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金武
1，蒋是边打边退，战局到了重庆日本人打不动了。除了飞机轰炸，面对长江天险和山势，日本人别无他法。ps.当时重庆被炸得很惨。面对轰炸修防空洞把重要目标隐藏起来就好了。
2，成都四面险要，地势更开阔需要更多兵力，面对空袭没有掩体。成都物产丰富可以作为长期后方，但出入都很困难，蒋到成都交通不便，一旦被堵在成都就出不来了。
3，重庆到中东部更方便战略位置更灵活。
4，成都当时在军阀手里，蒋没有很好的政治基础。
重庆9几年才从四川划出去，四川盆地素称“天府之国”。环顾四周，北部是米仓山和大巴山，西部是龙门山、邛崃山、大雪山，南部是大凉山，东部是大娄山、武陵山、巫山，真正是四面险塞。
作为四川人很骄傲，四川位于西南腹地，从来都是国家大后方。蜀道难不是吹牛的，即使使用当今的科技装备，一支陆军要从国家边境攻入四川盆地都是不可能的。不信你打开中国地势图看一看，或者到川西走一走，逛逛川藏线就会明白了。
alpha虎
一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第二年的1月28日在上海爆发了一二八事变。当时的南京国民政府还没有完成对国家的统一，整个国家一盘散沙，根本没有能力和日本人展开一战。
在这样的情况下，蒋介石做了最坏的打算。如果上海被日军拿下了，那么南京就非常危险。他把首都迁到了洛阳，以西安为陪都，以应付战争形势进一步恶化的可能性造成的恶果。
1932年5月，中日双方签订了停战协议，国民政府政府又重新搬回了南京。但蒋介石也判断中日之间必有一战，中国政府和军队必须完成备战。于是请中国的战略级专家蒋百里先生来规划抗战形势，钱学森就是蒋百里的女婿。
蒋百里曾在日本留学，并且考察过欧美的军事制度和装备，有非常深厚的军事理论修养，他还担任过保定军校的校长。他认为，如果论军事实力，中国军队根本就不是日本人的对手。中国的抗战必须以空间换时间，依托南方水网交织的地形，构筑防御工事，以实现节节抵抗。苦撑待变是主要思想，以等待国际局势的变化。
二
在第五次反围剿中，红军被迫长征。根据上世纪80年代蒋纬国写的回忆录，红军长征的路线基本上都是蒋介石故意设计的结果，目的就是让中央军能够进入西南地区，把云贵川作为抗战的大后方。只可惜蒋介石猜到了开头，没有猜到结尾，红军借抗战的机会坐大，并最终统一了中国。
当时的四川王是刘湘，他在蒋介石的帮助下击败了自己的叔叔刘文辉，成为四川最大的军阀。他一贯反对中央军进入四川，但在追击红军的过程中，中央军还是杀进了四川。蒋介石还在四川展开了多期的县长培训班，对他们进行三民主义的教育，让他们服从中央政府。
虽然刘湘和蒋介石进行了多轮较量，但南京政府还是在四川扎下了根，有了一定的基础。蒋介石更是赶走了贵州军阀王家烈，基本上控制了这一地区，顺势在云南派驻了部分军队。
通过以上措施和手段，蒋介石把手伸进了大西南地区，初步完成了把大西南地区作为中国抗战大后方的目标任务。1938年，刘湘为了阻止蒋介石进入四川，企图联合韩复榘一起行动，结果被戴笠破译了密码，韩复榘被杀，刘湘本来身体就不好，在恐惧中吐血而死。
三
刘湘一死，四川其他各派军阀势力都比较小，群龙无首，蒋介石收买了其他军阀，控制大西南地区大势已定。至于把成都还是重庆作为战时陪都，就需要经过一番思量了。
1937年底，蒋介石先把首都迁到了武汉，然后组织了规模空前的工业大搬迁，要把中国几乎所有的工厂搬迁到四川，尤其是军工厂。在武汉召开了几次会议，蒋介石和他的主要幕僚开始商量最终把裴都放在什么位置。
张群和陈布雷认为，成都在历史上虽然一直都是乱世时四川军阀的首都，但这个地方一直没有王气。成都从来没有出现过一个最终统一全国的政权，入驻成都的外地军头基本上也都没有什么好下场。
