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0年，琦善与英国全权代表——懿律与义律二兄弟在天津交涉，意味着林则徐的禁烟运动已得不到皇上支持。
二十多年前，一直饱受贸易逆差之苦的英国终于找到了可以在中国赚钱的捷径----贩卖鸦片。鸦片的危害性在此就不必多说，当年吸食鸦片的人和今日沉溺于网络游戏的孩子并无二异，既投入了钱，又伤身伤心，甚至危及到国之安危。所以如何处置鸦片就成了必须要做的事情。
只是当时朝廷对待鸦片分为两派，一是禁烟派，以林则徐为首；一是驰烟派，以琦善为首，后者还占大多数。在当时看来，放宽鸦片管制就是因为高官贵族勾结鸦片商，贪污受贿，腐败到极致。但客观上讲，特别是在与英国鸦片外交中，禁烟派不一定是英雄，驰烟派也未必就是奸臣。
极力主张禁烟的是清朝著名民族英雄林则徐，他对道光皇帝连续八天“洗脑”鸦片的危害，成功以钦差大臣的身份，南下广东开展禁烟运动，成为禁烟派一大胜利标志。借着皇帝的圣旨，加之民心所向，该运动真是中国近代以来少有的一段“撸起袖子强硬干”的光辉岁月。
林则徐也是不讲理的，禁烟期间怂恿地痞流氓烧与英国做生意商贩的船，即所谓的“以毒攻毒”；没收所有鸦片，对不合作的外国烟商直接围困十三行，断水断粮断绝联系，连外交官员也不通融，坚持“一律平等”原则，直至时任商务总监的义律上缴所有鸦片方放人；最后虎门一把大火更是烧的举世闻名，烧出了中国人的爱国心和自豪感，也烧来了大英帝国舰队。
对于崇尚市场经济自由的英国人来说，困于十三行是侵犯他们的人权，没收他们的鸦片是侵犯他们的财产所有权，封锁交易那是破坏自由市场规则。“日不落帝国”想赚钱却被断了财路，是可忍孰不可忍。既然不能和平通商，那就武力解决。
若说英国一来就想打战入侵中国，也并非完全正确，毕竟当时他们还不知道清帝国会如此懦弱且不经打。英国最初的目的只是想和中国友好通商赚取银两。战争只是达成目的的手段之一，如能兵不血刃和平解决此事当然再好不过。
可若不是下面这封公文翻译信，中国的历史或许可以往另一个方向走。
此封公文是英国外部大臣巴麦尊爵士在发生虎门销烟事件后，令义律和懿律递交致“大清帝国钦宰相”的外交文件。全文翻译虽不雅，倒极守信，除了以下这句“To demand from the Emperor satisfaction and redress”，译文变成“求讨皇帝昭雪伸冤”。就好像英国跑到大清皇宫门口击鼓鸣冤，难怪宣宗和琦善把这个外交案当做属下告状的讼案办理。
连同外交文件一起北上的，还有大英帝国的无敌舰队。英国倒不是真的想打架，主要想吓唬一下大清皇帝，迫使他答应自己的请求。
对于当时的清政府来说，英国舰队相当于今日美国派上他所有的航空母舰肆无忌惮在你家周围逛了两圈，那种威慑力还是很大的。所以宣宗已经怂了一半，内心把林则徐骂了无数遍。但之前对外国“蛮夷”的刻板印象，误以为他们只是来伸冤，加之低估了英国的军事实力，清政府错误地给出了一份极其幼稚的外交回应。
这里首先要聊聊英国那份被误以为是“诉状”的外交文件，非常的有意思。前半部分吐槽对中国禁烟运动的不满：行动过于突兀；只严办外国人；处置没有人权，如此行径传出去英国威严尽失!
后小半就讲了英国的要求，无外乎赔钱平权割地，甚至留下了谈判的伸缩空间：如中国不愿意割地，那么可签订通商条约，例如增开口岸，固定关税，设立大使馆等。
从现代的角度讲，可谈判的部分，除涉及到治外法权，其余条约既无不平等也无害于中国，可看出英国政府依旧寻求和平通商的态度。订商约或割地，中国可择其一，选择的自由就是当时中国外交的机会。
当然，我们无法也不能q验证“假如中国选择了……，之后中国会变得怎样”这类的命题。在当时，清政府提出了对他们来说最自然最正大的办法——英国所有要求一概拒绝，只同意重治林则徐之罪，以体现皇帝“大公至正”。
“薄海内外，无不一视同仁”，增开口岸或割岛那是坏了规矩，不公平；商人欠债商人间自行解决，政府不管；鸦片本就是违禁品，烧了就烧了，更不可能索赔。
皇帝如何昭雪伸冤？如何把外交案件当做属下相争处置？都在这里体现的淋漓尽致。这真的只是一句翻译错误造成的吗？并不尽然。当时的中国仍是“以我独尊，万国来朝”的心态对待国际者，完全不明白也不承认国际公法及国际惯例的存在。借此一例，便可窥测到国人的心理和世界观。
而至于被道光皇帝放弃的林则徐，有一个很有趣的观点：看似林则徐是鸦片战争的替罪羊和受害者，实则被罢免是他的终身大幸事，是中国国运的大不幸。如果林未被罢免，则中英必有一战，且中国一定失败，战败的林则徐难保民族英雄的名声，但战败的中国会迅速求和，损失可减少，那中国的维新运动或许可以提前二十年。
历史就是这样有趣，你可以随心所欲地假设，最终也不免叹息一声，回到既定的结局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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