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劇形成，在清道鹹之交。經鹹同光宣，至清末民初臻於成熟，形成極為繁盛的局面。京劇形成以致成熟，自有其必然原因，而清廷推動之力尤不容忽視。
清廷對於京劇之推動，首先來自帝后，而以慈禧太后個人喜好為尤。帝后以下，王公貴胄好之者亦頗不少。所謂“上有好者，下必甚焉”。然而，清代王公貴胄喜好戲曲者代不乏人。自康雍乾以次，因皇權日趨集中，清廷於貴胄干政並不鼓勵。而聲色犬馬之娛，則不加禁止。是以諸王府中多有蓄養戲班以自娛者。惟咸豐以前，皮黃尚未登堂入室，一般王公貴胄所好多為昆弋。文宗兄弟行，如恭忠親王奕訢，據云僅好崑曲，不喜皮黃。這一愛好，甚至成為恭王府傳統。《清稗類鈔·戲劇類》有“恭王嗜崑劇”條，記恭忠親王之孫，第二代恭親王溥偉“喜觀崑劇，能自唱，左右亦能和之。每遇小飲微醺，輒歌舞間作”[①]。溥偉襲爵，在光緒二十四年戊戌，其時皮黃已然盛行。溥偉及弟溥儒、溥德等均喜好皮黃，與名角孫菊仙等過從甚密。其嗜崑劇，實出家庭傳統，並非排斥皮
黃。
事實上，恭忠親王亦並非絕不聽皮黃。《清稗類鈔》載恭忠親王聽京劇一例：“光緒時，京師梨園丑角首推劉趕三。趕三演劇以善詼諧得孝欽後歡，謔浪笑傲，無所不至。一日，演《秦淮河》一劇，高聲呼曰：‘排五的排六的排七的都出來見客呀’。蓋指惇王、恭王、醇王也。都中妓院，其
妓以次行而無名字，故趕三以是相謔，宮人莫不掩口胡盧，即孝欽亦樂聞之。惇王聞之怒，立叱侍者擒下，杖四十”[②]。據此，則事發於宮中，應為西太后賞入座聽戲，多少不能算是奕訢的主動行為。且所記惇王舉止，頗不可信。張次溪《燕都名伶傳》：“某歲，某貴人宴客，招趕三演《思志誠》一劇，趕三飾鴇母。演客至時，引吭高呼曰：‘老五老六老七，出來見客呀’！時惇、恭、醇三邸，適自外入，惇行五，恭行六，醇行七也，故趕三以是譏之。惇邸聞而擊案，曰：‘何物狂奴，無禮如此’！將下之獄，眾為緩頰，杖四十”[③]。這裡，地點改為某貴人堂會，劇目也變成《思志
誠》，整個故事合理不少。此事各種小說筆記記載頗多，具體細節亦多出入。然而，細節雖有所差異，但這一記載所折射出的清代王公貴胄對於京劇的興趣，有一個從排斥到接收而熱衷的過程，卻是一個不爭的事實。
光緒後期，奕字輩諸王漸趨凋零。隨著清廷對漢大臣信賴喪失，載字輩王公逐成清廷柱石。此時，京劇已成京城最流行娛樂形式，且西太后對皮黃的興趣經久不衰。諸王身處其間，對京劇的態度與其上一代已截然不同。不僅好之者眾，且多以票友身份身體力行。其中尤以光緒帝胞弟載濤、載洵昆仲為著名。
載濤，醇賢親王奕譞第七子，幼時過繼鍾郡王奕詥。後襲貝勒，加郡王銜。曾留學法國，專修騎兵作戰科目。清廷新設禁衛軍後，任專司訓練禁衛軍大臣。滿清王公貴胄票戲，多能藝兼文武。載濤票武生，既能長靠又能短打，所演《鐵籠山》、《金沙灘》、《白水灘》、《水簾洞》等，尤為內行稱道。其《安天會》一出，與楊小樓同為張淇林所授。後名武生李萬春曾隨之學戲三年。除武生戲外，載濤還能演《青石山》周倉、《貴妃醉酒》楊貴妃等，梁小鸞即曾向其學過《醉酒》。其兄載洵，承繼瑞敏郡王奕志為嗣，襲貝勒加郡王銜。宣統時任海軍部大臣，曾提出一個龐大的海軍計劃，以不切實際而擱置。當清末之時，濤、洵昆仲的將略至多也只能流於空言，但其舞臺實踐，卻如火如荼，常出入票房票戲。據云有一次他們的母親生病，其兄醇王載灃回家探望，未及數言，載洵、載濤便把載灃拖走，說是後院正在排戲，《黃鶴樓》缺了個周瑜，叫載灃這位攝政王救場。