从三国时的邓艾开始，后是杀入成都的将军们基本上都死得比较惨。对于艰难的中国抗战来说，需要一个更能提振士气的地方作为首都，很明显成都在当时比较迷信的广大群众心目中，不是一个合适的王者之都。
四
陈诚等人中国军事的战略出发，做出了以下分析：成都是一个盆地，地势比较平坦，很容易遭到日军强大空军的空袭，并且没有办法躲避，将来很可能伤亡严重。而重庆是一个山城，非常有利于隐蔽，并且可以根据地势修建各种防空洞。
工商界的人士也认为，从近代开始，重庆一直都是四川对外开放的一个商埠，它在大西南地区的经济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地位。重庆有四川最大的码头，方便通过各种运输方式运送各种战略物资。
国防部作战厅认为，重庆四面环山，还有长江和嘉陵江环绕，易守难攻，日本人除了空袭以外没有其他好的办法。重庆周边山多雾多，这在很大程度上就干扰了日本空军的空袭。并且重庆与江汉平原相连，很容易辐射到其他没有沦陷的区域。
就这样重庆最终成为了中国的战时陪都，在抗战期间，重庆成了亚洲反法西斯战场的一面重要旗帜。在日军的历次轰炸中，重庆也付出了非常惨重的代价。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后，重庆也被蒋介石因为抗战中的杰出贡献最终确定为永久的陪都。
新知传习阁
按照我们来看，成都是天府之国，沃野千里，加之蜀道天险，成都似乎更应该是避难的好地方。君不见唐玄宗一出事马上就往四川跑，那么蒋介石为什么不选择成都，而是重庆呢？放翁认为至少有这三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成都的安全问题。蜀道天险是在冷兵器时代称做天险，可是到了抗日战争的时候，蜀道就不能成为天险了。日军的空军是可以飞到成都平原的，而国民政府几乎没有制空权，日军飞机轰炸的时候成都就不是一个天险之地了。而重庆不同，重庆有“雾都”之称，一年中七八个月都有雾，日军的飞机根本看不清地面情况。
第二个原因，成都的交通问题。如果蒋介石选择四川，那么战略物资就很难运进来，这一点也要考虑到。而重庆又不一样了，重庆靠着长江，水运特别方便，更适合战略物资的转移，还能得到外地的支援。
第三个原因，四川不是老蒋的地盘。民国时期军阀林立，就像东北是张学良的，西北是冯玉祥的，广西是李白的一样，四川也不是他老蒋的。“强龙压不过地头蛇”蒋介石肯定不愿意往别人的地方跑，到时候就不一定是谁管谁了。重庆不同，蒋介石很早就控制了长江沿线城市，重庆是他的地盘。
我想差不多就是这几个原因，不知道大家同意吗？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我是头条作者一树梅花一放翁，希望大家点个赞关注一下，谢谢各位啦。
围知历史
蒋介石选择重庆作为陪都是经过很久的考量的。重庆和成都都地处四川盆地，都有着天然的防御屏障和丰富的物产资源。但具体比较重庆和成都，重庆确实存在着比成都更大的优势。
首先，在孙中山的《建国方略》中，很多的建设设想都是围绕着广州、重庆和上海。国民政府在形式上统一中国后，就围绕着这三个城市进行了建设，因此，重庆比成都更具有现代工业基础。在农业时代重庆比不上成都，在近代，重庆的交通远比成都方便得多，工商业比成都发展得更好；
第二，从地理位置上，重庆东有大巴山、武陵山，北有秦岭，是天然的防御屏障，比成都更适合防守，且重庆扼守长江三峡，有助于组织物资和人员的撤退，也更利于与东面江汉平原等地联系，辐射面更广；
另外，重庆山石更坚硬，有利于修筑防空洞。无论是重庆还是成都，都是比较易守难攻的，可以阻挡日本陆军挺近，但是对于阻止空军来说，就毫无用处。重庆更便于深挖洞，飞机一轰炸，躲进防空洞里就可以了。
最后，重庆是国民政府在四川盆地的大本营，国民政府对重庆控制得更牢，也更放心。
