人均可支配收入均处于人均线以下。
就地区分布来看，民众普遍有较强“获得感”的地区主要集中在西北、华北的青海、甘肃、宁夏、内蒙、新疆，尤以排名第一的西藏为最；而调查也发现华中地区（河南、湖北、湖南）三省民众“获得感”体验为最弱。
一个颠覆我们传统认知的问题在于，为何西藏、青海、甘肃、宁夏、新疆等地方生产总值较低，人均GDP及人均可支配收入均处于全国人均线以下的内陆省份、自治区，民众的“获得感”体验却高于一些经济较发达省份民众？
许多人相信，随着经济的增长，人们生活的富裕程度也会提高。经济增长得越快，人们就越幸福，但事实却并非如此。
美国南加州大学经济学教授理查德·伊斯特林（R.Easterlin）在1974年的著作《经济增长可以在多大程度上提高人们的快乐》中提出，即一国的经济增长未必会换来生活满意度的改善，这一主张后来被广泛称为“伊斯特林悖论”。
伊斯特林的分析和解释认为：收入增加并不一定导致快乐增加。
首先，国家之间的比较研究以及长期的动态研究表明，人均收入的高低同平均快乐水平之间没有明显的关系。
其次，在收入达到某一点以前，快乐随收入增长而增长，但超过那一点后，这种关系却并不明显。
第三，在任何一个国家内部，人们的平均收入和平均快乐之间也没有明显的关系，包括文化特征在内的许多其他因素会影响快乐。
不同城市类型中，“获得”得分最高的是五线及以下城市，其次是三线城市，准一线城市的“获得”得分最低；
研究报告发现，生活在五线及以下城市民众的“获得感”体验反而最高，并且对未来的预期也普遍偏高。报告认为“这可能与人们越来越偏好慢节奏的生活有关系”。同时，还可以看出三线、四线与五线城市的“获得”与“预期”均较高，特别是四线城市获得与预期的差距特别突出。
2018年11月6日，社科院发布的《社会心态蓝皮书：中国社会心态研究报告（2018）》显示，31.6%的受访者经常产生焦虑情绪，36.2%的受访者偶尔焦虑。
蓝皮书基于来自不同年龄、区域、行业的3288份城乡调查数据，将社会焦虑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社会生存和发展焦虑：民众被住房、教育、医疗、就业、消费等生存问题困扰。
二、人际交往焦虑：以大数据为核心驱动重塑的社交模式，人们的“数据脚印”被追踪；社交分享的各类自媒体平台也导致“貌似亲近实则疏远的局面”，人际交往的无蔽状态导致个人空间大大被压缩，产生紧张的心理。
三、身份认同焦虑：社会地位较低的人处于不利的社会生存条件，比如危险的工作环境、低收入和社会污名化，从而感受到身份认同威胁。
蓝皮书还发现，浮躁已成为一种流行的社会情绪。社会浮躁表现出盲目跟风、急于求成，尤其是对金钱和成功的渴望。社会浮躁也常表现为“总是忙碌得热火朝天却抓不住重点”的尴尬局面。
“住房、子女教育和物价是当前公众的三大主要压力来源。”蓝皮书从经济压力、人际压力和社会环境压力切入测评公众的社会压力感，得出上述结论。
蓝皮书分析，物价、医疗、住房、子女教育等民生问题与公众利益直接相关，是长久以来公众最关注的重点问题，各地租房价格飞涨给租客带来巨大生活压力，基本公共教育服务均等化是公众的期盼，公众对民生问题的忧虑和关注直接体现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和追求。目前，民生领域尚存在不少短板。
或许，中科院2018年首尾先后发布的两份调查研究报告，恰好解答了我们大多数人心中的疑虑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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