靖任秋(1905-1996)，男，江蘇銅山人。中國共產黨黨員，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上海市第五屆、第六屆委員會副主席，中共上海市委統戰部原副部長，原國家交通部黨組成員、河運總局局長，交通部水運科學研究院第一任院長，中共隱蔽戰線上的傳奇人物，曾長期潛伏在國民黨軍隊中，長達16年。
上世紀30年代初葉，蔣(介石)、馮（玉祥）、閻（錫山）之間爆發中原混戰，當時楊虎城站在蔣介石一邊，被委任為西安行營主任兼陝西省政府主席。蔣的目的是暫時利用楊，以便插手西北進而統一西北。楊當然也有他自己的一套打算。楊虎城所部稱為十七路軍，當時陳子堅擔任十七路軍政治部主任（陳原名陳興霖，八一起義時任葉挺所部二十四師政治部主任）兼省政府秘書長，頗得楊的信任。陳當時雖然與黨斷了組織關係，但政治態度還好。楊虎城部隊和政府中還有不少共產黨員也都能得到信任和使用。
首次赴陝甘
1931年初，我從上海到西安，經陳子堅（當時已兼任楊虎城行營辦公廳主任）介紹，到潼關行營參謀處任中校參謀和情報科長。
軍閥割據時代，誰有點武裝力量，誰就割據一方，稱王稱霸。當時的四川是典型，陝西、甘肅、青海等省也一樣。楊虎城進西安後，陝西逐步走向統一。相比之下，軍閥割據的情況在甘肅顯得十分突出。
當時甘肅分成幾股力量：隴東（以平涼為中心）有陳珪璋師，隴南（以天水為中心）有馬廷賢師，隴西（以狄道為中心）有魯大昌師，甘涼肅一帶有青海馬步青師。另外還有些小頭目，如固原有李貴清旅，靜寧有石英秀旅，六盤山以北的靖遠有王子元旅，寧夏有馬鴻逵師等等，局面混亂不堪。交通狀況也很糟，可通汽車的公路很少，僅西安到蘭州的公路勉強可通車。
楊虎城想收拾甘肅，前後派了幾批人去了解情況。駐守蘭州的雷中田是個實力派，他是馮玉祥的舊部，統率三四千人，槍支彈藥較多，自稱“甘肅省保安總司令”。
當時我也被派到甘肅去了解情況，同去的有少校參謀武志平，還有位少校參謀盧志英，共產黨員。記得盧曾給我介紹過寧夏的一個關係，在寧夏有人有槍，可以配合活動，後來因為活動的地區距離較遠，未能取得聯繫。盧志英同志後來犧牲在南京雨花臺。
那時西北局面雖然混亂，黨還是做了不少打入工作，特別是對楊虎城部隊和陝西省政府，都開展了很多活動。
去甘肅來回一趟，路上要一兩個月。此次去時是夏季，回來過六盤山適逢中秋節，已經落雪。古時稱西北為“胡地”，說“胡天八月即飛雪”。的確如此。在六盤山，我們在一家老百姓家住宿，只有一間草房，裡面一個土炕，炕上連鋪的東西也沒有，樑上吊掛個鍋，舉目四矚，屋子裡就只有這麼一點東西。我們去了，就在主人的吊鍋上做一點吃的。山可種樹，地可長草，但此地童山濯濯，一片荒涼。
隨孫蔚如收拾甘肅
我在甘肅瞭解情況並建立些關係之後又回到西安，楊虎城即根據我們瞭解到的情況，決定派孫蔚如統率三十八軍兩個師進軍甘肅。蔣介石給孫蔚如以甘肅宣慰使的名義，這個名義有統管全省軍政之權，實際上是先利用他伸進甘肅，然後再作第二步打算。
孫知此去必然與地方上割據勢力發生衝突，因此在出發之前，先擬好作戰計劃。估計平涼的陳珪璋部不能抵抗，靜寧只有石英秀一個旅，石本人是陝西人，在陝北時與楊虎城有舊誼，可以利用老關係順利解決，打仗的對手只有雷中田。
不出所料，三十八軍順利通過平涼和靜寧，在定西和雷中田部隊打了一仗，雷中田戰敗，遂放棄蘭州，沿黃河向寧夏方向跑了。孫蔚如進蘭州後，表面上統一了甘肅的軍政大權，實質上仍統一不了。
