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原明

所谓“文无第一，武无第二”。苏东坡在书法上的造诣虽然登峰造极，自成一家，但是能不能在宋朝称第一，其实有待讨论。

今天的人们通常把苏东坡的书法视为两宋以来的第一位，是因为宋朝“苏黄米蔡”四大书法家的排序上，误以为苏东坡排第一。

众所周知，“苏黄米蔡”四大家分别指的是，苏东坡、黄庭坚、米芾和蔡襄。但是另外还有一种说法，即四大家中的第四家，其实指的是蔡京，而不是蔡襄。因为蔡京名列宋朝“六大奸臣”之一，人品太差，不足以为后世之人效法，所以把蔡京移除了宋四家，用蔡襄来替代。

为什么说“宋四家”的排序不是根据书法造诣来排的呢？“苏黄米蔡”四大家的排序，其实是按照辈分长幼来排序的。

如果我们采信“宋四家”的第四家为蔡京的说法，很容易就会发现，苏东坡、黄庭坚、米芾和蔡京四个人，他们出生的年份和活跃的朝代，是逐渐往后排的。

苏东坡出生在公元1036年，死于公元1101年，一生经历了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徽宗五个朝代，主要活跃于英宗、神宗和哲宗年间。

黄庭坚出生在公元1045年，死于公元1105年，只比苏东坡小了九岁，主要活跃于神宗和哲宗年间。黄庭坚在诗文和书法上都与苏东坡并称为“苏黄”，但是他其实是苏东坡的学生，与张耒、晁补之、秦观都游学于苏东坡门下，称为“苏门四学士”。苏东坡与黄庭坚，是亦师亦友的关系。

米芾出生于公元1051年，死于公元1107年，主要活跃于神宗、哲宗和徽宗年间。米芾又比黄庭坚小了六岁，比苏东坡小了十五岁。所以米芾在苏东坡面前，完全算是后辈了，但是苏东坡生前，与米芾也保持着亦师亦友的关系。

蔡京出生于公元1047年，死于公元1126年，主要活跃于徽宗年间。虽然蔡京比米芾年长四岁，但是他死得比米芾晚了整整十九年。古人通常以“死者为尊”，所以蔡京排名在米芾之后，也就不奇怪了。

今天的人误以为“苏黄米蔡”是按照书法造诣来排序的，其实是一种误读。同样，“宋四家”的排序也很容易推测出，关于第四家是谁的争议。

蔡襄出生于公元1012年，死于公元1067年，主要活跃于仁宗年间。蔡襄比苏东坡、黄庭坚、米芾三个人都要早数十年，算是他们的前辈。而且在宋朝初年，蔡襄的书法，可以说是开风气之先，是后来者学习和模仿的对象。所以蔡襄，算得上是苏东坡、黄庭坚、米芾三人的老师级别的人物，虽然“宋四家”的书法风格各有不同，自成一派。

蔡襄作为前辈，排在米芾之后，位居“宋四家”之末，于情于理，都是说不通的。

说完了“宋四家”的排序，我们再来看一下“苏黄米蔡”各自的书法风格，自成一家，其实并无高下之别。

苏东坡自称，“我书造意本无法”、“自出新意，不践古人”。黄庭坚称他：“早年用笔精到，不及老大渐近自然。”主要的书法作品有《黄州寒食帖》、《赤壁市》、《祭黄几道文》等帖。

黄庭坚的书法参禅妙悟，多理性使笔，能大开大合，聚散收放，进入挥洒之境，从容娴雅，虽纵横跌宕，亦能行处皆留，留处皆行。主要的书法作品有《松风阁诗帖》、《诸上座帖》、《狄梁公碑》等帖。

米芾的书法“稳不俗、险不怪、老不枯、润不肥”，重视整体气韵，兼顾细节的完美，成竹在胸，书写过程中随遇而变，独出机巧。主要的书法作品有《蜀素帖》、《临沂使君帖》、《甘露帖》、《苕溪诗卷》等帖。

