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鹿鼎記》第五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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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康熙朝的機密奏摺
《鹿鼎記》的故事中說到，康熙在韋小寶的部屬中派有密探，所以知道了韋小寶的許多秘密行動。小說的故事有點誇張。清初政治相當清明，取消了明朝東廠、西廠、內廠、錦衣衛等特務制度，皇帝並沒有私人特務。一直到清亡，始終沒有特務系統。雍正的“血滴子”只是小說家言，並非事實。
但康熙對於臣子的動靜，地方上的民情，還是十分關心的，這是統治者所必須知道的情報。從康熙朝開始，清廷建立了“密摺奏事”的制度。原來的制度是朝廷有一個“通政使”機關，凡是京官奏本，地方官的本章、題本，都先交到通政司，經審閱後再行轉呈。康熙覺得這方式會導致壅塞，洩露機密，所以命令特別親信的臣子專摺奏聞。專折不經通政司，直接呈給皇帝，密摺的封面上並不寫明奏事者的姓名，只寫“南書房謹封”字樣。奏事者親自送到御書房，面交太監，等皇帝批覆之後，又親自到御書房領回。
後來這奏摺制度的範圍擴大。並不限親信臣子才可密奏，一般地方督府、京中大員都可用摺子向皇帝直接奏事。到了雍正朝，更規定科道等官（中級官員）每天一人以密摺輪流奏事，事無大小，都可照實奏告，即使沒有什麼事可說，也須說明為什麼沒有事可說。這種方式擴大了皇帝的權力，同時使得各級官員不敢欺騙隱瞞。
從康熙朝的奏摺中看來，奏摺的內容主要是各地糧價、雨水、收成、民間輿論、官員的清貪。可見康熙最關心的是百姓的經濟生活，以及治民的官員是否貪汙。當然，各地的造反叛亂，他也是十分注意的。
康熙在奏摺上用硃筆批示，大多數是寫“知道了”三字，有時也有詳細指示。從批示之中，可以見到康熙英明而謹慎，同時對待臣下和百姓都很寬仁。
王鴻緒的奏摺
王鴻緒比康熙大九歲，江蘇華亭人，康熙十二年進士，做過翰林院編修、工部尚書、戶部尚書等大官，是康熙十分親信的臣子。他呈給康熙的奏摺上，只寫“密奏。臣王鴻緒謹奏”字樣，不寫官銜，所有公式套語完全不用。他在京城做官，所密奏的大都是北京官員的情況。
康熙派遣親信探聽消息，起初所派的都是大臣，人數極為有限，並一再叮囑不可讓人知道。他在給王鴻緒的親筆上諭中說：
“京中地可聞之事，卿密書奏摺，與請安封內奏聞，不可令人知道。倘有瀉（洩）漏，甚有關係，小心，小心。”
“前歲南巡，有許多不肖之人騙蘇州女子。朕到家裡方知。今年又恐有如此行者。爾細細打聽，凡有這等事，親手蜜蜜（密密）寫來奏聞。此事再不可令人知道。有人知道，爾即不便矣。”（蘇州女子以美麗出名，大概有人乘著康熙南巡的機會，想選美進獻，或假借名義，欺騙蘇州女子的家屬。）
“已（以）後若有事，奏帖照南巡報例。在宮中耳目眾，不免人知，不必奏。”
“有所聞見，照先密摺奏聞。”
王鴻緒受到皇帝委託，保證絕對不敢洩漏。他在密摺中說：
“臣一介豎儒，歷蒙聖恩簡擢，毫無尺寸報效，愧悚無地。