大革命失敗後，黨組織遭到破壞，社會活動發生困難。黨於1928年號召黨員各自深入社會，利用各種關係開展工作。當時蔣介石的嫡系部隊尚未進入潼關，和地方實力派之間矛盾重重，我們可以乘機向西北發展，利用蔣介石與各雜牌部隊之間的矛盾，以及大小軍閥們急於擴充實力的空隙，打入部隊，進行兵運工作。
孫蔚如一進蘭州，即以宣慰使名義對全省各雜牌部隊封官許願，下達正式編制，以求先把混亂局面穩定下來。孫給了我一個點驗委員會主任的名義，派我到靖遠點驗被列編的王子元部隊。這支隊伍只有兩千人，王竟自稱旅長。
靖遠位於蘭州東北方向，從蘭州去要走三、四天。我第一天出發剛走幾十裡，王子元就派出騎兵來遠迎。距靖遠還有十多里時，旅長王子元親自郊迎十里，備有下馬酒，這是當時迎接上司的儀式。到了駐地，每天隆重招待。說是點驗，實際上他們臨時找人充數，部隊看起來有人有槍，但是真實情況根本“點驗”不出來。點驗結束，孫蔚如給了他一個旅長名義。
接著，我又到隴西去點驗魯大昌部隊。這次有點收穫。我在渭源遇到一位青年團長，名何戒僧，他思想比較進步，憎惡小軍閥的愚昧、腐敗，追求社會進步。我就從他個人和部隊的前途談起，談得很是融洽，建立了友誼。我回到蘭州覆命後，孫蔚如將魯大昌部編為一個師。
1932年夏天，孫蔚如要回西安去向楊虎城彙報，要我同行。這時，彭文同志已從上海來西安，在第一師範教書。我回西安不久，一天，孫蔚如派秘書張退庵到我家，拿來一份密電給我看。現在還記得的句子是：“在鄂豫皖剿共中，查獲有關靖任秋材料，據查靖某在你部隊中”。電報命令孫蔚如：“立即逮捕，限十日內就地處決，呈復。”張轉告我，孫催我快走。待我脫離險情後，孫覆電蔣介石，說接到電報時，靖某已離開部隊。
危險雖然擺脫，但離開西安後往何處去呢？到楊虎城部隊是陳子堅介紹的，這次又是他為我解決難題，他把我介紹給四十一軍軍長孫殿英的駐陝代表李之樸。我離開西安就到山西晉城孫殿英處。
結識孫殿英
孫殿英在中原大戰失敗之後，與馮玉祥、閻錫山一齊退到山西。山西是閻錫山的地盤，地勢險要，蔣介石也不敢繼續用兵。當時孫殿英和馮玉祥在山西都是“客居”性質，但孫仍有向外發展的野心。山西以南、以東，已經成了蔣介石的勢力範圍，只有西北尚很混亂。孫殿英見孫蔚如以一軍之眾就能收拾甘肅，而他的實力不止一個軍，因此就滋長了向西北發展的野心。我們在晉城首次見面後，他知道我到過西北，對陝、甘的地形和各方關係都很熟悉，就挽留我：“不要走了。”
我從西安出來的原因，估計李之樸不會不向他報告，對孫殿英是瞞不了的。我就坦率直陳，蔣介石密電要抓我，故不得不從西北出來，如留尊處也許不方便。孫殿英當即表態說：“不要管他，別說他發電報，就是把電臺搬來，也不管他。”這說明孫本人的性格，也說明當時軍閥之間的矛盾。如果沒有這些矛盾，我們就無法在他們之間進行工作。
1932年舊曆年底，正是我四方面軍從鄂豫皖邊區進軍通南巴的時候，蔣介石一面派部隊追擊，一面電令楊虎城調部隊從漢中進攻通南巴。這時，何戒僧團長已經把他的部隊從渭源移駐隴南靠近四川邊境地區。他的部隊實力已擴充有五個營，分在碧口駐兩營，文縣駐兩營，其餘一營駐武都。我四方面軍一進通南巴就接近了他的隊伍。何戒僧為此連電催我速去武都，機不可失，我便向孫殿英提出去甘肅的問題。