蔡京的书法笔法姿媚，字势豪健，痛快沉着，独具风格，为海内所崇尚，最能能体现宋代"尚意"的书法美学情趣。主要的书法作品《草堂诗题记》、《节夫帖》、《宫使帖》等帖。

虽然苏东坡、黄庭坚、米芾和蔡京四大家的书法各有特点，但是在他们早期，其实都有学习过蔡襄的书法。

宋朝的书法主要承袭的是魏晋时期的书法风格，其中又以二王一脉，也就是王羲之、王献之父子二人为主。

蔡襄在学习前人的基础上，不断总结出了自己的风格，开启了宋朝书法的风气，擅长正楷、行书和草书，他的书法浑厚端庄，淳淡婉美，自成一体。

苏轼在《东坡题跋》中指出：“独蔡君谟天资既高，积学深至，心手相应，变态无穷，遂为本朝第一。”可见在苏东坡心中，蔡襄才算得上是宋朝书法第一的。但是站在后人的角度来看，还是那句话——文无第一，武无第二。苏黄米蔡四大家，都为中国书法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们的书法作品，也值得永远流传下去。

在我们讨论他们的书法造诣孰高孰低之时，不如拿起笔来，将书法这种艺术形式延续下去。不要到了后来，习惯了手机和电脑的中华儿女，自己连字都不会写了。

END.

博书

东坡书法，当朝第一

黄庭坚曾说一句“本朝善书，东坡当推为第一”

黄庭坚是不单是书法大家，还是书法理论的大家。

苏轼对黄庭坚来说“亦师亦友”。

当然，苏轼的字也曾被这位“亦徒亦友”的大书法家讥讽为“石压蛤蟆”。

这句石压蛤蟆，着实是当时人对苏轼字的评价，很多人都不喜欢苏轼的字，觉得没出处，没水准。

但是此时黄庭坚又出来为其辩解。

作为苏轼的好基友，黄庭坚先讽刺了苏轼的字，后又为其辩解。

其实并不矛盾。

大概意思就是：我说苏轼字不好，是因为我懂他的字，单纯为了嘲讽而嘲讽，你们说他不好，是因为你们不懂。

宋朝人对苏轼的字，尤其是“戈”钩，非议颇多。

黄庭坚则说了一句专业的话“东坡戈钩多成病笔，又腕著而笔卧，故左秀右枯”

这句话比较好理解。

就是苏轼的戈钩是手腕伏案，斜着笔，侧锋写的。

左秀右苦说的就是“侧锋”的意思。

比如苏轼的“轼”的戈钩。

左边是实的，右边是虚的。

故“左秀右枯”

黄庭坚给了一个特别好的辩证法，来说明这个字虽是笔病，但是依旧很漂亮。

“殊不知西施捧心而颦，虽其病处，亦自成妍”