同光年間，京劇雖盛行於京師，但清廷視演戲仍為賤役。同治二年九月，文宗國服期滿，各梨園開場演戲。內務府傳喻知會精忠廟：“查應行禁止各腔，仍應遵照道光二年示諭，嚴行禁止。並開園館之人，不準自行立班；旗人不準登臺唱戲等因在案”[④]。旗人公然唱戲固然被明令禁止，即便在家玩票，也會受到質疑[⑤]。羅癭公《菊部叢談》：“吾曾見貝勒載濤演《金錢豹》、《飛虎山》，武功極精。肅親王善耆，全家皆能演劇，常見父子兄弟登臺。一日孝欽後問:‘爾不盡心官事，終日演劇，何也？’善耆叩頭言:‘臣老母嗜劇，臣不能日召優伶，故率子弟舞彩為娛耳’。後乃稱
善”。雖然矯飾過關，畢竟天潢貴胄，公然登臺有失體統。所以，同光間各王府多有舉辦票房者，專門聚集王公貴胄票友，於小範圍為內大過戲癮。光緒二十年(1894年)，肅親王善耆在府中成立票房。載洵、載濤、溥侗、溥倫等貴胄均來此活動。“（善耆）一日演《翠屏山》之石秀，舞刀傷額，頗重，因此乞假。貝子溥倫，少時甚美，善演潘巧雲。蓋天潢貴旅，席豐履厚。無事可為，皆致力於戲，故常有不識字，無有不識戲者”[⑥]。
除了演戲，王公貴胄還大辦堂會，便邀名角。逐漸形成一種特殊的演出市場。堂會演出不僅角兒齊全，劇目也較一般營業演出為精彩、特別。同時，一般名角在堂會演出，收入也較營業演出高出許多。堂會成為當時京劇演出的一道特殊風景，有不少逸事。如慶親王奕劻為福晉祝壽辦堂會，譚鑫培應邀演出。其間，慶王提出請老譚唱雙出，譚面子上不好推卻，便提出須軍機大臣跪求為條件。話音未落，在座的軍機大臣、大學士那桐當即向前跪倒，口稱：“請老闆賞臉”。老譚出乎意料，只能答應。此事後來廣為流傳，成為清末王公大臣捧老譚的經典事例。譚鑫培在清末影響巨大，不僅得力於西太后的褒揚，和當時王公貴胄力捧也不無關係。老譚王府堂會，出臺時觀眾中親王貝勒以下，如善耆、奕劻、那桐輩，均起立作揖，以為常規。
辛亥以後，滿清覆亡。民國肇奠，頒佈《清室優待條例》，規定“王公世爵概仍其舊”並保護其私產。擁有龐大財產的遺老遺少，失去了皇家禮儀管束，大多無所事事，又難免多懷家國興替之嘆，於五味雜陳間大多縱情聲色。婚喪節慶，遍請名角大唱堂會以外，更熱衷於粉墨登場。其時，宗室王公中溥字輩諸人大為活躍，箇中以溥侗最為著名。
溥侗字厚齋，號西園，又號紅豆館主。貝勒載治之第五子，人稱侗五爺。溥侗是清末貴胄中最為著名的票友，不僅唱戲“文武昆亂不擋”，在場面上也是“六場通透”。他學戲有這樣一個宗旨：某一齣戲誰演得最好，就重金請誰來教。跟譚鑫培、王楞仙、陳德霖、黃潤甫、羅壽山、錢金福、梅雨田等都學過。他老生能唱《打棍出箱》、《坐樓殺惜》、《戰蒲關》、《空城計》、《擊鼓罵曹》；崑腔戲能唱《搜山打車》、《別母亂箭》、《彈詞》等等。小生能演《群英會》周瑜、《奇雙會》趙寵；旦角能唱《金山寺》白蛇。花臉戲能唱《山門》、《刀會》。甚至還能唱小花臉戲如《連升店》店家、《青石山》王老道、崑腔《風箏誤》醜小姐。