综合以上各个因素，蒋介石1935年就在重庆设立了“行辕”，也就是国务院重庆分院。可见，定都重庆还是成都都是经过很久的考量的。还有一个说法，就是重庆历史上没有屠城史，而成都有，定陪都于重庆也许有这方面的忌讳吧。
国家人文历史
定都重庆而不是成都主要考虑：
一、工业基础。成都天府之国，当然好，但战争必须有工业作支撑。当时重庆工商业基础比成都好，枪炮制造便利。
二、交通运输。就内部而言成都交通比重庆好，但出省通道，重庆有优势，水路四通八达，在当时极为重要，可以运送大量物资和人员，去贵州等腹地也有交通，便于部队、政府不测时转移。
三、地形地貌。重庆周围比成都周边山多且险要，当时的装备下，更易守难攻。且重庆多雾，防日本空军有自然优势。
四、地方势力。成都地方势力复杂，且多为军阀派系，而重庆相对平稳，便于接纳中央政府驻扎。
五、民风强悍。重庆人比成都人民风强悍，在战争年代，必须要有血性的人，才更有凝聚力和战斗力，袍哥文化重义气。
两地都是备选之地，也许就是蒋公一念而定，无论长短。
始宁郡主
蒋介石最早想把陪都定在西安，可惜后来计划被打乱。
1932年3月5日，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通过了“以长安为陪都，定名为西京”的决议，并马上成立了西京筹备委员会，把西京的建设和开发大西北提高到“中华民族的生命线”的高度上。
之所以从蒋介石到宋子文、何应钦、戴季陶等人能达成这种共识，原因就在于“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已经能够预见到来自日本的威胁在逐步增大，而东部沿海的南京、上海、北平乃至华中华南一带的武汉、广州等地都暴露在敌人的炮火射程之内，一旦开启战端，毫无纵深可言。
西安之所以被最后放弃，主要仍然是这个原因，冷兵器时代的西安可以据守潼关，但华北北部已经日军占据，黄河挡不住日本人的飞机，关中盆地一马平川，也阻挡不住日本的机械化部队。
另外一个原因则是蒋介石的嫡系无法彻底打入这块属于西北军和东北军的地盘，毕竟老蒋发家是在江南。最后一个原因是距离延安太近，在肃清南方之后，陕北高原存有太多不稳定因素。后来的“西安事变”，除了证明蒋介石的担心并非多余，也直接打消了蒋介石对西安的“好感”。
蒋介石的目光转移到了四川盆地，这里的重庆和成都皆有地理位置的优势。自古以来，蜀道难、难于上青天，四川盆地是天府之国，人口众多、物产丰富、人民抵抗意志坚决，更有距离英属印缅比较近的优势，在战时有可能获得外界补给。
在派员多番考察了成都和重庆两座城市之后，蒋介石最终定板，把陪都定在了重庆。
蒋介石为什么把陪都定在重庆，而不是更加“后方”的成都？有如下几方面原因：
一、运输发达。
重庆地处长江和嘉陵江交汇处，长江中下游的运输补给从三峡地区可以直达，而成都距离较远，还需要从宜宾上溯岷江，多出一千多里水路，而且岷江通航受季节影响较大，比起重庆，成都没有任何运输优势。
二、地理险要。
重庆四周环山，又有长江和嘉陵江环绕，从地形上来看是易守难攻。尤其是东侧的长江三峡，本身就是天然的屏障，无论从水路从陆路，日本人很难进攻到重庆。
三、气候适宜。
这里的气候不是说适合生活，而是适合生存，重庆是著名的雾都，在一年中有多个月份始终有雾气环绕这道绝佳屏障，使得日本空军的轰炸机找不到准确轰炸坐标。
四、防空设施。
重庆是一座建立在山上的城市，即便是面对敌军的轰炸，各处山体都可以开挖防空洞，在最大限度上起到保护人民生命安全的作用。
五、西南中心。
重庆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距离四川盆地腹地、湖北、湖南、贵州、云南距离都不远，扼守险要，关键时刻，可攻可守，四下都有退路。