这话很有意思，就是西施这个样的大美女，得了病，捂着心脏走，也是一道风景。

这是黄庭坚总结的苏轼学书法的过程。

这很有意思，前文说那些骂苏轼字不好的人，是因为他们不懂。

其实这个现象今人有，古人也有。

看不到出处，就以为没出处，这是可悲的。

因为别人看不懂，所以受到颇多微词。

反倒是米芾，这个米芾有意思，因为是“集古字”，别人都看的懂出处，所以名声比苏轼要高。

以往也曾说过，单轮书法，米芾确实强过苏轼，奈何苏轼是千年一出的天才，成就不只书法，故排在第一。

苏轼书法用“意”，或可为宋朝第一。

米芾的书法峻利爽快，风樯阵马，让人看了爽。

但是论“意”表达人心的感情，米芾做的不如苏轼。

首先得益于米芾官不大，其次得益于米芾不爱当官。所以就论日常水平，米芾潜心研究书画，有天赋还勤奋，确实是第一。

但是在“意境”上，也就是线条或者章法给人的感觉上，宋朝确实无一人超过苏轼。

首先是当过大官，又官海沉浮，其次才华冠绝当世，诗词文章独步天下。

《寒食帖》一幅作品，就能从线条中看到人的心情的起伏变化。

宋朝确实独此一份。

这也是唯一一点，在书法上，苏轼能冠绝一时的竞争力。

寒食帖，就是至黄州后三年写的。

被贬到黄州后，苏轼的字因为心境的变化，已经到了渐近自然的高度。

这个是“意”的最高处。

书初无意于佳乃佳。

在此处，苏轼已经达到了“天人合一”的地步。

怪不得苏轼死了以后，黄庭坚说自己是“于无佛处称尊”

至于米芾，能称第一，绝对是能实践古人，又能出新意，以其传统功底，当世也确实无人可及。

苏米二人，只不过是评价标准不一样罢了。

苏轼写字用“意”，米芾写字用“法”

梁宇航

从专业角度看，不管是文学艺术，诗词歌赋，中国画等等，说历史上谁是第一本来没有实际意义。

但一定要论苏轼在宋四家能不能排第一，我的理解是这样的：

北宋初，书风沿袭晋唐秀媚流丽的路径，加之帝王权臣的倡导带动，形成千人一面，千篇一律的颓势。

苏轼首先提出“我书意造本无法”的尚意思想，对有宋一代一改晋唐“尚法”书风，走向自由浪漫，改变一个时代的书风导向，创立新的书风面貌，起了决定性作用，在书法创新的导向方面，为开山之人，算做第一，当无疑义。

苏轼的书法，“兼颜鲁公（颜真卿），杨少师（杨凝式），李西台（李邕）笔意”，沉雄，飘逸，丰润。传世的手扎，《黄州寒食诗帖》，《天际乌云帖》是其代表作。但《中山松醪赋》等手卷则有篇章平庸，万字一同之嫌。

看一个人在一个时代是第几，无法进行价值对比。只有往后看，看后世的追随者的众寡。如此看来，则黄米二人胜于苏。

为给大宋的书法家凑够四个吉祥数，蔡京，蔡襄，蔡卞都是侯选人，但至今仍有官司，断不清到底谁应该坐第四把交椅。不过他们仨谁坐上也没意义。因为后世没有一个追随者。他们是晋唐的二传手，传送过程当然还有克扣。取法他们不如直接取法晋唐。

集体的选择，一般没大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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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的书法在宋代是不是第一？我们先来看看“宋四家”的书法对比。

“宋四家”是中国北宋期间四位风格最突出，成就最高的的书法家，他们分别是苏轼、黄庭坚、米芾和蔡襄。

苏轼说自己的书法“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写字的时候重在写“意”，没有遵循任何法则，一点一画都是信手拈来，不烦推敲探求。他擅长行、楷书，笔法肉丰骨劲，字形丰腴平实，有"大海风涛之气"、"古槎怪石之形"。黄庭坚认为“本朝善书，自当推(苏)为第一”，说他的书法姿态秀媚，但到了喝醉的时候，放纵情怀，意到之处，便忘却用笔的优劣，字就特别瘦劲。苏轼的书法用笔，最大的特点是圆润温厚、骨力中藏，就如他的学问一样深不可测。

黄庭坚出于苏轼门下，是“苏门四学士”之一，擅长行、草书，笔法侧险纵横、奇崛舒展。他自述，学草书三十余年，开始的时候以周越为师，因而二十年都抖擞不脱俗气。晚年有幸观摩苏才翁、苏子美的真迹，才悟得古人的笔意。后来又得到张旭、怀素、高闲墨迹，才窥探到他们笔法的奥妙。黄庭坚的书法大开大合、长波大撇、轻顿慢提，气韵生动稳厚，好比他本人一样真实磊落。

