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洎的死是个唐朝的罗生门。
李世民远征高句丽，无功而回，愤怒和劳累让他病倒在途中。
李世民远征之前，国事托付太子，辅佐太子的重担交给刘洎、马周等人。
听说皇帝病了，刘洎和马周赶忙前来探望。两个人获得当面奏对的机会，谈的什么话现在已经不得而知了。
两个人出来之后，褚遂良过来问：“皇上给二位说了什么？”他是要写起居注的人，自然不敢马虎。
刘洎哭着说：“皇上病患痈疽，很是严重，太令人担心了。”
褚遂良就记录下来了。
但褚遂良对李世民所说的版本却是“朝廷大事不足忧虑，只要效法伊尹、霍光，辅佐太子，诛杀二心之大臣，便可以了。“
这话听起来也是表忠心的，但问题是他要效法伊尹霍光，这两个可都是废过皇帝的人，你说要以这俩人为榜样辅佐新皇帝，你让李世民心里怎么想，合着我定的接班人没准是谁？
于是李世民病好后还都，就把刘洎叫过来问话。
刘洎拉着马周为自己作证，说他绝对没有说这样的话。
褚遂良说坚持自己污点证人的身份，说你说了。
李世民这个法官，最终选择了相信褚遂良，刘洎既然你说没说，那就退一步，你自尽吧。
这事成了一段历史公案，因为大名鼎鼎的书法家褚遂良在这个事件里扮演了诬陷的角色。
后来司马光辩解说，这事不是真的，是许敬宗的诬陷，许敬宗当年是靠巴结武则天上位的，和反对武则天当皇后的褚遂良有仇，所以就编造此事诬陷褚遂良。
苏东坡也支持这个观点，他给出的另一个证据，既然马周和刘洎都进去探视，那为什么皇帝不杀马周，光杀刘洎呢？
这是个好问题，为什么只杀刘洎，可能真的不是因为褚遂良诬陷，背后另有隐情。
回顾刘洎的一生，从一开始就注定了他的悲剧。
他是以敢直言进谏受到李世民青睐的，这种活本就是在刀锋上起舞。
魏征跳得好，死后还落个被推倒墓碑的下场。
刘洎却在李世民面前不断给自己强行加戏，说话毫不检点。
例如李世民找褚遂良要《起居注》，他想看看这些史官是怎么写他以及他的玄武门之变的，褚遂良拒绝了，他拒绝的理由是：“《起居注》记录君主言行，是希望君主不做非法之事，没听说过君主可以自己拿去看的！”——翻译成现代话就是，依照制度您不能看。
李世民问：“如果我做了错事也要记下来吗？”
褚遂良说：“臣职责所在，不敢不记。”——我是履行职责，请您不要为难我。虽然拒绝，但说得很客气。
可是刘洎在一边插嘴：“就算褚遂良不记，天下人也会记住的。”
这句话的潜台词就是：“你不用看，那点事我们都知道的。”
这话简直是给李世民添堵，也是在抢褚遂良的戏，人家好言拒绝了，表示我会秉公执法，你这么一句，我们史官这支笔意义不大了啊。
还有一次，李世民在玄武门写飞白书（草篆体，书法的一种），写完之后，大家都抢着要，刘洎就捷足先登，一步站在御座上抢了过来。
飞白书
当即就有大臣指责刘洎大不敬，要李世民处死他。
唐太宗才不会因这种小事杀人，那样显得自己小肚鸡肠，历史上会增加骂名，所以他说“昔闻婕妤辞辇，今见常侍登床。”
这个婕妤就是汉朝的班婕妤，皇帝让他乘坐辇车，她认为不合礼制就拒绝了，此番刘洎登床抢字正好和古代这个趣闻相配。
唐太宗的意思很明显，自己也要流传一段佳话，在这个佳话里他是一个能容人还很风趣的君主。
这次显然是成功的，但这个成功属于李世民，刘洎在这里扮演了一个轻薄失礼而被宽容的角色。
但刘洎显然是会错了意，他还要继续这样毫无遮拦的走下去。
当然他有出色的工作能力做辅助，暂时还没有事。
但他后来在李世民立储之争中站错了队，他支持李泰，但是李世民最终选择了李治。
这已经是一个错误了，这说明他已经跟不上李世民的心事了，他却不知道，还打着仗义执言的旗号为自己加戏。
李世民征高句丽之前，托付李治监国，要刘洎等人辅佐，临行之前交代刘洎：“我此番远征，国家安危都寄托在你身上了。”
刘洎张嘴就来：“陛下不必忧虑，大臣有罪，我立即诛杀。”这是真不把自己当外人啊。
李世民的心里当即就咯噔一下：“你要干什么啊，自己说了算吗？”所以告诫他：“皇帝虑事不周就会失去臣子，臣子虑事不周就会失去生命，你这个性情，恐怕要遭来祸事的。”
这已经是严重警告了：“你注意点，老子没有心情陪你加戏。”
恐怕这个时候，李世民已经动了杀他的心，这样的人做不了新帝的臣子，不如早早除去。
所以有没有褚遂良的告密，刘洎也必须死。
刘洎被处死的时候，他向执法官要纸，他想写点什么，执法官不给。
李世民后来听说这件事，严厉处理了这批官员——李世民最后还是利用他为自己加了一场仁义的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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