溥侗作為票友，並不僅限於在堂會唱戲。有時也唱義務戲，與當時名角同臺。如1922年（民國11年）第一舞臺義務戲，壓軸言菊朋、蔣君稼《汾河灣》，倒第三包丹庭《雅觀樓》。大軸就是溥侗和老十三旦的《八大錘》。因為溥侗京劇造詣精湛，內外行多有向其請益者，如後來名列四大鬚生的言派創始人言菊朋就曾正式向他叩頭拜師。
溥侗以外，溥字輩貴胄如溥侗之兄溥倫、慶親王奕匡之孫溥銳、襲莊親王溥緒、恭親王溥偉及其胞弟、以書畫著名的溥儒（心畬）、溥德（叔明）昆仲等等，均能上臺唱戲。
京劇在清代完成了從草根走向宮廷的歷程，為其繁盛奠定了基礎。隨著滿清傾覆，又從宮廷被重新拋入市井，從而避免了一般藝術樣式成為宮廷藝術以後必然形成的僵化趨勢，得以繼續在今後二十多年內進一步發展，達到鼎盛。滿清親貴在京劇發展過程中，致力甚偉。但隨著時代的變遷，親貴的生活以及與京劇的關係，也在不經意間被歷史所改變。比如，光緒帝胞弟載洵之子溥侊，於民國二十三年（1934年）與原配離婚，娶黃詠霓為妻。黃即京劇四大坤伶之首的雪豔琴，此事在鼎革以前多少屬於不可想象。
民國十三年（1924年），馮玉祥發動政變。驅逐遜帝溥儀出宮。同時修改《清室優待條件》，使民國政府對遜清皇室的優待形同虛設。但一班遜清遺老遺少仍是揮霍無度，坐吃山空。不少人最終淪落社會底層，有些人，利用早年與京劇界的關係，在京劇班社謀取生機。典型如世襲罔替莊親王溥緒，民國四年襲爵，因生活艱難，將王府出賣，但仍難以為繼。後改姓莊，號清逸居士。為尚小云編寫了不少劇本，成為知名京劇作家。溥緒晚年生活淒涼，靠京劇藝人接濟度日。
王公貴胄中還有一些人，迫於生計，索性改名換姓，利用早年習得之京劇技藝，下海為伶。如著名小生金仲仁，原名春元，為清禮烈親王之後。光緒後期，曾加入翠峰庵、肅王府等票房。後拜德珺如為師，下海唱小生。另如著名老旦臥雲居士，原名毓銘，亦是皇族。民國後以趙為姓，改名玉銘，字靜塵。下海為龔雲甫一派老旦名角。還有如世襲罔替怡親王毓麒，喜歡京劇而不善理財，最終破產，在戲班靠跑龍套、管服裝、道具為生。
京劇作為自己一手捧紅的一個玩意兒，在清朝大廈傾覆之後，居然成為一些子孫最後的庇護所，伴隨了一代王孫公子最後的生命歷程。這恐怕是當年那些天潢貴胄始料所不及的吧？
[①] 《清稗類鈔》徐珂編，中華書局2010年1月。第十一冊，5064頁。
[②] 《清稗類鈔》徐珂編，中華書局2010年1月。第四冊。
[③] 見《清代燕都梨園史料》，中國戲劇出版社1988年12月第一版，1190頁。
[④] 原載齊如山《京劇之變遷》。轉引自王芷章《中國京劇編年史》（中國戲劇出版社2003年
10月北京第一版，277頁）
[⑤]羅癭公《菊部叢譚》（見張次溪編《清代燕都梨園史料》，中國戲劇出版社1988年12月北
京第一版，792頁）
[⑥] 引文同前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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