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喬木同志一生對黨和國家有過多方面的貢獻,晚年在中國社會科學院創建乃至全國哲學社會科學事業發展上的貢獻尤為突出。這一貢獻概括起來說,我認為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奠定了中國社科院的辦院基礎,二是提出了中國社科院的辦院方針。
一
我是1977年11月作為喬木同志的秘書,隨他一起到中國社科院的。為了弄清情況,他和院黨組副書記、副院長鄧力群同志商定,先用一個月時間進行調查研究。其實,他作為國務院政研室的負責人,在1975年曾分管過中國社科院的前身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以下簡稱“學部”)工作,所以對那裡情況並不陌生,心中早就有一個基本估計,認為學部是一個在“文化大革命”中沒有被“四人幫”控制的單位。經過一個多月的調查,他對這一看法更加胸有成竹了。1977年12月,中國社科院借公安部禮堂召開了建院後的第一次全體黨員大會。利用這個機會,他就中國社科院揭批“四人幫”運動的方針問題發表了講話,提出要把賬算到林彪、“四人幫”頭上,在群眾中不要再糾纏歷史舊賬;要把揭批“四人幫”與業務結合起來,拿出一批具有馬列主義高水平的批判文章;要思考和用實際行動回答全國工農業生產、自然科學研究上去了,社會科學研究怎麼辦的問題,把缺的課補上,用優良成績向黨和人民獻禮。
1978年2月下旬,中國社科院在喬木同志提議下又用四個半天時間召開了社會科學界著名學者批判“四人幫”製造的“兩個估計”(即“文化大革命”前17年教育戰線是資產階級專了無產階級的政,是“黑線專政”;知識分子的大多數世界觀基本上是資產階級的,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座談會。這個會在當時“兩個凡是”方針佔據上風的情況下,產生了十分積極的社會效果。他為這個會準備的講話提綱中還鮮明指出:中國社科院要把揭批“四人幫”運動進行到底,但在1978年第一季度要告一段落,把精力轉到科研工作上來。
二
在正確解決中國社科院揭批“四人幫”運動的方針問題後,擺在喬木同志面前的又一個急需回答的問題是,如何以最快的速度把業務工作拉回到原來軌道,使之適應新的形勢得到更大發展。考慮到時逢年底,各單位都要上報下一年度的經費需要,以便納入國家建設計劃和財政預算,他不等國務院頒發的“中國社會科學院”印章啟用,便以只爭朝夕的精神,迫不急待地以中國社科院臨時領導小組名義向國家計委先行上報了“三年規劃的初步設想”。這個“設想”是在各研究所規劃尚未制定、院領導班子尚不健全的情況下,由他自己草擬的。但即便如此,也足以看出他胸有成竹、高屋建瓴的氣勢;其中許多設想,也為後來的事實證明是切實可行的。例如,他提出要在今後三年編寫出一批各個學科的基礎性著作和工具書,包括研究外國政治、經濟以及經濟學、文學、史學、哲學等流派的專著;要籌備建立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蘇聯、美國、日本、亞洲、非洲、拉丁美洲、西歐、中國現代史、經濟數學方法(即後來說的數量經濟學)等14個新研究所;要成立辭書編輯機構,恢復經濟學、哲學、史學、法學等學會,恢復和創辦一批刊物;要新建科研用房、職工宿舍和學術報告廳,等等。他還提出要利用院內學者資源,每年為國家培養500到1000名研究生;要在現有基礎上,把中國社科院人數翻兩番。後來,這些基本都實現了。