最关键的因素，早在1935年的时候，蒋介石就利用封堵红军长征的“宝贵”机会，借机扶持刘湘统一川政，中央军势力渗入了川境，成立了军委会委员长重庆行营，将重庆牢牢控制在自己手里。而刘湘作为四川省主席则入住成都，刘湘本人在重庆成为后方陪都的过程中，也发挥了高风亮节，起到了重要的襄助作用。
历来现实
民国时期，政权动荡军阀混战，因此，从建立后关于定都的问题就是一个从未休止的话题，今天纵横借着这道题讲一讲民国时期的首都，行都，陪都问题，以及在抗战时期，蒋介石为何没有把陪都定在重庆。
在选定重庆为陪都之前，国民政府打算在洛阳建立行都、长安建立陪都
首都是一个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所在地，设都对一个国家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事情，而这个话题，从民国临时政府时期就开始了，当时孙中山和袁世凯因为定都问题，差点南北和谈都进行不下去。
北伐成功后，国民党政府将首都一直设在南京，然而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南京政府由于离上海很近，军事威胁十分大，因此，国民政府有意西迁，这个时候对国民政府来说，可以选择的地方并不多，东北已经沦陷，北方威胁很大，西南地区还处于军阀控制，因此当时国民政府迁到洛阳办公（中原大战后，蒋介石打败冯玉祥，控制了河南、陕西等地）
蒋介石日记称：“余决心迁移洛阳，与日本长期作战······政府倘不迁移，随时受威胁，将来必作城下之盟” 。
随后1932年3月5日的国民党提出了以“洛阳为行都”，“长安为陪都”的方针，可以看出，当时长安（西安）是名义上的陪都，一旦战事扩大，国民政府将从洛阳迁至长安进行长期抗战。
然而，经过西方列强调节，1932年底日本撤兵，淞沪抗战完成，南京的威胁消除，因此，国民政府又从洛阳迁回南京，洛阳行都的身份应该也是同时取消的。
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下定决心迁都重庆
从上面的文章可以看出，洛阳是一种临时性的迁移方案，而长安则是战略性的，实际全面开战后，“洛阳+长安”这个方案并没有实施，而是以“武汉+重庆”，淞沪会战失利后，老蒋宣布移驻重庆，
1937年11月12 日蒋介石宣布“以四川经两年余之部署,，并于近日整顿军政完成，足为民族抗战复兴基地，乃定议迁都于重庆” 。
当然，这个时期，国民政府主要还是在武汉，也就是武汉是临时指挥所在地，而重庆是战略性后方，这个局面一直持续到1938年10月武汉会战后，武汉沦陷。
也就是说，在这一阶段，武汉是临时政府，重庆是行都，直到1940年为了对抗汪伪组建的南京国民政府，才将重庆设定为永久陪都，此时，国民政府一个南京首都，一个长安陪都一个重庆陪都，1943年西安不再担任名义上的陪都，所以只剩重庆是陪都。
为什么国民政府选择“武汉+重庆”而没有选择“洛阳+长安”？
为什么没有考虑“洛阳+长安”这套方案，纵横认为是有原因的，当时日军从华北而来，洛阳地处平原地带无险可守，而洛阳和西安之间又只有一道屏障，以前纵横分析过，关中地区虽然周围都是屏障，但是日军要是全力进攻的话，还是可以攻下，相对重庆来说，屏障不多。
尤其是西安腹地不多，经济落后，各方面都不能适应战略大后方的需求，国民政府迁都在这里，很显然把自己也封闭到这里，情况并不容乐观，而当时我党已经在延安落脚，1936年西安事变发生在此，说明这个地方并不是中央政府牢牢控制的地区。
从老蒋1937年的发言中说，“以四川经两年之部署”，这句话可以看出，中央军的势力是从1935年的时候才进入四川的，换句话说，1932年淞沪抗战的时候，老蒋想都不敢想在四川建都。
正是因为“剿匪”期间，老蒋才将势力渗透到四川，建立四川防区，积极作为长期抗战的大后方。