這時正是熱河告急、長城抗戰的前夕，孫殿英應北平行營主任張學良電召，準備赴北平參加軍事會議。我向他提去甘肅問題時，他要我同去北平，先看看情況，再定行止。北平會議決定孫部參加熱河抗戰，孫殿英抽出一個軍到熱河赤峰作戰，把其餘部隊仍留在晉城。我繼續提去甘肅的問題，並表示不久仍將回到部隊，他答應了。
武都遇險境
去甘肅之前做了兩件準備工作：首先寫信給西安的兩位同志，邀請同行。一為劉炳琳（後任山東省委副書記，當時在陝西建設廳廳長趙守鈺處工作），一為武伯昌（“文革”中被迫害致死）。他們見信後丟下西安的職位就來北平和我聚會。我們找到北平地下黨組織，彙報了我過去在西北活動的情況，以及這次準備去隴南同何戒僧部隊建立關係，溝通和紅四方面軍聯繫的想法，要求轉報上海的中央軍委。他們表示同意報告中央軍委。
我們三人當時都是兩手空空，幸而搞了一張軍隊的護照，搭火車到西安。在西安得到宋綺雲同志（當時任西北文化日報社長，解放前夕他和楊虎城將軍同時殉難於重慶中美合作所）和吳波同志（當時在陝西公路局工作，後任財政部顧問）資助的旅費，即匆匆出發，經寶雞去隴南。
我們過西安時，中央軍委曾派王大舜同志（即農業部原副部長劉瑞龍同志）來接頭，因為我們不能久等，王到西安見到宋綺雲同志時，我們已離開，他專為此事向中央軍委寫了報告，審幹時，漢中地委在中央檔案中發現了此文件。
上面提到過蔣介石調楊虎城部隊從漢中南下，進攻通南巴的紅四方面軍，這支部隊就是孫蔚如部。孫本人這時正駐在寶雞。到寶雞時我同他見面，他一面熱情接待，一面對我大發牢騷，不滿意蔣介石把他調離甘肅。他向我表示，決不願意打共產黨，並且希望和共產黨建立關係。他還問到有什麼人能同四方面軍聯繫，潛臺詞是希望我能去。
我就向他解釋上次點驗部隊時認識的何戒僧團長，這次他約我去武都，不去不好，就另外向他舉薦了上次和我同進甘肅的參謀武志平同志。後來，孫蔚如派武志平同志去通南巴與紅四方面軍取得了聯繫。
這次見孫蔚如，對革命有利的是舉薦了武志平同志打通通南巴的關係，但也可能由此暴露了我將去武都的意圖。這時，孫蔚如周圍已有國民黨派遣的特務，如孫的參謀長朱亞英，還有一個在孫左右的親信叫王宗山，與中統有關係，如果讓他們偵察到我們的意圖，勢必對我的活動不利。因此我們沒敢在孫處多停，隨即去了武都。
我們三個人先從寶雞到天水，再從天水南下奔武都，這一路交通險阻，我們備嘗艱苦才到達目的地。到達武都的前幾天，獲悉蔣介石的嫡系胡宗南部派丁德龍的一旅人進駐碧口，這是四川和甘肅交界的重要口子，而何戒僧本人和他的兩營人正駐紮於此。我即請武伯昌趕到碧口，勸告何戒僧迅速帶他的兩營人撤離碧口擺脫與丁旅同駐一地。如遇意外，部隊可向武都或文縣突圍。
不久，武伯昌回來告訴我，何戒僧對丁旅麻痺大意，行動猶豫不決。接著，魯大昌派了一個副師長，帶領十個營的兵力從狄道方向直奔武都，很明顯，這是要配合丁德龍旅解決何戒僧部隊。
當時，我們住武都城內營部，而部隊駐在西門外，魯大昌部隊到武都得先進西門。他們的大部隊到達之前，先派幾個參謀進城找這營長取聯繫，要他聽從指揮。這時，我們已經不能離開營部，好在城外三個連部隊和何戒僧關係密切，三個連長見形勢不對，即拉起部隊向文縣方向突圍。
武都西門外有一道水叫白龍江，南北都是山地，三個連利用有利地形突圍成功。魯大昌部隊跟蹤追擊而去，也就沒有進城，城內反而平靜無事，但我們和部隊已經失去聯繫，隴南山區又有追擊部隊，武都形勢也不好久留，我們不得不趁機向營長告辭，他和魯部派來的參謀都表示支持，但路費成了問題。幸而在武都時我們認識了當地稅局的一位萬局長，他慨助旅費使我們得以脫離險境，趕回陝西。