喬木同志到任後,對上報的“初步設想”又作了補充完善,進行了補報。在前面提到的中國社科院第一次全體黨員大會上,他號召各研究所要抓緊制定三年科研規劃和八年工作設想。事隔20天,未等大家喘息,他又召開了中國社科院制定科研規劃的動員大會。那次會是借商務印書館的禮堂召開的,他到會講話,闡述了中國社科院三年規劃和八年設想的指導思想和主要內容。他指出:規劃中要包括擬新建的研究機構,擬恢復、充實和新建的學科,擬完成的重要課題和基礎性著作、工具書,以及隊伍建設和後備隊伍的培養;制定規劃要有雄心壯志又要切實可行,要有遠大理想又要有實際的基礎;要把中國社科院的規劃與全國社會科學事業發展的規劃配合起來考慮,無論中國社科院還是全國的規劃都要力求跟整個國家的建設、科學文化事業、經濟建設等各方面事業相適應。與前面說的那個“初步設想”相比,他在講話中又提出了不少新的設想。例如,在擬建的新研究所中,提到了政治學所、社會學所,以及工業、農業、財貿等經濟方面的研究所;還提出要儘早舉行全國性的分學科的規劃會議,然後把這些規劃綜合起來,以便為制定全國的規劃做準備。
會後,喬木同志起草了《八年擬新建的研究所(草案)》,並親自動手修改了新的編制報告,上報黨中央和國務院。草案中提出擬新建的研究所和編輯處總共有40多個,一個前幾次都沒提到的所是世界政治研究所(“學部”原來只有世界經濟研究所)。這些設想後來雖然沒有全部實現,但在黨中央支持和各方面努力下,畢竟或新建或由外單位轉入了18個研究所。此外,在他的支持和提議下,恢復了“文化大革命”中被停辦的所有刊物,還創辦了院刊《中國社會科學》,成立了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和郭沫若紀念館。即使後來辭去中國社科院院長職務,他仍積極提議和努力,使中國社科院的邊疆史地研究中心和由中國社科院行政代管的當代中國研究所得以成立。這些新單位與原有機構共同鑄成了中國社科院的框架,基本形成了中國社科院延續至今的規模。
為了開好全國哲學社會科學規劃會議,根據喬木同志的建議,中國社科院於1978年6月上旬邀請各省、自治區、直轄市社會科學研究機構的負責人來京,借中央黨校的房子召開了全國規劃會預備會的籌備會;又於同年9月借首都劇場召開了全國規劃會的預備會。這兩次會,他都出席並講了話。在這兩個講話特別是後一個講話中,他著重闡述了社會科學對於國家各項事業發展的重大作用,強調製定規劃要不怕艱險,敢於堅持真理;論述了規劃應達到的十項目標,如研究成果應該對重大的社會科學理論與現實問題作出馬克思主義的回答,對世界學術作出中國社會科學工作者特有的貢獻;規劃中應該包括編寫出一套社會科學的基本教材和各種基本的工具書,填補研究的空白;應該有計劃有組織地進行基本國情調查;規劃應該包括科研隊伍和領導班子的整頓,以及後備力量的培養;應該做好社會科學的普及和國內外資料、情報的收集和翻譯工作,等等。由於喬木同志在千頭萬緒中抓住了規劃這個“牛鼻子”,很快就把中國社科院這潭“死水”攪活了。
三
在規劃制定的同時,喬木同志十分注意抓規劃的落實工作。在他提議和指導下,中國社科院的科研計劃局、規劃聯絡局、人事局、外事局,以及院刊、出版社、研究生院等一批院直屬機構相繼建立,中國社科院對內對外的學術交流也得以迅速開展。他對毛澤東思想基礎、中共黨史、中華人民共和國史這三部書的寫作,對院刊《中國社會科學》和研究生院的創辦,投入的力量最大。為了確定那三本書和院刊的主編,以及研究生院的領導人選,為了給寫作班子和研究生院找臨時落腳的地方,他反覆找人談話,還親自選擇地點、查看房屋,出面請求有關部門支持。為了《中國社會科學》的一篇稿子上不上,他要和有關同志一再商量,多次召開會議研究。為了一個考生能否被研究生院錄取,他也要親自過問。