茲於十三日卯刻入直內廷，恭接御批並封內密諭，其時蔡查二臣未曾到。臣虔開默誦，不勝感激惶悚之至。伏念臣至愚昧，何足此數，乃仰荷天恩，破格密加委任，惟有竭盡犬馬，力矢忠誠，以仰報聖恩於萬一。至蒙恩諭諄誨，慮臣稍露風聲，關係甚大，臣益感而欲泣，永永時刻凜遵，三緘其口，雖親如父子兄弟，亦決不相告，自當慎之又慎，以仰副天心委任之至意也。自後京中可聞之事，臣隨時於恭請聖安帖內繕寫小折，密達御覽。緣系特奉密旨事宜，理合奏復。謹奉。”
（康熙批：是。）
王鴻緒所密奏的，大都是關於錢糧、馬政、鑄錢、鹽政等等財政經濟事務。他對財經事務特別感興趣，所以後來長期做工部尚書和戶部尚書。本來這些財經事務可以由正式奏本奏告皇帝，但密摺中所奏的大都是弊端，侵犯到既得者的利益，似乎密奏較為妥善。
除財經弊端外，王鴻緒的密奏性質十分廣泛。
有幾個密摺與“陳汝弼案”有關。這案子起因於陳汝弼納賄三千兩銀子，後來發展為大案，由“議政大臣、九卿詹事科道等赴刑部衙門會審”。王鴻緒參與會審，將審案經過詳細密奏康熙，其中說到滿官漢官之間的爭辯：
“……定陳汝弼‘情真立斬’，滿大人皆已依允。李振裕與臣說：定罪未有口供，大人們應斟酌，且陳汝弼昨日所首字紙及書札是什麼東西。臣又云：不是隱藏得的。滿大人因令司官取來，念與眾大人聽……滿大人說，沒有關係，不必入在口供內。漢大人說：‘假裝身死’四字該去，昨日原是昏暈去了。因刪四字。屠粹忠說：藏匿案卷及犯贓，得無‘立斬’之條。議政大人說：改了罷。舒輅因改‘立絞’。科道說：
仍照三法司監候絞罷。滿班大人未有應者。又陳汝弼令家人遞親筆口供，滿大人不收。李錄予說：以前三法司不曾取陳汝弼親筆口供，今日伊家人來遞，又不收，如何使得呢？……
今本內所定口供，寥寥數語，乃舒輅所做也……從來問官改供及捏供，擬罪處分，條例甚重……滿大人皆怕惹怨，有話不肯發出。議政大臣亦唯聽舒輅作主裁定而已……”
康熙批語：“此奏帖甚好，深得大臣體，朕已明白了。”
奏帖的主要內容，是說“滿大人”有冤枉犯人的情況。
“漢大人”則力為開脫。這案子後來如何結案不明，相信康熙會有較寬大的裁定。值得注意的是，滿洲官員傳統上雖較有權勢，但康熙並未偏袒滿官。同時又可看到，當時處人死刑十分鄭重，不能由有權勢的大臣一言而決。
王鴻緒的密奏中偶然也有若干無關緊要的小事，今日讀來，頗有興味：
有一個奏摺是長篇奏告馬政的，最後一段卻說：“……李秀、殷德布二人，不知何人傳信與他，說皇上在外說他是大光棍，李秀、殷德布甚是驚慌等語。此後臣所陳密摺，伏乞皇上仍於密封套上，御批一‘封’字，以防人偷看洩漏之弊……”（康熙批：知道了。）
有一個長篇密摺奏告主考官、副主考是否有弊，最後一段說：“又宋犖幼子宋筠系舉人，於十一月廿一日到京會試，向人言：其父向年有暈病，隔久方一發，惟今年武場中暈一次，及到揚州，復發一次，比以前緊些，然幸而暈醒，仍可辦事，今奏新恩，將來交印之後即可來京等語……”（康熙批：
知道了。）宋犖本為江寧巡撫，新升吏部尚書，辦事能幹，康熙關心他的健康。
有一個密摺奏告一個官員有罪充軍，解差向他討賞，每人要銀子十兩，那官員不給，反加辱罵。一天晚上，那官員忽被人綁縛，所有銀兩盡被取去。這是一件無關緊要的小事，王鴻緒一樣的密摺奏聞。
李煦的奏摺
李煦是康熙的親信，任蘇州織造達三十年之久。李煦的妹夫曹寅任江寧織造二十餘年，曹寅就是《紅樓夢》作者曹雪芹的祖父。李煦、曹寅，以及杭州織造孫文成三人，都不斷向康熙呈遞密摺，奏報江南地方上的情形。其中極大部分是關於雨水、收成、米價、疫病、民情、官吏的名聲等等。當時沒有報紙，康熙主要從這些奏摺中得知各地實情。
