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錢穎一
轉自 | 中國教育三十人論壇
“無用”知識的有用性；“好學”比“學好”更重要；“人”比“才”更根本——這是我對“學什麼？”、“怎樣學？”、“為什麼學？”這三個基本問題的回答，是我這些年來從教育改革實踐中悟出的教育理念。
錢穎一，中國教育三十人論壇成員
現任全國工商聯副主席，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院長（2006-2018），西湖大學校董會主席，國務院參事室參事
“無用”知識的有用性
這個命題並不是我最先想出來的。1939年，美國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首任院長弗來克斯納（Abraham Flexner）在《哈潑斯雜誌》（Harper's Magazine）上發表了一篇文章，標題就是“The Usefulness of Useless Knowledge”，即“無用知識的有用性”。在這篇文章中，弗來克斯納對柯達公司創始人柯達先生認為馬可尼（Guglielmo Marconi）發明的無線電收音機是最有用的發明提出質疑，認為麥克斯韋爾（Clark Maxwell）和赫茲（Heinrich Hertz）的理論貢獻更加有用。
他寫道：雖然麥克斯韋爾在1873年發表的電磁理論完全是抽象的數學，赫茲在1887年對他做的電磁波實驗的實用價值也毫不關心，但是這些看上去無用的研究卻為後來有用的發明奠定了基礎，沒有他們的工作根本就不可能有後來馬科尼的發明。弗來克斯納寫這篇文章是有原因的，因為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的使命，就是研究那些“無用”的知識。
舉一個經濟學的例子。我在哈佛大學的博士論文導師馬斯金（Eric Maskin）教授因“機制設計”理論獲得2007年諾貝爾經濟學獎。這個理論的起源，是研究市場經濟與計劃經濟在利用信息上的效率問題，是抽象的理論問題，當時完全看不出在市場經濟中的有用性。但是後來，機制設計理論被應用於市場中的拍賣問題，由於拍賣不僅應用於傳統的藝術品，而且也應用於諸如無線頻譜等產權的拍賣，所以它可以解決移動通訊行業中的非常實際的問題。
再舉一個工程中的例子。這是喬布斯10年前在斯坦福大學畢業典禮上自己講的故事。他在當年大學一年級輟學後並沒有離開學校，而是聽了一些自己感興趣的課，其中一門是美術字課。這在當時看來完全無用的課，在10年後他設計電腦上的可變字體時發揮了作用。喬布斯這樣說：“如果我當年沒有去上這門美術字課，蘋果電腦就不會發明這麼漂亮的字體；又由於微軟視窗是照抄蘋果的，所以很可能所有個人電腦上就都沒有這樣的字體了。”
以上三個例子告訴我們，對知識有用性的認識不能過於短視。當然，短視在全球都是一個問題，不過在我們中國人中尤其突出。我們心目中的“有用”，往往是指立竿見影式的馬上有用。我把這種急功近利式的功利主義叫做“短期功利主義”“短期功利主義”使得我們把知識的“有用性”侷限在極其小的範圍內。
短期功利主義在教育中很嚴重。比如，大學中人文類的專業和課程不受青睞。又比如，學生在選課前總要先考慮這課對找實習或找工作有什麼用。可是另一方面，畢業10年、20年、30年的校友們，對他們在大學時期所上的課的評價，卻與在校生很不一樣：他們感到遺憾的是，當時學的所謂有用的課在後來變得如此無用；同時又後悔，當時沒有更多地去學那些看上去“無用”但日後很有用的課，比如一些人文、藝術、社會科學類的課。
有趣的是，不少美國商界的成功人士，他們在大學本科讀的是“無用”的人文類專業，比如投資銀行高盛的CEO勞埃德·布蘭克費恩（Lloyd Blankfein）在哈佛的本科專業是歷史，私募基金黑石的CEO史蒂夫·施瓦茨曼（Steve Schwarzman）在耶魯的本科專業是文化與行為，網上支付公司PayPal聯合創始人和前CEO、《從0到1》的作者彼得·蒂爾（Peter Thiel）在斯坦福的本科專業是哲學。
有許多原因，使得畢業時間較長的人對知識“有用”的看法會基於更加長遠的考量。首先，知識發展得快，過時得也快。許多在大學裡學的知識雖然一時有用，但是沒有多長時間就變得過時了；第二，多數人在一生中要更換多次工作和專業，他們後來從事的工作與他們早年在大學選擇的專業不一樣，甚至相距甚遠；第三，人們對未來預測的能力很有限，只有在事後才能看清。喬布斯這樣反思：“在我念大學時，是不可能把未來的很多點連接起來的。只是在10年之後，當我回頭看時，是如此的清楚和顯然。”（“It was impossible to connect the dots looking forward when I was in college. But it was very, very clear looking backwards ten years later.”）
因此，所謂“無用”與“有用”之分，大多是短期與長期之別。在學什麼知識這個問題上，我們要著眼於長期，不要急功近利。我們要理解，一些看似短期無用的知識可能是長期非常有用的知識。