四川与西北有交通联系，又能够经东南亚与国际联系，地理位置明显比长安要好，四川人口众多，物产丰富，地势险要，易守难攻，是再好不过的地方了。
1935年，老蒋曾两次入川视察，1936年去一次，在四川蒋介石不止一次的表示“就四川地位而言······是我们中华民国立国的根据地。““ 四川应作民族复兴之根据地。”“四川为抗战唯一的根据地。”
国民政府为什么选择重庆而没有选择成都？
最后再分析一下，既然要在四川选择陪都，为何最后选定了重庆而没有选择成都。
尽管成都和重庆都处于四川盆地当中，一个地处四川盆地的西部，一个在东部，也就是说，成都更加靠后，很多人认为选择成都岂不是比重庆更好？
这就要说到两个城市的区位优势了，重庆是沿江城市，工业基础好，交通发达，在当时也是四川政治经济的中心，重庆的经济规模比成都大很多，在民国十大城市排行中，成都是垫底的。
从战略位置上将，重庆扼守四川盆地的东面入口，又有屏障，重庆如果沦陷，整个四川盆地也就沦陷了，待在成都也没有意思，不如把所有的防御资本都投入到重庆，会更好一点，尤其是重庆地势复杂更适合防御，现在网络上恶搞刀郎的“二楼汽车”其实就是重庆，重庆山石坚硬，有利于防御，尤其是重庆多雾，更利于防空。
从政治上来说，川西始终还是刘文辉的地盘，川东才是刘湘的地盘，刘湘是“拥蒋抗日”的中坚，不是刘湘肚量大，老蒋也不可能顺利迁都重庆。到川西的政治风险应该更大一些，经历1936年“兵谏”的蒋介石，对此应该是有一些忌讳的吧！从这一方面来说，老蒋对刘湘是抱有好感的，全面抗战爆发后，韩复榘暗中联系刘湘要反蒋，后来老蒋枪决韩复榘，而对刘湘提都不提这件事，可见，在落脚重庆这件事情上，刘湘是做了很大贡献的。
如果军阀在国家危亡时，还在窝里斗，我想国家也就没有什么希望了，刘湘显然是做出了榜样。
史论纵横
说起这事，真是一段苦难而又光荣的岁月。我很早就看过台湾拍摄的《一寸河山一寸血》，其中就有国民政府迁陪都重庆的记录。我想，国民政府在抗战爆发后迁到重庆，主要有四个原因：
一是历史原因。
重庆对汉民族来说，是一座有着光辉英雄史的城市，当年蒙古的蒙哥汗率大军在重庆作战的时候，被宋朝军队用弓箭射死，之后蒙古军队撤兵而返回。把重庆作为国民政府抗战的陪都，有这个方面的考虑。
二是地形通原因。
日军是机械化部队，选择陪都一定要避开便于机械化部队开进的平原城市，比如南昌、长沙、武汉等都不行。成都虽然同在四川盆地，有外围难以上青天的蜀道作屏障，但是成都本身是平原城市，也不利于防空。而重庆是山城，防空有优势。
三是交通原因。
重庆与国民政府的首都南京和经济中心上海都在长江边上，重庆是长江中上游的龙头，大量的工厂设备和机器、人员内迁经过长江水道，比较方便。朔江西山，过了宜昌很快就到了自己重庆，而且又有长江三峡做保护，这一段长江不利于日军的军舰通行。如果迁到成都，从长江水路到重庆后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四是区位优势。
重庆当时就是国民政府直辖市，各方面基础较好，襟三江而带五湖，控川（四川）鄂（湖北）而扼滇（云南）黔（贵州），是西南的中心。相对而言，成都就太偏西了。
以上四个方面，重庆优势明显，成都没有这些优势。
坐看东南了
七七事变后，东三省沦陷，日军大举南下，很快便打到长江以南，上海沦陷后，国民政府首都南京已成一座危城，迁都势在必行，1937年11月19日国民政府正式迁都重庆。
东南沿海半壁江山的沦陷，抗日形势的持续恶化促使国民政府不得不选择迁都，南京已不能再待，但迁到哪里一直存在着不同的意见，事实也证明，首都在武汉、洛阳等城市做短暂的中转后必须继续内迁，这两座城市很快也都沦陷了。侵华日军的目的非常明确，那就是自北往南开辟通道，与进军东南亚的日军实现合流，使占领区实现连片。