事後瞭解，何戒僧在碧口被丁德龍騙去赴宴時扣留，立遭槍殺，兩營部隊同時被包圍繳械。丁另派部隊分赴武都和文縣，配合魯大昌部解決其餘部。何戒僧這位青年軍人因同情革命而慘遭國民黨反動派殺害，解放後，漢中黨委在整理地方黨史時曾記載其事，悼念何戒僧。
我們離開甘肅後，又在寶雞附近遇見孫蔚如，孫已經知道何戒僧部隊出了問題，但不知其內幕，認為我們從那裡出來是由於國民黨“排外”，由於他自己也被蔣介石排出甘肅，而且還要逼他打共產黨，對此深表憤慨。他對我懇切表示，和共產黨是朋友，我們不能彼此火併。他這次又留我，重提溝通與共產黨的關係，我說赴甘肅前講明仍回孫殿英部，必須履行諾言，何況孫部在熱河赤峰孤軍抗戰，現雖被迫撤退至察哈爾一帶，我更應回去看看。
孫還問孫殿英部隊的實力和今後動向。我分析孫殿英去熱河時僅帶去一軍人，其餘部隊仍留駐山西晉城，在赤峰作戰時又擴充了一個騎兵軍，他雖號稱擁有十萬之眾，實際上五萬人是有的。從熱河退至察哈爾一帶，他再回山西都不是長久之計，還是想到西北去發展。
孫蔚如表示，如果孫殿英有志於西北，他可以守住潼關，不讓蔣介石軍隊進入西北。這次孫蔚如送我一副親筆對聯，上聯是“海內存知己”，下聯是“天涯若比鄰”，是希望交一個朋友的。還託我帶信給孫殿英，勸他進取西北，共圖發展。解放後，孫蔚如曾任陝西省副省長。
我和劉炳琳、武伯昌同去甘肅，又同回陝西，他們仍回建設廳趙守鈺處工作，趙對他們一如往昔，照常留用。吳波同志也在趙處工作，當時不少的人是不滿國民黨反動統治的，而國民黨本身也不是鐵板一塊。
張家口見馮玉祥
從陝西回到孫殿英部隊，長城抗戰已成尾聲。主要是蔣介石並不存心抵抗日本侵略，單憑第一線部隊不可能長期支撐抗戰。這時，孫殿英部隊已撤退到平綏路沙城附近。我從北平到沙城同他見面，他仍然歡迎我留在那裡。孫自赤峰一戰後，升任華北第九軍團司令，馮玉祥、吉鴻昌將軍等已在張家口，聯絡各方，醞釀抗日反蔣。
不久，馮派高樹勳為代表到沙城會見孫殿英，告訴他馮倡議組織抗日同盟軍，邀孫參加。孫特為此事找我商量，對馮的抗目主張他表示同情，要我隨高樹勳同去張家口見馮先生。我和高坐鐵路局準備的專車出發，經下花園車站時，知道從山西北上抗日的方振武部隊剛到達此地，遂下車會見方。
方振武同我們相見時，極為興奮。他說：“你們來得正好，今天不要走了，明天咱們一起去。剛才接到張家口通電，今天晚上將有重要通電發出，咱們看看通電內容再同去張家口。”我們聽了心裡明白，準是張家口將建立抗日同盟軍指揮部的通電。
方振武參加過北伐戰爭，下臺之前曾任安徽省主席，一度被蔣介石扣留在南京。他參加閻、馮中原大戰失敗後，部隊也跟閻、馮同退到山西，在閻錫山的山西境內“客居”，方一度離開部隊，長城抗戰之後，方振武指揮其舊部張人傑把部隊從山西拉出來，閻曾派部隊截擊。方即指揮所部沿太行山麓北上，到達下花園。當時他的政治態度很明朗，堅決抗日反蔣。
第二天，方振武、高樹勳和我同搭專車到達張家口，當天馮正式宣佈就任抗日同盟軍總司令職，方振武任副總司令兼前敵指揮，吉鴻昌任張家口警備司令。高樹勳也成立了一個軍，宣俠父同志在他這個軍裡擔任師長。這些部隊都是馮玉祥的舊部，但實力還不夠強大。宣誓就職那天，還舉行盛大的群眾大會，抗日情緒十分高漲。