康熙三十二年夏，淮徐及江南地區天旱，六月中降雨，李煦奏報收成及米價。康熙批：“五月間聞得淮徐以南時暘舛候，夏澤愆期，民心慌慌，兩浙尤甚。朕夙夜焦思，寢食不安，但有南來者，必問詳細，聞爾所奏，少解宵旰之勞。秋收之後，還寫奏帖奏來。”
四十七年正月十九日，李煦有這樣一個奏摺：“恭請萬歲萬安。竊臣於去年十二月初七日，風聞太倉盜案，一面遣人細訪，一面即繕折，並同無節竹子，差家人王可成齎捧進呈。
今正月十七日，王可成回揚，據稱：‘無節竹子同奏摺俱已進了，摺子不曾發出。臣煦聞言驚懼。伏思凡有摺子，皆蒙御批發下，即有未奉批示，而原折必蒙賜發。今稱不曾發出，臣心甚為驚疑。再四嚴刑拷訊，方雲：‘摺子藏在袋內，黑夜趕路，拴縛不緊，連袋遺失德州路上，無處尋覓。又因竹子緊要，不敢遲誤，小的到京，朦朧將竹子送收，混說沒有摺子，這是實情。’等語。臣煦隨將王可成嚴行鎖拷，候旨發落。但臣用人不當，以致遺誤，驚恐惶懼，罪實無辭，求萬歲即賜處分。茲謹將原折再繕寫補奏，伏乞聖鑑。臣煦臨奏不勝戰慄待罪之至。”
康熙硃批：“凡爾所奏，不過密摺奏聞之事，比不得地方官。今將爾家人一併寬免了罷。外人聽見，亦不甚好。”
值得注意的，還不在康熙的寬大，而是他的基本心態：皇帝認為派人暗訪密奏，是一件不光采、不名譽的事；不是堂堂正正的辦事，就非光明正大的作風，無論如何不能讓旁人知道。康熙批覆密摺，從來不假別人之手，一度右手有病，不能書寫，勉強用左手批覆。但在政治黑暗的時代，統治者派遣探子私訪密奏，卻眾所公認是理所當然。這種對“特務工作”的價值觀念，是政治清明或腐敗的一種明顯分野。
康熙四十八年七月初六，李煦在請安摺子之中，又附奏江南提督張雲翼病故的訊息。向皇帝請安，是“恭祝萬歲爺萬福金安”，該當大吉大利才是，死亡的消息必須另摺奏報，決不可混在一起，否則有咒詛皇帝死亡的含義。李煦這個奏摺犯了基本的忌諱，十分胡塗。奏摺中說：“恭請萬歲萬安。
竊提督江南全省軍務臣張雲翼，於康熙四十八年六月十八日，病患腰癰，醫治不痊，於七月初三日巳時身故，年五十八歲，理合奏聞。蘇州六月晴雨冊進呈，伏乞聖鑑。”
康熙見了這大不吉利的奏摺，自然很不高興，但申斥的語氣中還是帶了幾分幽默。硃批：“請安摺子，不該與此事一起混寫，甚屬不敬。爾之識幾個臭字，不知哪去了？”
李煦見到御批，自然嚇得魂飛魄散，急忙上奏謝罪，痛自懺悔。康熙批：“知道了。”
康熙五十一年七月，江寧織造曹寅（曹雪芹的祖父）奉命到揚州辦理刻印《佩文韻府》事宜，染上瘧疾，病勢甚重。
李煦前往探病，曹寅請他上奏，向康熙討藥。
康熙得奏之後，立即硃批：“爾奏得好，今欲賜治瘧疾的藥，恐遲延，所以賺驛馬星夜趕去。但瘧疾若未轉洩痢，還無妨。若轉了病，此藥用不得。南方庸醫，每每用補濟（劑），而傷人者不計其數，須要小心。曹寅元肯吃人參，今得此病，亦是人參中來的。金雞拿（即奎寧，原文用滿文）專治瘧疾。用二錢，末。酒調服。若輕了些，再吃一服，必要住的。住後或一錢，或八分。連吃二服，可以出根。若不是瘧疾，此藥用不得，須要認真。萬囑，萬囑，萬囑，萬囑！”
康熙連寫四次“萬囑”，又差驛馬趕急將藥送去揚州，限九日趕到，可見對曹寅十分愛護關心。奎寧原是治瘧疾的對症藥物，但曹寅可能有其他併發症，終於不治逝世。康熙甚為悼惜，命李煦妥為照顧曹寅的遺屬。