以上用長期觀點來理解知識的有用性，仍然是把知識作為實現某種目的，諸如工作成效的一種工具。知識除了工具價值之外，還有內在價值。知識的有用性，不僅僅體現在能夠提高工作成效（不管是短期還是長期）的工具性方面，知識的有用性還體現在塑造人的價值、提高人的素養、提升人的品位等豐富人生的目的性方面。這就與下面要講的“育人”相關。
“好學”比“學好”更重要
在中學階段，“好學生”就是“學得好的學生”，而學得好就是學習成績好、考試成績好。中國的應試教育，使得學生磨練出一套怎樣學好的方法，可以概括為：文科靠死記硬背，理科靠大量做題。
進入大學後，“好學生”就不應該是這種類型的“學得好”的學生，而應該是“好學的”學生。“學好”與“好學”有很大區別，是兩種完全不同的“學”的境界：“學好”是學習中被動的接受，而“好學”則是學習中主動的探索；“學好”是今天學習的一個結果，而“好學”則是今後學習的一種習慣；“學好”只是對學習已有知識的一種度量，而“好學”則是對學習未來知識的一種態度；“學好”是為了掌握知識，而“好學”是為了探索問題；“學好”得到的是答案，而“好學”追求的是真理。“好學”遠比“學好”更重要。
“好學”是懂得怎樣學的一種能力。這種能力中有若干要素，我特別要強調“好奇”、“好問”、“好思”這三點。
我把好奇放在首位。好奇是科技創新和人類文明進步的原始推動力。多年前，4位諾貝爾物理學獎獲得者到清華理學院與學生座談。當被問到什麼是科學發明最重要的要素時，他們沒有選擇基礎紮實、數學好、勤奮、努力這些學生們提出來的選項，而是不約而同地說到了好奇心。連愛因斯坦這樣的天才都說：“我沒有特殊的才能，我只是激情般地好奇。”（“I have no special talents, I am only passionately curious.”）
好奇是好學的第一要素，好學源於好奇。然而，我們發現，中國學生普遍缺乏“好奇心”。我進一步的猜測是，人生來都是有好奇心的，是後天的教育把原始的好奇心磨滅了。
好奇往往導致好問，而好問是質疑既有知識、探求未知的起點。但是，我們面臨的情況是，學生不好問，也不會問。我們不僅不鼓勵學生質疑老師，而且還往往對那些喜歡質疑的學生產生負面印象。我們的應試教育制度是不鼓勵提問的：獲得標準答案就能取得好成績，而提出問題不僅對獲得好成績沒有幫助，而且還有害，因為它讓你不相信標準答案。
中國學生回到家裡，家長會問：“你今天學到了什麼新知識？”據說，猶太學生回到家裡，家長問的是：“你今天提出了什麼好問題”，甚至還接著問，“你提出的問題有沒有老師回答不出來的”？以色列著名作家阿莫斯·奧茲（Amos Oz）說：“懷疑和爭辯是猶太文明的特徵。這是一種懷疑和爭辯的文化，一種解釋、反解釋、重新解釋、反對性解釋的開放式自由問答遊戲。這是一種善辯的充滿爭論的文明。”全球猶太人總數只有一千多萬，還沒有北京市人口多，而獲得諾貝爾自然科學獎的猶太人以百計。這或許與他們的好問有關。
好思則是好學的核心。17世紀的數學家、哲學家笛卡爾——就是發明座標系的那位法國人——說過這樣一句話：“我思故我在”，他把“思”作為人存在的根本價值。愛因斯坦把思考作為大學本科教育的根本，他說：“大學本科教育的價值，不是學習很多事實，而是訓練大腦去思考。”（“The value of a college education is not the learning of many facts but the training of the mind to think.”）
如何思考？不是人云亦云，而是獨立思考。只有獨立思考，才會有創造性思考，才會有批判性思考，才會有“Think Different”，即不同的思考。蒂爾在《從0到1》這本書的一開頭，就舉出他在面試候選人時經常提出的一個問題：“哪些重要的真理，是很少有人同意你的？”（What important truth do very few people agree with you on?）他的這個問題不好回答，因為絕大多數真理是大家都同意的，而要說明那些與“共識”相反的、你的看法是真理，非獨立思考是不能回答的。
我希望在大學教育中能夠改變“好學生”的定義，並改變學習的方式。真正的好學生，是“好學”的學生，是具有強烈好奇心的、好問且能問出有意思問題的、並且能夠獨立思考的學生。這種“好學”是一種可以伴隨學生一生的有關“怎樣學”的能力。
“人”比“才”更根本
在中文裡，“人才”是一個詞，而且我們經常都把“人才”簡單地落腳為“才”。所謂“拔尖創新人才”、“傑出人才”，都是指“才”。但是，“人才”是由“人”與“才”兩個漢字組成的。“才”的英文是talent，而“人”的英文是person或human being。“才”關注的是“三力”：創造力、分析力、領導力。人有“三觀”：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度量“才”的詞是成績、成功、成就，而形容“人”的詞則是自由、快樂、幸福。“育人”比“育才”更根本，是因為學的最終目的是為了“人”。