在抓規劃的同時,喬木同志還著重抓了制度建設。他設想,今後全院要分為院、學部、研究所三個層次。在院一級設黨組或黨委,建院務會議、院長會議和秘書長辦公會議制度。在國家批准建立院士制度前,先設院學術委員會,作為院的最高權力機構。從當時情況出發,他曾考慮設立哲學、經濟學、史學、文學、國際政治、政治與法律學、社會學、教育學等八個學部,協助院長分工領導若干關係較為密切的研究所,確定所屬學科的研究方向、重要課題,指導和評價研究業務及成果,協調友鄰學科的交叉與合作,開展跨學科或多學科的研究。所一級學術委員會負責制定並實施科研規劃,培養、考核、提升、任免、調動研究人員,建立或撤銷研究室、研究小組。研究所要按照科研計劃開展工作,個人計劃要納入集體計劃。對研究人員要實行經常考核,可採取一年一聘的制度。這些設想有些當時就已實現,成為中國社科院現有制度的核心,如院一級設立院黨組、院務會議、院長會議、秘書長辦公會制度,所一級設立所學術委員會等;有些當時雖未實現,但以後還是實現了,如在院和所之間設立學部等;有些雖未完全實現,但已部分實現或處在實現的過程中,如研究人員的考核、提升、任免、調動由所學術委員會研究實施,並實行一年一聘等。在他促進下,中國社科院很快恢復了學術職稱評審制度,國家還於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建立了學位授予制度,並設立了以他為主任委員的國務院學位委員會。這兩項制度對於中國社科院乃至全國學術界的正規化建設,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四
在奠定中國社科院辦院基礎方面,讓喬木同志投入精力最多的另一件事,是搭建院所兩級領導班子和充實科研隊伍,尤其為配備所局級領導班子耗費的精力更多。他首先是從院裡“挖”,比如考古所的所長夏鼐、語言所的所長呂叔湘、近代史所的所長劉大年、宗教所的所長任繼愈、外國文學所的所長馮至等,原來都是“學部”的老人。院裡實在“挖”不出來,他就從院外調,比如情報所的所長鮑正鵠等。遇到有的著名學者想集中精力做學問,不願擔任行政領導職務,他還要登門拜訪,當面“說項”。
對人才隊伍的壯大,喬木同志也十分關心。每當從雜誌上看到好文章,他總要打聽作者情況,看看工作是否適得其所。有一次,他從《哲學研究》上看到一篇關於《易經》的文章,感到寫得很好,便通過雜誌編輯部瞭解,聽說作者是地方一個街道工廠的工人,便提出把他調到社會科學研究機構或大學。後來幾經周折,這位同志總算調入了大學,現在早已成了知名學者。
五
喬木同志尊重知識、尊重人才,尤其表現在他為知識分子特別是知名學者解決科研條件與生活困難的問題上。原學部的物質條件本來就不好,“文化大革命”中又被迫交出三萬多平方米的辦公室和宿舍,加上建院初期機構和人員有較大增加,令儘快把科研及各項工作搞上去的要求與客觀條件之間的矛盾十分突出。對此,喬木同志主持院領導班子積極研究對策、提出方案,爭取上級和各方面的支持。為了使情況瞭解得更具體,他親自到科研人員居住的宿舍樓視察,併到一些居住條件惡劣的老學者家中訪問,然後動筆起草和修改給鄧小平、李先念副總理的報告。在他的努力下,僅1978年當年,中國社科院就被批准追加了6萬多平方米的基建指標,並得到5000平方米的前三門大街統建住宅樓。中國社科院總建築面積7.5萬平方米、高十五層的科研大樓,約4000平方米的研究生院教學樓和學生宿舍樓,約20萬平方米、3000餘套的科研人員宿舍樓,都是那個時期破土動工或批准立項的。另外,那一時期,中國社科院的行政經費增加了十倍,並設立了面向全國的社會科學基金,既改善了中國社科院自身的科研條件,也推動了全國社會科學研究事業的發展。
六
從喬木同志被任命為中國社科院院長,到他因在中央工作的擔子越來越重而決意辭去院長職務,總共四年多時間。在這四年裡,中國社科院比起“學部”時期,研究所增加了一倍多,達到32個;科研人員(不含行政人員)增加了一倍多,達到2300人;期刊增加了近兩倍,達到65種;經費、辦公條件、住宅面積等物質條件或得到很大改善,或為改善奠定了基礎。但我認為,喬木同志的最大貢獻還在於他為中國社科院制定了一條正確的辦院方針,並使這一方針成為了中國社科院不滅的靈魂,以至中國社科院在他走後,仍能沿著正確的道路發展,從而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和中國哲學社會科學事業產生了一本又一本鉅著,培養了一批又一批學者,作出了一個又一個貢獻。