米芾被宋徽宗诏为书画学博士，人称"米南宫"。他的书法潇散奔放，又严于法度。《宋史·文苑传》记载:"芾特妙于翰墨，沈著飞翥，得王献之笔意。”米芾称自己是“刷字”，体现了他笔法的迅疾凝健，刷得欹纵变幻、刷得淋漓豪放，也刷出了神采。他的个性怪异，举止颠狂，就连写字都那么的有个性。苏东坡称赞米芾的书法“超逸入神”，并认为他的书法可与“钟王并行”。米芾学书最为勤奋，传统功力最为深厚，其创新书体对后世的影响力也最为深远，尤其是行书，实在“苏黄”之上。

与“苏、黄、米”的自成一格不同的是，为人忠厚、正直的蔡襄喜欢写规规矩矩的书法。他的书法恪守法度、浑厚端庄，温雅婉丽。苏轼在《东坡题跋》中指出，蔡襄在书法方面的天资既高，学书又深入，写起字来能得心应手，变化无穷，是当朝第一；他的行书最好，小楷次之，草书又次之；还认为蔡襄草书的“出意作飞白”确有“翔龙舞凤之势”。蔡襄的书法无疑是写得最好的，可是他恪守晋唐法度，没有开宗立派，对后世的影响也最小。不过，他自身完备的书法成就和书法技巧，承接了晋唐，启发了北宋。

因此，苏轼的书法在北宋都不能排第一，更不必说整个宋朝了！

倚斋听风雨

赵佶说：“朕不同意”。

宋代书法的代表“苏黄米蔡”，当头第一的是苏轼，大家往往会以此来认为苏东坡的书法是宋朝第一。再加上现代好事者所搞的一个“天下十大行书排行榜”，苏轼的《寒食帖》高居第三的位置，除了书圣王羲之和颜鲁公外，宋代再也无人能与苏轼抗衡。

真的是这样吗？“苏黄米蔡”的排位，根据的是年代。古人评书，会分品次，但不会去给出一二三的精准排位。每个人的书法有其长，也有其短。就以尊贵如书圣的王羲之来说，他的楷书不及钟繇，草书不及张芝。在张芝，钟繇，王羲之三人之中，谁又能给他们让所有人都无异议的排位？他们都是先圣。代表着各自不同的风格。

“苏黄米蔡”，代表的也是宋朝尚意书风的不同风格。人的审美是多元的，有的包容，有的抵触。在主观性很强的书法欣赏中，往往会出现两种极端的评判。谁也不能改变对方的观点。这就是风格流派不同，审美取向自然相背。就像身轻如燕的赵飞燕，在唐代，一定是被视为一堆枯柴。杨玉环穿越到汉代，汉皇肯定不会把她当成倾城倾国的美人。

时代的变迁，人的审美观也随着更改。我们只需知道“苏黄米蔡”是优秀的这一点就可以了。给他们排位，你既举不出他们中绝对的优劣，也不能以自己的主观意识去让大家信服。与其无谓的排列，何不省却这份苦心，好好的去欣赏，去学习呢？

子衿书法

苏东坡有一首诗，点评了自己的书法。

我小学时候学过一段书法，但是我并不懂什么叫书法，现在的字还跟狗啃的一样，这么说吧，我特么去开个房都不好意思签字。

前面答主都从书法的角度来回答，都提了一点，就是“宋人尚意”。

我不会从书法技巧来点评，讲一下“意”，再说下东坡的自评。

晋人尚韵、唐人尚法、宋人尚意。

这个意啊，内涵很多，有学识、有哲理、有意境，算是对晋唐书法的一种突破。

宋朝书法四大家，苏黄米蔡。苏东坡排第一，为什么？

倒不是真说苏东坡的字是最好的，宋徽宗的瘦金体堪称开宗立派，称个第一也没多大争议吧？

要单论书法技巧，黄庭坚跟苏轼互相“嘲讽”，苏说黄是“死树挂蛇”，黄说苏是“石压蛤蟆”。怎么看都不是好话，这当然是两位好友之间的互相调侃，你不能拿这两个词去diss他们。

