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德報怨”，又叫“報怨以德”，出自《道德經》第六十三章，原文“
大小，多少，報怨以德。”孔子也曾被弟子問及“以德報怨”，《論語 憲問》：“或曰：‘以德報怨，何如？’子曰：'何以報德？以直報怨，以德報德。’”
可以看出，老子和孔子對“以德報怨”持兩種完全相反的觀點，老子是肯定，而孔子是否定。否定的原因很簡單：如果對怨的行為我也回報以德，那麼對德的行為，我又該拿什麼去回報呢？
很顯然，孔子的觀點更符合我們當下的主流思維。提到“以德報怨”，大多數人的第一反應就是迂腐。難道敵人侵略家園，也要以德報怨嗎？難道別人欺負上門，也要一味忍讓嗎？難道面對侮辱挑釁，就不能抵制懲戒嗎？
在我們看來，“以德報怨”是無條件的忍讓，是軟弱和無能的代名詞，是封建社會用來愚弄百姓做順民的洗腦工具。更有甚者，對《道德經》和老子產生反感，認為道家思想是“龜縮哲學”，是明哲保身的利己主義。
其實這便是誤解了。首先，“德”並不是一味忍讓、打不還手，更不是濫好人。老子非常推崇“慈”，然而接下來就說：“慈，故能勇，以戰則勝，以守則固”。能打能守，都是慈的表現，又哪裡是濫好人呢！
所以墨家提倡“兼愛”，又提倡“非攻”，但他們卻到處幫人守城，幫人打仗。原因就在於：守，便是“兼愛”，便是“非攻”。我沒有侵略之心，我只是在自保，在自我守護而已。
《孟子》說：“春秋無義戰”，而二戰的勝利者卻被認為是正義的一方，區別也在於此。我想侵犯你，你也想侵犯我，那打起來就是“無義戰”；我沒想侵犯你，你卻來侵犯我，那我打你是理所當然，我只是在守護自己的家園。
守護，便是“慈”的表現。一味忍讓退避放棄抵抗，這並不是守護，也不是慈，更不是“德”，又怎麼能說這種行為是在“以德報怨”呢！
其次，“以德報怨”的“報”字，不是回報的意思，而是“制服、處置”的意思。“報”是會意字，左邊是一個刑具，右邊是一隻手抓住一個人，表示治人之罪，本意為制服、判決罪人。
“報怨”的意思，類似“制服、判決、制裁怨恨”。用什麼來制裁怨恨呢？以德來制，而不是忍讓求和，更不是怨怨相報。因此前文才會說“大小，多少 ”，大是從小發展至大的，多是從少發展到多的，從根源上消解怨恨，就需要有“德”。
這也符合《道德經》第七十九章所說：“和大怨，必有餘怨，安可以為善？是以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有德司契，無德司徹。”用忍讓求和的方法來和解怨恨，必然會有餘怨難消，又怎麼能說這種方法好呢？
所以《道德經》，並不贊成“
和怨”的行為，忍氣吞聲去求和解，也不是老子的意圖。那什麼才是可以消解怨恨的“德”行？《道德經》第四十九章有講：“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一個真正的“善者”，對任何人都是以“善”待之。打個比方：賣東西，對知道行情的人，和不知道行情的人，我都是同樣的價格。並不會因為他人無知，而去坑騙他。公正坦誠行事，又怎麼會引起怨恨呢？
所以有道的人行事，對於明道的人，和不明道的人，我都同樣以符合道（“善”）的行為去對待他們。這樣才能把道施行於天下，讓天下人都得到“道”。依照自然規律行事，又怎麼會招來仇怨呢？
對於有信的人，我以信待之；對於無信的人，我仍然待之以信，這樣才可以讓天下人都得到“信”。否則的話，如果一個人守信還要看對象，對一部分人守信，對另一部分人不守信，那我們能說此人是個“信人”嗎？明顯不能。“信”，是一種品性，而不是行事的權宜方法。
因此孔子說“以德報德，以直報怨”，我們能說他是個“德士”嗎？明顯不能，因為他的“德”是分對象給予的。對我不好的人，我就不會對他表現出德；對我好的人，我才以德來對待他。
所以孔子的“德”與老子的“德”並不一樣，他是把“德”當成了一種有價值的商品，用於交易交換，而不是品性的自然呈現。
就像別人對我笑，我才對他笑，這便是把笑容當作了交換，而不是內心歡樂洋溢的自然呈現。這樣的人，是歡樂開朗的人嗎？並不是。他的笑容，只是一種程式化的“禮貌”，是“禮”而已。
而老子的“報怨以德”，是不論你怎麼樣，我都是這樣，這才是“信人”，才是“德士”，因為他的“信”不會因為對象而改變，他的“德”不會因為別人而消散。不因人因事而異，所以對於心懷怨恨的人，和心地良善的人，我都同樣待之以德，這樣才可以讓天下人都得到“德”。
“以德報怨”，現在經常被眾人抨擊，視為“迂腐”的代名詞。其實究其根底，是當下人心太過浮躁，競爭太過激烈。大家的思維習慣都帶著“爭”之心，而爭的本質便是相互侵略，侵略的行為連“德”都談不上，“以德報怨”又從何說起呢？做不到，自然就只能攻擊它的合理性，從本質上消滅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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