關於中國社科院的辦院方針,喬木同志在不同場合曾作過這樣和那樣一些表述,但總的思路,我理解就是要把中國社科院辦成馬克思主義佔指導地位的門類齊全的綜合性哲學社會科學研究機構和全國哲學社會科學研究中心,使之成為黨中央、國務院忠實得力的參謀和助手。圍繞這個方針,喬木同志就一些重大關係問題作過大量深刻而精闢的闡釋。對此,我把它們歸納為以下四點。
1.關於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與解放思想的關係。喬木同志指出:中國社科院是黨中央和國務院領導的社會科學研究機關,因此,馬克思主義應該佔領導地位;中國社科院是研究社會科學的,因此,也不應當離開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指導。具體講,第一,中國社科院必須把系統研究和闡述馬克思主義作為自己的首要任務,寫出科學的有創造性的理論水平較高的關於馬克思主義的專門著作;第二,中國社科院必須對社會科學各領域中的重大理論和現實問題,作出令人信服的馬克思主義的解答;第三,中國社科院的黨員不僅要研究馬克思主義,而且應該在行動上按照馬克思主義的要求去做,表現出行動中的馬克思主義。他還指出,解放思想是指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打破舊的習慣勢力和主觀偏見的束縛,研究新情況,解決新問題,而不是要放棄馬克思主義,偏離四項基本原則。另一方面,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只是我們研究問題的嚮導,而不能成為研究的終點。我們不能停止在馬克思主義的現成書本上,必須運用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對人類的新經驗、新知識作出總結,尋求和過去時代不完全相同的答案。同時,馬克思主義既然是一門科學,它就不是一個封閉孤立的體系,需要不斷向前發展,需要不斷用其他科學提供的新成果,包括非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研究成果來豐富自己。只有這樣,馬克思主義才能保持強大的生命力,才能在各門科學研究方面保持指導地位。再者,不能要求所有著作講的都是馬克思主義,有些學科與馬克思主義的關係沒那麼密切,只要它的研究成果確有創見,有學術價值,就是社會所需要的,就會對人民有用處。
2.關於同黨中央在政治上保持一致與獨立研究的關係。喬木同志指出:中國社科院是黨和政府忠實得力的助手,應該在根本的政治立場上、政治路線上同黨和政府保持一致,這與獨立進行科學研究的要求是兩碼事,相互之間並不矛盾。它們的關係,在一定意義上可以說是政治與學術關係的具體化。關於這個問題,他的主要觀點可以概括為以下三點。第一,政治與學術是兩個不同範疇的問題。在一般情況下,不應當把學術問題當成政治問題,也不應當把政治問題當成學術問題。學術問題不能用政治干預的辦法解決,而應通過實行“雙百”方針的辦法解決。政治性的問題,尤其是反對四項基本原則的言論,哪怕是以學術著作的形式出現,也不能允許公開發表,相反,還要同它進行堅決鬥爭。要求在任何問題上都“輿論一律”是不對的,但不能由此走到另一個極端,認為社會主義社會的輿論在任何問題上都應該是不一致的。世界上沒有絕對的抽象的言論自由,如果允許任意發表反對黨的領導、社會主義制度這些基本政治原則、政治制度的言論,我們的社會就會四分五裂,現代化建設的目標就會落空。第二,不能把學術為政治服務理解為學術要屈從於政治需要,不能為了政治的一時需要而違背科學精神、篡改客觀事實。另一方面,必須看到在當今時代,學術不僅不能脫離政治,而且在特定條件下還要與政治的要求協調一致。就是說,學術要通過自己新的研究成果為政治提供科學的依據,從而達到為人民服務的目的。所謂做黨和政府的助手,並不意味著要做應聲蟲,而是要把用科學家的良心和畢生心血取得的科研成果貢獻給黨和政府。第三,政治問題在特定條件下,也可以成為學術問題,這指的是在政治被當成學術研究對象的時候。比如,黨的領導應當怎樣進行,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應當具有哪些特點,社會主義國家的權力結構應當是什麼樣的,等等。這些都可以研究,可以討論。其中有充分科學論證、符合四項基本原則的研究成果,也應當有公開發表的自由。