米芾就不用说了，当今书法界粉丝最多的人之一，那叫一个炫。

蔡襄，苏东坡亲口说过：老蔡你天下第一。

因为东坡书法在书法以外的成就，都远高于其他三人，论人格魅力，苏东坡的乐观豁达吸粉无数，论诗词歌赋，东坡也是当时第一，这一切都可以归于一个“意”字。

也正因此，东坡的《黄州寒食帖》被称为“天下第三行书”，前面两位分别是王羲之的《兰亭序》，颜真卿的《祭侄文稿》。

东坡自评

苏东坡写字，对“意”非常注重，他曾经在《石苍舒醉墨堂》里面这样评价自己：

我写字从来是笔随意走，没有什么章法，一点一画信手而写，也懒得去推敲琢磨。

在这之前，他“嘲笑”自己曾经迷恋草书到了魔怔的地步：

我爱草书竟然到了如此地步，这是病，得治！

嘴上这么说，心里却不这么想：

这其中有无穷的快乐，就像庄子逍遥游。

你看，这其实还是一个心意所至的事情。

也可自话

苏黄米蔡,苏拟排第一,是因苏东坡文名太盛,才气太高,人品太好的缘故!米芾应排第一,黄庭坚第二,蔡京排第三(蔡京北宋奸相,有以其人品奸恶改为蔡襄,但蔡京书法姿媚豪健,痛快沉着,远超蔡襄.据"铁围山丛谈"载,连天才书家米芾都赞叹不已)苏东坡只能勉强最后;严格讲东坡的字都不能算作真正意义上的书法,许多用笔用墨是败笔,只能叫名人书法;但可以横绝古今名人字.如莫言,贾平凹,唐国强,倪萍,徐静蕾,甚至包括一些领导人的字,在东坡字前,就是个笑话,顶多只能称为毛笔字…而马云贾平凹的字连毛笔字都够不上,只是用毛笔写蹩脚的硬笔字,但有名气,就冒充书法赚钱有如造伪劣假商品者,可谓伤天害理

大卫162411872

苏东坡书法丨挟以文章妙天下

我曾经也遇到过这样的疑问，就技法而言我认为米芾生更胜一筹，就风格特点而言黄庭坚更加鲜活明快，为什么偏偏宋朝四大书法家“苏黄米蔡”苏轼排第一。

宋朝是一个文人士大夫过得比较舒坦的一个朝代，而书法又是一个文人士大夫为主流创作者的艺术门类，所以说宋朝书法名家辈出，宋朝的皇帝里边也有很多书法家，最有名的是宋徽宗，除了宋徽宗之外，宋光宗赵惇、宋高宗赵构、宋孝宗赵昚、宋理宗赵昀都擅长书法，除了皇帝之外，王公大臣，文臣武将擅长书法的更是数不胜数，可是在这么多书法家中，最卓越的是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一说蔡京），苏轼排第一。

“苏黄米蔡”这种说法已成定论，那么问题就变成了苏东坡为什么能在宋四家中排第一？

“文无第一，武无第二”，书法水准高低，是很难量化的，并没有一定的标准测量办法。就拿宋四家来说，有的人喜欢米芾，有的人痴迷黄庭坚，比如说米芾，简直是个天才，有人说米芾的书法是“生怕别人不知道他米芾会写字”，各种炫技，但是米芾确实有这种资本。黄庭坚的风格酣畅淋漓，沉着痛快，有人说黄庭坚是把宋朝草书一下子拔到了一个高度。蔡襄也很厉害，厉害到什么程度，厉害到连苏轼都啧啧称叹说：“君谟天资既高，积学至深，心手相应，变化无穷，遂为本朝第一。”

