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客家人問題，一直以來是社會史研究的敏感問題，社會學家和史學家們翻閱各類檔案，走訪兩廣客家村遺址，一直以來想要解開晚清之際，負責的廣西社會與拜上帝教之間的內在聯繫。
一部分人認為廣府人是土著人，客家人經過長時期的不斷搬遷，來到排外思想嚴重的廣東北部，分散的居住，他們不會說廣東話，有些甚至根本聽不懂廣東話。本地土著居民常常以強大的宗族為靠山，有財力也有凝聚力與客家人展開鬥爭，大規模的械鬥一度使得客家人迫不得已開始二次遷移。
相當多的客家人開始向西進入廣西山區，常年不斷的匪盜活動和客家人與廣西本地人之間愈演愈烈的仇殺，使得廣西人性格勇猛好戰，整個廣西社會也在 “道鹹”之際快速進入高度軍事化。各式各樣的武裝團體開始出現，給這個本就不太平的兩廣地區增添了更大的危機。具有代表性的幾類勢力大抵如此：
流動匪患，這些流動性的土匪，機動性非常之強，專事劫掠，轉瞬便進入廣西深山，有些匪股勢力相互結義，形成大的匪幫，依靠深山長谷搭寨築城，清政府顢頇懶散，常常不敢直接與土匪對抗，知道匪患消散，逃離現場，才到場勘察立案。這類非法武裝勢力直到解放時期，才被剿清。
除此之外，地方的秘密社會如三合會，常常渾水摸魚，一依靠會堂組織，搞起小武裝隊伍進行搶掠活動。當地鄉紳，家財豐厚，備受匪患劫掠之苦，他們也從不相信可以得到貪汙腐敗的官方的援助，於是便組建了鄉紳地主之間的聯合防禦組織，由他們來防衛村社和動員民團，然而這類土著人武裝在一定程度上與非法暴徒無異，常常以保衛鄉民為藉口，打砸客家村。
對於客家人來說以上的各類勢力，都是自己的敵人。但是在客家人與本地人的鬥爭中，可家人常常有這樣集中不利情況：一則他們缺少類似本地財主們擁有的宗族結構，而是分散居住，勢單力薄，備受屈辱；二則他們居住在邊沿地帶的小土地上，貧弱無力。
儘管居住方式和財產狀況都對可家人不利，但出於使用共同語言使得散居無防禦的客家人各階級能夠團結起來應對19世紀四十年代的的挑戰這時村社之間的緊張關係正在加速分裂，已經到了一觸即發的邊緣了。於是1844年洪秀全帶著他的迷幻的夢境進入到廣西客家村，到1950年，幾乎百分之九十的客家人全都皈依的拜上帝教，善於組織的馮雲山，在整個廣西社會建立了一紫荊山為本部，分會遍及其他各縣的拜上帝教系統，大大增強了客家人的勢力，也能夠在這個充滿危險的社會中站住腳跟。這種分裂中的廣西社會在越來越無能的官僚的眼皮底下越來越公開的活動，他們為了保險起見，採取不介入的政策，只是將本地紳團武裝與拜上帝教之間的鬥爭看作是南方省份之間的種族仇殺和客家人與本地人之間解決矛盾的常見形式。所以他們只搞一刀切的辦法，明令禁止民間械鬥。
一旦出了事他們也充耳不聞，等到鬥爭結束，匪患撈到好處逃離現場，才去調查。這使得廣西鄉紳一度派代表團進北京爭取京官同鄉的支持，因為對於一些敏感的鄉紳來說，拜上帝教反對孔孟，明顯是一股離經叛道的邪惡勢力，很危險。這樣一來廣西的鄉村社會便徹底失控了。
如此一來，本就帶有非我族類之感的客家人，又因為拜上帝教得罪於廣大鄉紳階層而徹底呆不下去了，於是他們賣掉田舍，燒了房屋，前後裹挾滾雪球一般突圍出去，打出廣西一路進入湖南，繼而再進湖北，劫掠船隻，坐船一路飄進南京城夢想著到達屬於他們自己的天國。
此時沿途的各省官員們，同樣以不求有功，但求無過的原則，選擇圍而不剿的策略，只想著將這股暴民趕出自己的地盤，在他們看來，火燒在別人的後院裡，總比在自家要痛快，殊不知，所有的人的後院都連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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