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嶽石文化是20世紀60年代中國考古的重要發現，按照國際慣例，以首次發現的遺址所在地的小地名——山東平度東嶽石（村）命名。嶽石文化是山東省境內繼“龍山文化”（1930年在章丘龍山發現）、“大汶口文化”（1959年在寧陽大汶口發現）兩種最重要的考古“文化”之後的又一次具有劃時代意義的考古發現。
第一個嶽石文化遺址在平度城北25公里大澤山西麓的東嶽石村東，最初是1959年秋冬修淄陽水庫時發現的，“一群前所不見、有別於龍山文化的典型品”，揭示了其有別於龍山文化的顯明特點。
嶽石遺址發掘報告的公佈，開始引起了考古學界的重視。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初，在山東各地陸續發現併發掘了和嶽石遺址屬於同一類型的許多遺址，尤其牟平照格莊的發掘，泗水尹家城的前後共四次發掘，出土文物極為豐富，經考古學界深入研究，自1979年就有學者提出將嶽石類型獨立為晚於龍山文化的另一種“文化”的主張，到1981年，嚴文明先生正式提出“繼龍山文化之後發展起來的，在魯中南不甚清楚，在膠東則是以平度東嶽石遺址為代表的一類遺存，不妨稱之為嶽石文化”。到80年代中期，嶽石文化是上承山東龍山文化的又一種考古“文化”，便成了考古學界的共識。
因為關於嶽石文化時期的東夷族與其同時代的中原夏王朝之間的關係，在中國古籍中記載甚少，所以深入地研究嶽石文化，必將有助於解開夏王朝的許多歷史之迷。
據考古學界的研究，已知嶽石文化的主要特徵有：
嶽石文化的泥質陶主要為灰陶和黑陶。與龍山最大的差異是嶽石陶器的胎壁厚而火候較高，龍山文化最具特色的蛋殼陶和常見的典型器物“鬹”在嶽石文化裡消失了。嶽石文化則出現了子母口三足罐和舟形器等龍山文化不見的新型陶器；嶽石文化裡最常見的袋足肥大的“素面甗”與龍山後期開始出現的“甗”，其形制也很不相同。上述嶽石文化陶器的情況，證明了嶽石文化是上承山東龍山文化而發展起來的海岱地區的一種重要的“文化”。
嶽石文化的另一重要特徵是在泥質陶器上施加彩繪（有紅單彩和紅黃白多彩）而成“彩繪陶”，這是前所不見的。雖然“彩繪陶”的燒製技術並不比“彩陶”的燒製難，但是“從文化史的角度考察，彩繪陶的出現大致晚於彩陶，而具有更深刻的歷史意義”。因為“具有實用功能的陶、石器，一旦被施以彩繪，就失去了實用性，而變為禮儀用具－－禮器”。這是社會發展進步了的具體反映。
嶽石文化的石器形態的變化，主要是由先前的圓形鑽孔發展為或單或雙的方形鑿孔的石器農具的出現，這種新的石器農具，標誌著農業生產工具的進步和生產能力的提高。
嶽石文化中出現了青銅器（照格莊和尹家城都有發現）。有論者認為這是石器農具得以發生突破性進步（用青銅器鑿孔代替了以前的以石鑽孔）的重要原因。而且也可以解釋為什麼嶽石文化裡沒有了龍山文化中那種技藝高超但純屬裝飾和祭祀用的而非日常用具的“蛋殼陶”。
早在二十年代，由仰韶文化的發現，形成了中華文明起源於黃河中游和“中國文明西來”說；到三、四十年代，因龍山文化的出土，又形成了“仰韶、龍山二元並立”說，並否定了“中華文明西來”說。
中國古代史籍中稱華夏（中原）地區之外為“四夷”（《周官·畢命》、《禮記·王制》、《後漢書·東夷傳》均有此說）。“東方曰夷，被髮文身；南方曰蠻，雕題交址；西方曰戎，被髮衣皮；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
上古史籍中所記東夷事既少且略。《竹書紀年》有“夷有九種：畎夷、於夷、方夷、黃夷、白夷、赤夷、玄夷、風夷、陽夷”；《尚書·禹貢》有：“島夷皮服”（《冀州》），“嵎夷既略”、“淮夷蠙珠及魚”、“萊夷作牧，厥篚檿絲”（以上《青州》）等。《尚書·堯典》有：“羲仲宅嵎夷，曰暘谷”。後世學者對這幾段簡略的文字的解說，紛紜不一，難成定論。不過，認為“萊夷”屬今膠東半島，“嵎夷”屬今淄濰流域，則大體成為共識。
《竹書紀年》、《尚書》、《詩經》、《春秋左氏傳》、《楚辭·天問》裡有一些有關夏商王朝與東夷關係的零星記載，都是以中原為中心的。《竹書紀年》有：“後發即位元年，諸夷賓於王門，諸夷入舞”。《左傳·襄公四年》記載晉國的魏絳敘述夏與東夷事較多：“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遷於窮石，因夏民以代夏政”。夷族首領后羿曾因夏民對夏王太康怨恨，而伐夏，攻取夏都。但是“（羿）恃其射也，不修民事”，而專任寒浞，以致寒浞殺羿而代之。“（寒）浞又恃其饞慝詐偽而不德於民”，使其子澆攻滅斟灌，封澆於過；又封其子豷於戈。後來，太康之子少康借有鬲氏之助，攻滅寒浞，夏得復國。這段記載大體上反映了夏代中期夏與東夷勢力相互消長的複雜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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