可是为什么黄庭坚、米芾、蔡襄在书法上排在苏轼之后呢？

书法不仅仅是技法，还有技法之外的许多东西，包括作者的人格、修养、学识等等，如果从这方面说的话就不难理解，说到宋朝，我们不自觉地就能够想起那个苏东坡。他是一代文豪，他留下的诗篇我们传诵至今，他对于人生的达观态度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这样伟大的人格，能够体现在他的书法之中。

对于黄庭坚曾经论述过苏轼的书法：

书法雅集

东坡先生是宋代尚意书风的领袖，居宋四家之首，谈到宋代书法，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苏轼。

唐人尚法，宋人尚意。这与两个朝代的书法家构成有关，唐代多为官僚，宋代多为文人士大夫，因此宋代强调个人的情趣，二王在宋代是吃了败仗的。

宋代书法虽然首推老苏，但论技法，他甚至要排到黄山谷、米老癫之后，但其书法作品中浓厚的书卷气，却是宋代其他书法家所不及的。正因此，其《黄州寒食诗帖》能名列天下第三行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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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年兰亭

这个论点成立，苏轼的书法，是一个古代经典士人的心画，心的图象的展示，书法或者墨迹只是留下的印迹，他的作者却已经是在天堂中存在，按照物质不灭的定理，不仅物质可以转化，灵魂同样可以流转，这样东方西方的轮回说前世说有了他的根据。在苏轼的身边，佛印是无处不在，时而就在眼前，时而千里遥接，一个古丈夫的身边，集聚的气，同样是不同寻常的。苏轼是北宋文坛的领袖，这个是因为他的政治失败的副产品，或者退而求其次，不能立德立功，就立言，这个亦是古贤者的一个理想与标准，宋代是诗歌推向哲理风尚的时代，一方面是避唐的高峰而另开一境，因此宋人在当时的时代，陷入的沉思远远过于唐人，唐人在后期是战乱多兴，诗人开始有历史的沉思，比如杜牧，总会追寻历史的往迹，比照当时的形势，希望有拯救的药方出现。宋人则是在外围的压力下的力求变革，往往主张又多不相同，这样就形成新旧两党的对立。所以他们对于政务与人生思考较前人多一些，看看苏轼的诗：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知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此诗的意味实在的深刻含蕴，我们作为后人观前人书，恐怕是容易识宋人书法庐山真面，因为我们不处在宋朝时代的中央，也就是古人常说我乐未央，这个优势就是远观而知真相，或者旁观者清。

清代的梁先生就把宋之书法定为尚意，只是一家之言，因为读苏轼有关他自己对于书法的理解，与画理相近，就是要传神，要有文学性，要在阅历上下功夫，读书万卷始通神，谁知此凝神，赵昌花传神，这个追寻神采为上，形势次之，兼而有之者方可昭于古人的理念，在苏轼的艺术思想中是占据主流的。诗文书画乐等艺术形式都有共通的美学理念，苏轼在文学上的成功，他的为文的思想方式，追求的目标，自然会深入到书法的创作上。而且他的天赋高，理解能力强，有一套自己的艺术理论，同时他又是接过唐时王维的文人画思想，推波助澜的一个重要人物，文人画是他的主张，导致宋之后的绘画风格向水墨为主流的彻底转变，他的书法，何尝不叫文人书法呢，他的苏门的学士和一些追随者，就是尚文人的意味，先在文学上下功夫，书法是相对于文学上是余事，相对于文学是小道，但他们其实是看重小道的，只是他们知道要在小道上成功，得先在大道上成功，或者因为他和他的阵营人物在文学上的成功而挟威武雄杰之气而为小道，获得另一艺术门类的成功。对于宋朝书法的评价，同样会遵循横看成岭侧成峰的原理，换位思考，会获得不一样的感觉。