馮玉祥約我單獨談話，他希望孫殿英部隊把南口這個大門堵住，別讓蔣介石派部隊從南口出來。要我回去轉告孫殿英，把溝挖深一點，土培厚一點，防禦蔣介石部隊的進攻。我回沙城覆命，就把這些話轉達給孫殿英。孫當時就考慮，如果聽馮的指揮，參加作戰，首當其衝者將是自己。戰鬥打響之後，人員、槍炮、彈藥都不能指望從馮玉祥那裡得到補充，從軍閥的私利來說，他當然不願意做馮的犧牲品。這點，不僅馮玉祥充分估計到，連在南京的蔣介石也會想到。
蔣介石派駐北平的行營主任何應欽，也想收買孫殿英，利用他驅逐馮玉祥出張家口。由於孫的部隊駐在察哈爾省最多，何就派人暗給孫以察哈爾省主席。當時全國各方面都在醞釀抗日反蔣，孫和馮又有歷史關係，不能把高舉抗日大旗的馮玉祥趕走，但對蔣介石、何應欽之流又不能不敷衍，孫對我的政治態度是瞭解的，他要我代表他到北平去跟何應欽方面的人見面。
代表孫殿英去北平
我到孫殿英部隊時間不長，平時只掛高級參議頭銜，又不是他的親信，如何去跟何應欽談呢？
孫殿英在寫給何應欽的介紹信中稱我是他的表弟，所有問題，只要我同意，他都承擔。
我到北平以後，何應欽派軍委會北平分會的政治部主任、十三太保之一的劉健群和我接談。他一見面就直截了當問我：“老兄，你在孫殿英部隊中是‘車載斗量’，還是鳳毛麟角’？”這一問，使我察覺到他們在孫部也是暗中有人的，消息靈通得很，根本不問孫殿英讓你來幹什麼，更不談什麼表弟不表弟。接下去第二句問：“請你到南京去好不好？”這是暗示我，還是到南京去做官，一起幹吧！特務在這一套上還有點本事，他們認為如收買不成，別的就不必談了。我應付了幾句，就結束了這次會見。回去告訴孫殿英，也是這幾句原話。
孫殿英為了擺脫留在察哈爾的難局，同時也是為了乘機去西北，不接受察哈爾省主席的任命，提出要到西北去屯田。國民黨政府為了不使他參加馮玉祥發起的抗日反蔣活動，就發表他當青海屯墾督辦。他就把部隊從沙城調到包頭、五原一帶，準備通過寧夏，進軍西北。孫部西進經張家口時，特繞道從張家口以南通過，以避免與馮玉祥見面。他覺得馮要他堵住南口，而他放開南口向西走了，見面不好說話。
孫殿英從沙城出發之前，要我到西北先和各方取得聯繫，先到陝西與楊虎城見面，再到甘肅做點回族和當地實力派的工作。在這以前，我去了一趟上海，和黨組織劉仲容同志見面。我向組織上反映孫殿英的活動和赴西北的意圖，組織上考慮到不能離開孫殿英的意圖去指揮他，只能根據他的意圖考慮我們如何配合反蔣。要我回去勸孫從寧夏向南，進攻甘肅，通南巴的紅四方面軍可以從四川向北活動，雙方配合行動，先把蔣介石勢力從西北趕出去，再談後事。
輾轉西安與包頭
我到西安以後，原想先見到孫蔚如，因為他上次談過支援孫殿英進西北的事，不巧，他當時不在西安。
見楊虎城時，他態度暖昧，只聽我講，不表態，我只好不作深談。在西安沒住幾天，即搭歐亞航空公司飛機到蘭州。這時蔣介石已任命朱紹良為甘肅省主席。我和朱見面，講了中央委派孫殿英去青海屯墾，要求他支持。他說了一套官話敷衍，根本無誠意。當我提出擬赴青海訪馬步芳師長時，他即表示不贊成，談話無結果而散。
我住在蘭州的旅館裡，朱紹良派便衣監視我，活動受到限制，但還是有人主動到旅館找我聯繫。如回族青年馬仁山。他是馬步芳的少將參議，北京大學畢業生，家住蘭州，是回族上層人士，朱紹良也不敢動他。我和他交談後體會到，他一方面反蔣，但同時對馬步芳、馬步青等回族實力派也不滿，他希望孫殿英真能到青海有所作為，願為此奔走活動。我就請他到包頭參加孫部進軍西北的活動，此人後來果然到了孫殿英部隊。
