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有人问我，最喜欢金庸的哪一部小说，我会毫不犹豫地回答说是《鹿鼎记》；如果有人要我推荐20世纪中国文学中最优秀的长篇小说，我也会毫不犹豫地将《鹿鼎记》名列其中；如果有人让我推荐两部最能了解中国人的性格、中国人的智慧风貌以及中国文化本质特征的书，我会说是孔子的《论语》与金庸的《鹿鼎记》。
这里将《鹿鼎记》与《论语》并列起来，绝不是要拉大旗做虎皮，而是因为前者是古代圣贤之书，后者是今人之佳作；前者是中国文化的“正经”，后者是现代文学中的“野史”；前者是圣人设计的“君子之国”的理想蓝图，后者是智者书写的“小人之国”的现实场景。如此两相合一，融会贯通，便最能接近中国人及中国文化的根本奥秘。看起来这两部书是那样的不同，但它们恰恰是了解中国文化的关键之所在。
我知道，这样说肯定会有人不以为然。世界文学史上早已有过这样的先例，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的名作《唐吉诃德》，在问世之初，也被很多人当成荒唐无稽之作，天长日久之后，才渐渐被人认识到它具有极丰富的精神价值。
俄国著名作家陀斯妥耶夫斯基说，若想看懂他的《白痴》，必须首先阅读《唐吉诃德》。很遗憾，陀斯妥耶夫斯基去世得太早，没有看到中国作家金庸所创作的《鹿鼎记》，否则他一定会同时推荐《鹿鼎记》和《唐吉诃德》，只有这样才能完整地概括人类的生活和精神。《唐吉诃德》是西方的，《鹿鼎记》是东方的；《唐吉诃德》 是贵族骑士的，《鹿鼎记》是世俗小人的；前者是一种西式的疯狂，后者是中国式的明智；前者是理想主义的，而后者是功利主义的……这种人类生活及精神的阴阳两面，只有相互参照，才可获得完整的意义。只有既明白什么是“唐吉诃德精神”，又明白什么是“韦小宝作风”，才可以说是明白了人类生存的究竟。
在《鹿鼎记》的后记中，金庸写道：“遇到初会的读者时，经常碰到的一个问题是—你最喜欢自己的哪一部小说和哪一个人物？我会毫不犹豫地回答是《鹿鼎记》及其主人公韦小宝。”
由此可见，金庸对韦小宝这个家伙儿怀有多么深厚的喜爱之情！
这不难理解。韦小宝不但是金庸笔下最后、最小、最调皮的一位主人公，而且又是最丰富、最复杂、最生动的一位主人公。很多人都不明白，金庸这位 “武林盟主”怎么会最喜欢韦小宝这么个不武不侠的小流氓呢？这个问题不难回答，从艺术及审美的角度，金庸对这一人物的喜爱，是因为他是一个最奇妙、最独特、最杰出的艺术典型。
因为韦小宝是“说不尽的韦小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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