李煦的奏摺之中，有一大部分是關於實驗新種稻米的。康熙很重視稻米品質，經過多方試種，培育出一種優良品種，發交各地官紳試種。李煦詳細奏報試種的情況，某官種幾畝，畝產幾石几鬥；某商人種幾畝，每畝產幾石几鬥等等。如康熙五十八年六月二十四日奏：“竊奴才所種御稻一百畝，於六月十五日收割，每畝約得稻子四石二斗三升，謹礱新米一斗進呈。而所種原田，趕緊收拾，乃六月二十三日以前，又種完第二次秧苗。至於蘇州鄉紳所種御稻，亦皆收割。其所收細數，另開細數，恭呈御覽。”可見李煦還負有“種御稻實驗田”的任務。
康熙將“御稻”種子普遍發交各地官紳商人試種，每人試種的田畝多數是兩畝至三畝。李煦種到一百畝，是最大的實驗農場。所產的米當時叫做“御苑胭脂米”，色紅味香，煮粥最美。《紅樓夢》寫莊頭烏進孝進給賈府的，就是這種米。
康熙在南巡之時，見到民舟中滿載豬毛、雞毛，問起用途，得知是用作稻田肥料，其後即下旨試驗，效果甚好。
比之後世不經實驗而大搞衛星田，不注意品種肥料而只虛報瞞騙，康熙的種稻實踐是科學化得多了。
李林盛的奏摺
康熙頗有幽默感，雖然在嚴肅的公文批語之中，往往也流露出來。
康熙四十年十月二十四日，陝甘提督李林盛上了一道奏本。這人的正式官銜是：“提督陝西甘肅等處地方總兵官右都督加一級降二級戴罪圖功。”奏摺中說：
“皇上著問：‘提督好，提督身上好麼？各官好麼？又在先的提督地方上事宜、雨水情形俱不時啟奏，今你到任來，為何不具本啟奏？今後可將地方上事宜不時啟奏於皇上知道。
又皇上賜你鹿舌、鹿尾、乾肉等捌樣，你可查收’等因。臣隨恭設香案，率同將弁各官，望闕謝恩，領受訖。除臣恭奉綸音，頒賜食品，見在另疏奏謝天恩外，所有奉宣地方事宜，雨水情形，令臣宣奏之上論，臣謹遵旨具復。伏念臣以庸愚，幸生聖世，遭遇堯舜之主，身經太平之年，毫無報稱，夙夜兢惕……”
此人不明白康熙的性格，奏摺中以大量套語歌功頌德，關於地方事宜和雨水情形，也是報喜不報憂。此人大概是漢軍旗的武官，所用的師爺也不明規矩，在奏摺上蓋了一顆官印。
康熙硃批：“知道了。已後折字寫清字，不必用印。”
“清字”即滿洲文，康熙的意思是，這種奏摺是秘密奏報，並非正式公文，要李林盛自己書寫，不會寫漢字則寫清字好了。
李林盛收到御批後，又上奏摺：
“……仰惟我皇上承天御極，神武英文，雖聖躬日理萬機，猶無時不以民生為念。曩因河東歲歉，上勤聖懷，既沛賑恤之殊恩，復頒免賦之曠典，誠功高萬世，德邁百王，薄海內外，靡不共戴堯天也……再臣應宜遵旨，以清字具折請奏，但臣雖稍識清字，因年衰目昏，不能書寫，又兼清字之文理不通，如令人代繕，臣既不諳其中深義，誠恐詞句失宜，並懇皇恩，容臣嗣後凡陳奏事宜，仍准以漢字具奏，庶民舛錯之愆尤也。”
康熙批示：“知道了。此漢文亦未必爾自能作也。”
他明知這員武將肚子裡墨水有限，這封奏摺必是叫人代寫的，於是小小的諷刺了他一下，以後也不盼望他能自寫奏摺、密報地方訊息了。
李林盛這封奏摺雖是師爺所寫，其實還是有不通順處。例如“但臣雖稍識清字，因年衰目昏，不能書寫，又兼清字之文理不通”，其實應當是“又兼不通清字之文理”。原折中那一句話，變成了指摘滿洲文“文理不通”。好在康熙寬供大量，不予追究，如果變成了細密深刻的雍正皇帝，或許會下旨斥責，罰他“再降一級，戴罪圖功”。
後記