既不能去青海，在蘭州活動又受限制，我即坐飛機回西安。這次仍未找到孫蔚如，也不打算再訪楊虎城，僅遇見舊友陳子堅和楊的高級參議杜斌丞先生，他們都是主張抗日反蔣的，贊成孫殿英進軍西北。
在西安未多停留，即趕回包頭和孫殿英見面，當時他正在緊張地部署部隊向寧夏進軍，李錫九老先生也隨軍到了包頭。孫殿英以李老年事已高，勸他留在後方，不要作長途行軍。但李老壯志未已，還是跟部隊一起行動。李老追隨孫中山先生革命多年，曾任大元帥府秘書，又是很老的共產黨員，大革命失敗後，常住北平，深受各方人士尊崇，即使舊軍人和舊官僚提到他，也都肅然起敬，孫殿英對他一直很尊敬。抗戰初期，李老在孫殿英軍中起過很好的作用。
進軍寧夏的前夕，孫殿英接到福建將成立人民政府的電訊，這是宣佈抗日反蔣的信號，孫要我立即去福建與人民政府建立聯繫。
長征前夕去往福建
我從包頭趕到上海，再坐船到福州，時在1934年1月。我在福州先後訪問了李濟深、徐謙和蔡廷鍇等，同蔡廷鍇將軍見面時，談到軍事情況。蔡講的一句話，至今印象深刻，他說：“我們的部隊再有一個星期可以到福州集中。”我一聽，大為吃驚。當時蔣介石所派遣的蔣鼎文部隊已從福建北部逼近南平（即延平），從南平沿閩江南下到福州要不了一兩天，在福州沒有集中隊伍固然危險，但要在福州作戰也不行。
福建多山，南平以北，易守難攻，如要保住福州，首先要控制南平以北和以西的地區，如果讓蔣鼎文部隊到了南平，問題就大了。
道經上海時，我和組織上接了頭，知道這次福建建立人民政府與蘇區將有所配合。到福州後，人民政府給了我一個參軍的名義代表孫殿英的華北第九軍團，出席軍委會議，但沒有聽到蘇區紅軍與十九路軍配合作戰的確實消息，情況仍然隔閡。
在福州，我先住城內旅館，各色人等都有，嫌雜亂，就搬到閩江附近的青年會住，比較安靜。一天，有一不速之客來訪。見面後，不相識，對方卻告訴我姓名，然後輕聲告訴我，蔣介石的軍隊已距福州不遠，福建人民政府的部隊已開始撤退，時不宜遲，他勸我趕快離開。
此人實際上是福建地下黨的同志，黨的組織在福州已有基礎，紮根在群眾之中。我就到閩江邊上僱一條小船到馬尾港口，搭輪船經香港轉回上海。孫殿英有代表常住在上海，瞭解到孫部進軍寧夏，也已遭失敗。
孫殿英部從寧夏垮下來後，退到綏遠，部隊全被閻錫山接收，孫殿英被閻留在山西晉祠。孫部失敗退到包頭時，曾打電報給我，要我從上海赴香港訪問胡漢民。胡即商廣東陳濟棠，撥款拾萬元給孫殿英，作為善後費用。
這一時期國內各地的反蔣活動，雖沒有聯合起來採取一致行動，但彼此之間仍保持一定的聯繫。馮玉祥領導抗日同盟軍反蔣失敗後，退居泰山。這幾次反蔣活動都未成功，使蔣介石得以集中兵力，繼續進攻蘇區，紅軍被迫於1934年開始二萬五千裡的長征。
當時，日本帝國主義者正在加緊其侵略步伐，華北危急，國難日深，華北各地抗日反蔣的活動仍未停止，人們普遍反對國民黨反動派所實行的不抵抗政策，寄希望於中國共產黨和高舉北上抗日義旗的紅軍。
（原題為《縱橫龍潭虎穴間 ——我在西北隱蔽戰線活動追憶》，選編自《文史資料選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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