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有人問我，最喜歡金庸的哪一部小說，我會毫不猶豫地回答說是《鹿鼎記》；如果有人要我推薦20世紀中國文學中最優秀的長篇小說，我也會毫不猶豫地將《鹿鼎記》名列其中；如果有人讓我推薦兩部最能瞭解中國人的性格、中國人的智慧風貌以及中國文化本質特徵的書，我會說是孔子的《論語》與金庸的《鹿鼎記》。
這裡將《鹿鼎記》與《論語》並列起來，絕不是要拉大旗做虎皮，而是因為前者是古代聖賢之書，後者是今人之佳作；前者是中國文化的“正經”，後者是現代文學中的“野史”；前者是聖人設計的“君子之國”的理想藍圖，後者是智者書寫的“小人之國”的現實場景。如此兩相合一，融會貫通，便最能接近中國人及中國文化的根本奧秘。看起來這兩部書是那樣的不同，但它們恰恰是瞭解中國文化的關鍵之所在。
我知道，這樣說肯定會有人不以為然。世界文學史上早已有過這樣的先例，西班牙作家塞萬提斯的名作《唐吉訶德》，在問世之初，也被很多人當成荒唐無稽之作，天長日久之後，才漸漸被人認識到它具有極豐富的精神價值。
俄國著名作家陀斯妥耶夫斯基說，若想看懂他的《白痴》，必須首先閱讀《唐吉訶德》。很遺憾，陀斯妥耶夫斯基去世得太早，沒有看到中國作家金庸所創作的《鹿鼎記》，否則他一定會同時推薦《鹿鼎記》和《唐吉訶德》，只有這樣才能完整地概括人類的生活和精神。《唐吉訶德》是西方的，《鹿鼎記》是東方的；《唐吉訶德》 是貴族騎士的，《鹿鼎記》是世俗小人的；前者是一種西式的瘋狂，後者是中國式的明智；前者是理想主義的，而後者是功利主義的……這種人類生活及精神的陰陽兩面，只有相互參照，才可獲得完整的意義。只有既明白什麼是“唐吉訶德精神”，又明白什麼是“韋小寶作風”，才可以說是明白了人類生存的究竟。
在《鹿鼎記》的後記中，金庸寫道：“遇到初會的讀者時，經常碰到的一個問題是—你最喜歡自己的哪一部小說和哪一個人物？我會毫不猶豫地回答是《鹿鼎記》及其主人公韋小寶。”
由此可見，金庸對韋小寶這個傢伙兒懷有多麼深厚的喜愛之情！
這不難理解。韋小寶不但是金庸筆下最後、最小、最調皮的一位主人公，而且又是最豐富、最複雜、最生動的一位主人公。很多人都不明白，金庸這位 “武林盟主”怎麼會最喜歡韋小寶這麼個不武不俠的小流氓呢？這個問題不難回答，從藝術及審美的角度，金庸對這一人物的喜愛，是因為他是一個最奇妙、最獨特、最傑出的藝術典型。
因為韋小寶是“說不盡的韋小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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