3.關於把現實問題作為研究重點與加強基礎研究的關係。喬木同志認為這個關係,本質上是理論與實際聯繫的問題。他在這個問題上的主張,概況起來也主要有以下三點。第一,科學研究的天地很廣闊,需要有主流。在社會科學領域,主流應當是重視對當代最迫切問題的研究。中國社科院必須把研究現實問題擺在整個研究工作的首位,加強直接應用部分的研究。社會科學不是不能應用的,它必須應用,而且基本上是為應用而存在的。現代化建設中有大量現實問題需要社會科學去研究,這方面的研究成果不僅有助於黨和國家方針政策的制定,有些還會發揮指導作用。社會科學是上層建築,上層建築必須為經濟基礎服務,為生產服務。我們要用科學研究證明,社會科學對現實社會可以產生直接的效果。如果社會科學不把解決直接應用的問題放在重要地位,就會發生中國社科院要這麼多人出這麼多書,究竟對國計民生有什麼好處的問題。第二,強調社會科學研究為解決現實問題服務,決不是要取消或削弱基礎理論研究。相反,各學科的基礎理論研究還應當加強。像文、史、哲等學科的深入研究,不僅會豐富我們的精神生活,提高我們的精神境界,而且會對現代化建設中的一些具體問題產生直接影響,這也是為現實服務。關於理論與實際相聯繫,應當根據不同學科的特點加以具體化,不能用狹隘的簡單化的尺度去衡量。不可能所有學科問題的解決,都會對現代化建設直接有用。如果各學科的基礎研究很薄弱,文、史、哲等非直接應用的學科得不到發展,連基本功都很差,我們國家就不可能成為現代化國家,社會科學為現代化建設直接服務的任務也不可能完成得好。第三,作為社會科學工作者,在研究現實問題時,哪怕是最實際的問題,例如進行企業或農村調查,也不要忽略理論上的探討和闡釋。同時,在研究基礎理論問題時,哪怕是最抽象最古老的問題,例如研究哲學的一些根本問題或史學的人類早期文明問題,也要注重把研究的成果運用到實際中去,用這些成果為人們掌握人類認識規律和社會發展規律而服務。
4.關於著書立說與培養人才的關係。喬木同志認為,社會科學研究最重要的工作是著書立說。他倡議推出大部頭的學術著作,希望各研究所都能樹立雄心壯志,寫出多卷本的大規模的著作,推出與時代相稱的產品,為祖國為人類作貢獻。他所主持編輯的《中國大百科全書》和他所建議編輯的《當代中國》叢書,便是這方面的兩個傑出成果。同時,他認為中國社科院絕不能忽略對社會科學人才的培養,特別是要注意發現有培養前途的青年,為他們深造提供必要條件。為此,他提出要擴大研究生院的招生規模,多派出國留學生和進修生,讓青年研究人員做老專家的助手,每週拿出一天學習專業等一系列措施。
喬木同志為中國社科院制定的辦院方針以及對這一方針的全面闡釋,構成了他辦院思想的主體。建院40年的實踐證明,這些思想完全符合黨中央、國務院的要求和中國社科院的實際,因此,其基本精神一直為喬木同志卸任後的歷屆領導班子所認同和堅持,已成為中國社科院傳統的主流。現在,喬木同志離開我們有25年之久了,但他為創建中國社科院所付出的心血和作出的貢獻,已經融入中國社科院這座大廈之中,而且隨著歷史長河的延伸必將愈益顯示出它們的價值和意義。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原副院長,曾任胡喬木同志秘書)
閱讀更多 正北方網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