作为跟随司马光的旧党人物，在政治上的失败使他更多的致力于诗文书画的努力，而且因为他过人的才华为众人所指，那些奸人恨不得让他在世间消失，乌台诗案的发生让他如同司马迁，如同屈原，思想醒来就安定，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尼采说过杰出人物的受难强过平常人的受难，意义是不一样的，苏轼在宋朝某种意义上是在心灵的炼狱之中，尽量他的流落之地多在江南，岭表，琼岛，这些地方温暖而有阳光，而且是芭蕉荔枝环绕，人民敦朴善良，但他的心灵苦楚只能是时而的减轻，很难说得上完全的消逝。

与屈原的自我放逐不同，苏轼是在皇帝的旨意而流落各地，最远处到了天涯海角的琼岛，那里是文化极端荒蛮的地方，生产亦不发达，人口稀少，所以苏子在那里不仅布阵文化种子，还有血脉。雪泥鸿爪的文学哲理沉思，天风海涛的迁移经历，全部的凝固在他的文学作品与书法作品中，这个不是寻常之辈能够到达的境界。

在黄州，苏轼的艺术才华得到极致的发挥，《念奴娇-赤壁怀古》，《前后赤壁赋》，《黄州寒食帖》便是在黄州的杰出出产，此三件借米芾的话来说是可以照耀皇宋万古的作品。挟文学成功之威，行书法之小道，《黄州寒食帖》被后人列为次于《兰亭》，《祭侄》之后的第三大行书，是当之无愧的。此三件其实对于我们与对于苏子的意义不是一样的，对于我们来说是佳作，是经典，对于苏子来说，是心灵苦楚到了极致获得巨大释放，是极大的渲泻，你最好想象一样苏子写完此三件杰构时的心情是如何的，或者你身在此山中的感觉是如何的，就十分的明了。

心灵的炼狱，在极苦楚之时分，却是极有爆发力的时分，此时的苏轼在黄州当任一个团练的副官，对于在中央干个文官的苏轼来说，况味可知，军职却让他会多思考军事的问题，因为宋朝的边境还是在虎视眈眈之下，这样他自然会想到赤壁之战的往事，此时他并没有完全到达事件发生的中央，却是就近了，乐未央，对于历史的思考同样有意义，如同莲花，只可远观不可近玩，远观是一定的距离，而非遥远，所以他的《前后赤壁赋》写得不仅是飘逸，而且深沉，有道气仙风，亦有人生大彻悟的智慧散发。

西方的哲人谈时间与空间，谈现象与存在，他们的长篇大论有时可能说得清晰，有时却有就迷蒙，观点十分的混乱，而且他们的派别不同，意见各异，往往到后来越来越让人摸不着头脑，而苏轼的《赤壁赋》中说流光，说空明，其实就言简意赅地说到时间空间的问题，说到存在与现象的问题，而且是点到而止，这样其实就足够了。黄州作为三楚之地是否有特别的气场，是否有地气的溢出，为何北部的曹军面对吴楚之军在楚地的战斗会失败，天地间是否有神灵的帮衬，或者是天上的神灵在人间的搏斗是天上的搏斗在人间的折射，不得而知，但苏轼在黄州的爆发力惊人不完全是他个人的原因，地气，天地间的神灵的作用，三楚之地其实是巫风鬼气极盛的地方，而且过去的 屈原离开都城而到沅湘一带放逐自我时，产出的辞章多么不凡，任何人到了一个神秘的一带，会有特别的发挥，是十分自然的事。