中華文化的傳統、中國教育的傳統，從來都是重視“人”的傳統。“四書”中《大學》開頭便是“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於至善”。這是幾乎每一箇中國教育者都常引述的一句話，講的是大學的目的是育人，是人的道德，是人的善。中國文化中的做人是非宗教的，這是與世界其他文明的不同之處。
梁啟超1914年到清華演講，題目是“君子”，對應的英文是gentlemen。梁啟超以“君子”寄語清華學子，強調的是做人：清華學子，首先要做君子，之後才是做才子。在演講中，他引用了《易經》中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說明的是做君子的條件。他還引用王陽明的話：“治山中賊易，治心中賊難”，說明“做人”比“做事”更難。正是由於此篇演講，“自強不息，厚德載物”才成為了清華的校訓。
但是，這個重“人”的傳統後來發生了變化，使得重“才”逐漸壓倒重“人”。直接原因是，近代以來，中國經濟發展落後於西方了。落後就要捱打，因為西方有槍炮，西方有科學技術。所以我們要科學救國、技術救國、實業救國。因此，教育就轉向科學知識、技術知識、專業知識的傳授，轉向對“才”的培養。不僅在中國，在所有落後國家實現追趕的過程中，都是一樣的。
不過，這種由“人”向“才”的轉向近年來在中國走向了極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經濟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在經濟迅速崛起的同時，經濟增長似乎變成了唯一的價值和目標。即使當下討論的轉變發展方式和創新驅動，也仍然是把經濟發展作為目的。在這種思維中，人是推動經濟發展的力量，人才就成為加速經濟發展的動力。“育才”也隨之變成了教育的最終目的。
在經濟學中，人有兩個作用：一是作為勞動力，其中包括“才”的貢獻。在這個意義上，人是經濟活動投入品，是工具；二是人是消費者，在這個意義上，人是經濟活動的目的。所以在經濟學中，人不僅是工具，也是目的。另一方面，在康德看來，人只能是目的，不能是工具。康德的哲學使得“人是目的”這一價值更加清晰和突顯。無論如何，只要人是目的，不僅是工具，教育的目的中，“育人”就比“育才”更根本。
教育如何體現“育人”？在我看來，作為目的的“人”包括“人文”、“人格”、“人生”三個方面，所以，關於人的教育，應該包括人文精神的教育、人格養成的教育和人生髮展的教育。
人文是相對於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而言的。人類文明的進步從來都是科學進步與人文進步並舉的。如果說科學是為了做事，那麼人文是為了做人，做有品位的人。科學告訴你什麼是真理，人文告訴你說真話的價值。龍應臺女士這樣解讀人文：文學使你看見原來看不見的東西，可以讓你看見水裡白楊樹的倒影；哲學使你從思想的迷宮裡認識星星，從而有了走出思想迷宮的可能；歷史就是讓你知道，沙漠玫瑰有它的特定起點，沒有一個現象是孤立存在的。所以，文學讓你看見，哲學讓你定位，歷史讓你連接，這些都是人文的價值。
以人文為基礎的人格是做人的準則。人格養成是人的教育的基礎，正直誠實是對人格的基本要求，而對人格的起碼要求就是人格底線。說話有底線，就是說話講真話；做事有底線，就是做事有原則；做人有底線，就是做人有良知。人格的底線就是文明人的底線。北京大學錢理群教授曾經批評我們的一些精英大學正在培養一些“精緻的利己主義者”。他批評的不是一般的利己主義者，而是那些學過很多知識、善於利用制度的缺陷和傳統的弊端，同時又沒有人格底線的利己主義者。這從近期的“反腐”案例中可見一斑。
人生既有對人生髮展的夢想，更有對人生意義的探索。蘇格拉底的這句名言：“未經反省的人生不值得過”（Unexamined life is not worth living.），應該成為每一個學生用以經常提醒自己和檢討自己的格言。大學是反省人生的開始，思考人生的起步。反省人生是發現自己，認識世界的過程。
在我們當前的教育中，相對而言，我們更缺乏對人文精神、人格養成、人生髮展的教育。理解人文價值，堅守人格底線，反省人生意義，應該成為每一個受過教育的人的必修課。
三位一體
“無用”知識的有用性；“好學”比“學好”更重要；“人”比“才”更根本——這是我對“學什麼？”、“怎樣學？”、“為什麼學？”這三個基本問題的回答，是我這些年來從教育改革實踐中悟出的教育理念。
過去這些年中，我們在清華經管學院各個教學項目，包括本科、博士、碩士、MBA、EMBA中都進行了深入的改革。雖然各項目的學生群體不同，學習階段和學習目標不同，但是這些改革有一個一致的主線，就是把傳統的、以知識為核心的教育方式，改變為“三位一體”的教學方式，即價值塑造、能力培養、知識獲取。在這個“三位一體”之中，我們首先強調價值塑造，之後是能力培養，最後才是知識獲取，並且在實施中更加側重長期有用的，以及有助於“育人”的知識。這正是對應著上述教育理念的具體行動。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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