《鹿鼎記》於一九六九年十月廿四日開始在《明報》連載，到一九七二年九月廿三日刊完。一共連載了兩年另十一個月。
我撰寫連載的習慣向來是每天寫一續，次日刊出，所以這部小說也是連續寫了兩年另十一個月。如果沒有特殊意外（生命中永遠有特殊的意外），這是我最後的一部武俠小說。
然而《鹿鼎記》已經不太像武俠小說，毋寧說是歷史小說。這部小說在報上刊載時，不斷有讀者寫信來問：“《鹿鼎記》是不是別人代寫的？”因為他們發覺，這與我過去的作品有很大不同。其實這當然完全是我自己寫的。很感謝讀者們對我的寵愛和縱容，當他們不喜歡我某一部作品或某一個段落時，就斷定：“這是別人代寫的。”將好評保留給我自己，將不滿推給某一位心目中的“代筆人”。
《鹿鼎記》和我以前的武俠小說完全不同，那是故意的。
一個作者不應當總是重複自己的風格與形式，要儘可能的嘗試一些新的創造。
有些讀者不滿《鹿鼎記》，為了主角韋小寶的品德，與一般的價值觀念太過違反。武俠小說的讀者習慣於將自己代入書中的英雄，然而韋小寶是不能代入的。在這方面，剝奪了某些讀者的若干樂趣，我感到抱歉。
但小說的主角不一定是“好人”。小說的主要任務之一是創造人物；好人、壞人、有缺點的好人、有優點的壞人等等，都可以寫。在康熙時代的中國，有韋小寶那樣的人物並不是不可能的事。作者寫一個人物，用意並不一定是肯定這樣的典型。哈姆萊特優柔寡斷，羅亭能說不能行，《紅字》中的牧師與人通姦，安娜卡列尼娜背叛丈夫，作者只是描寫有那樣的人物，並不是鼓勵讀者模仿他們的行為。《水滸》的讀者最好不要像李逵那樣，賭輸了就搶錢，也不要像宋江那樣，將不斷勒索的情婦一刀殺了。林黛玉顯然不是現代婦女讀者模仿的對象。韋小寶與之發生性關係的女性，並沒有賈寶玉那麼多，至少，韋小寶不像賈寶玉那樣搞同性戀，既有秦鍾，又有蔣玉函。魯迅寫阿Ｑ，並不是鼓吹精神勝利。
小說中的人物如果十分完美，未免是不真實的。小說反映社會，現實社會中並沒有絕對完美的人。小說並不是道德教科書。不過讀我小說的人有很多是少年少女，那麼應當向這些天真的小朋友們提醒一句：韋小寶重視義氣，那是好的品德，至於其餘的各種行為，千萬不要照學。
我寫的武俠小說長篇共十二部，短篇三部。曾用書名首字的十四個字作了一副對聯：“飛雪連天射白鹿，笑書神俠倚碧鴛”。最後一個不重要的短篇《越女劍》沒有包括在內。
最早的《書劍恩仇錄》開始寫於一九五五年，最後的《越女劍》作於一九七○年一月。十五部長短小說寫了十五年。
修訂的工作開始於一九七○年三號，到一九八○年年中結束，一些是十年。當然，這中間還做了其他許多事，主要是辦《明報》和寫《明報》的社評。
遇到初會的讀者時，最經常碰到的一個問題是：“你最喜歡自己哪一部小說？”這個問題很難答覆，所以常常不答。單就“自己喜歡”而論，我比較喜歡感情較強烈的幾部：《神鵰俠侶》、《倚天屠龍記》、《飛狐外傳》、《笑傲江湖》。又常有人問：“你以為自己哪一部小說最好？”這是問技巧與價值。我相信自己在寫作過程中有所進步：長篇比中篇短篇好些，後期的比前期的好些。不過許多讀者並不同意。我很喜歡他們的不同意。
一九八一.六.二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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