《黄州寒食帖》的出世很在的程度上坚实苏轼的书法的历史地位，虽然此件作品只是两首诗的抄写，却是字象若人，苏轼自己的抽象画，它的意味是传神，或者达到字象与神采高度的合一，此时的苏轼还谈不上人书俱老，却是英俊时代的激情迸发。黄帖与苏轼平常的行书平和的风格相比，此帖激越，愤慨，心律波动大，所以你见到的帖中的字忽大忽小，线条是时缩时展，因为此时苏子的心情，实在的难耐，需要渲泻，书法是个人的事，往往不用与社会交集，只是自我的抒情抒怀抒展，缓解压力，苦楚，心理的熬煎，对于苏轼是这样，对于我们只是观看，获得共鸣后的同情 。此帖中的年，中，纸等字写得纵长，有一泻千里的意味，因为要抒展，总是写着写着，不平，就放纵一下，或者在纸面放纵一下，正正经经抄写一两首诗，或者用楷书，很难有此激情的展示，所以此帖的行书带草之体，对于苏轼当时的心境平衡，起来相当重要的作用（附带说一下此种纵长的行笔在近来出土的汉简中亦不泛此作派，想来宋朝当时的人见此汉简墨迹的不多，但对于优秀书法作者来说，千年的神交本不用眼而用心）。诗文是一种渲泻，唱大江东去的豪放是一种苦闷的释放，书个性激越的行草亦是如此，作用相同，所追求的目标相同，就是神采，下笔有神，不仅诗文如此，书法亦然。

一个人气格伟壮，他的诗文亦不凡，有气魄，他的字迹，同样如此，所以下笔要有神当读万卷书，行万路，前者苏轼是自觉做到，后者是皇帝的功劳，所谓苏子被流落了四五番，某种意义上对于苏轼是寨翁失马，达到行万里，而且到海角，以致使东坡在人书俱老的晚年，还挟天风海涛，字象更为奇伟，单从技术角度上说，苏轼可能在后人看来有这样那样的问题，这个有点是角度不同，就象他那句横看成岭侧成峰的诗句子所表达的那样，若想识得真面，你得超然一个距离，这样你方识苏轼书法艺术的真面，获得深入的理解与领悟。

自黄州后，苏轼的诗文书法还在行进，只是一个相对的高度，在不同的地方，比如罗浮山脉，比如琼岛，获得的意味会有地域色彩，但他的总体风格却又是雷打不动的。至少我们观字不难辨别是否是苏体，一种特别的体态与行笔风格。他的有些书法作品与抄写的诗文不会是一个时期，却不失他的文书相契合，抄写自己的作品比抄写他人的作品来说，总会是隔着一层，但另一方面若苏轼与前世的诗人相契合，比如李白，或者某些诗文与自己的心境十分的合拍，引起的共鸣十分的强烈，则抄写它时获得的感觉，融合无间的程度，同样是十分紧密的，能够获取它的神采，以墨象来揭示前人诗文的精神内骸。这个著名的例子就是苏轼书李白：人生烛上花的诗句子，诗中的：我昔飞骨时，惨见当途坟。这个不正是苏轼流浪生死间，在南方的荒蛮之地，坟墓在万里另一番说法吗，一旦强烈的共鸣产生，书写时的心灵契合是无间的，他与古人神交，他代理古人留下不永垂不朽的笔迹，这种字相是两个朝代同病相怜的人的心画真实的呈现，真实而有震撼力与感染力。

当然我们看到苏轼抄写的《前后赤壁帖》湿润平和，但每个字溢出的风度感觉翩翩动人，有视觉的吸引力，而他的《洞庭春色赋帖》，《山中松醪赋帖》较之《黄州寒食帖》平和温敦一些，或者有某种酣态的呈现，到底是人生到老境，一番的流离，一切是淡然了，苏轼的书法就是写他自己，画他自己的心，呈现的墨象是我们后人对于古丈夫形象的另类解读，他的书法的流变，与他的文思的变化，与流寓之所的改变相合一的，时而是湖山风情（楚地），时而是西湖丽日（吴地），时而是罗浮山色（岭表），时而是天风海涛（琼岛），文学性是宋朝书法的精神本质，操刀者到了庖丁之境，游刃有余成为自然，亦是宋朝书法在苏轼领军下作出的成绩，皇宋书法的成就与词章，绘画等艺术门类一同构成宋朝文化的奇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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