东南沿海与日军的战事已曾胶着状态，而当时的四川地区，人口众多，物产丰富，在人力、物力、财力上都能长期支撑。考虑到这一点，为了与日军打持久战消耗其有生力量，国府考虑迁都四川，为此，1935年3月2日，蒋介石由汉口飞抵重庆；1935年3月4日，他在讲演时称：“就四川地位而言，不仅是我们革命的一个重要地方，尤其是我们中华民族立国的根据地”。并明确了川、黔、滇作为大后方支持抗日的大政方针。至此，将政府机构内迁腹地四川提上议程，1937年11月20日，国府主席林森一行人抵达重庆，12月1日各机构开始正式办公，至此开启了重庆长达9年的陪都历史。
在迁都重庆之前，蒋介石曾经分别飞抵重庆、成都两座大城市进行考察，到最后为何却弃成都而选择重庆作为国民政府临时首都，这肯定是经过深思熟虑的，重庆，确实有成都所没有的优势。
四川号称“天府之国”，境内多山脉，群山峻岭绵延不断，自古就有“蜀道难难于上青天”之说，四川，确实是国民政府最为理想的后方大营。但成都所在的成都平原，恰恰是四川少于的一块大平原，这对于吃尽日本空军随时随地大轰炸苦头的国民政府来说，没有屏障的成都，毫无安全感可言，相反的，重庆却是一座和成都完全不一样的城市，这是一座真正意义上的山城，整座城市就是依山而建，显然重庆的隐蔽性更好，国府迁都重庆后，依靠这里多山的地形，开凿了大量的防空洞，日军多次对重庆进行的地毯式大轰炸都始终不能让这座陪都伤筋动骨，正是防空洞起到了良好的保护作用。
重庆坐拥长江、嘉陵江两条大江，这里是两江交汇处，大江大河在战时就是极为重要的交通命脉，这一点，成都完全不占优势。长江贵为中国的第一大江，在重庆这一段形成了重要的防御屏障，再加上四川有著名爱国将领刘湘力陈抗日，几十万川军在他的带领下雄赳赳气昂昂出川抗日，坚决保卫川、黔、滇大后方一线，在举国上下的浴血奋战下，作为长江延续唯一一座还没有沦陷的大城市，贯通与长江中下游的水陆交通命脉，拥有长江的重庆其作用就比成都大的太多了。
(上一世纪三十年代的西北第一大城市西安)
重庆进可攻，退可守。面对日军的嚣张气焰，重庆国民政府多次组织空军飞行大队长途奔袭轰炸日军的铁路、武器仓库、兵营，重庆若失守，退可再次迁都大西北，在重庆附近还有另外一座大城市，那就是同样地理位置极好的西安。最坏的打算，重庆一旦沦陷，国民政府可就近迁往西安，可成都就完全不同了，没有山河屏障的成都，完全处在日军的轰炸攻击范围内，且周边无大的城市，没有纵深没有腹地，显然不适合做战时临时首都。
可以说，国民政府迁都重庆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在重庆和成都这两座四川大城市里，重庆的优势非常明显。事实也证明这是个非常正确的选择，从1937年11月迁都重庆，到1946年全部完成还都南京事宜，重庆九年的陪都历史，可谓不辱使命，经受住了日军无数次轰炸，依然如坚城般屹立不倒！
大国布衣
1924年孙中山受邀北上谈判，后于1925年3月在京病逝，什么也没谈成。
1925年7月，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在广州成立，汪精卫任主席，但是枪杆子在蒋介石手里。
1926年12月，汪精卫主导的国民政府迁都武汉，但是却遭到了手握军权的蒋介石的抵制，当时老蒋的指挥中心设在南昌，所以想迁都南昌，不过汪在政治上的影响胜于蒋，所以造成了汪精卫迁都武汉的事实。
后来，老蒋拿下南京后，撇开汪的武汉国民政府成立了南京国民政府，让老汪颇感尴尬，所以只好又将武汉国民政府迁去了南京。
从广州国民政府到武汉国民政府，从宁汉分裂到宁汉合流，便是一个迁都的过程。
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后，南京顿时处于日军的枪口之下，1月29日国民政府召开紧急会议商议迁都事宜，30日便发表了国民政府移驻洛阳的宣言。3月1日，国民党又召开会议，会议通过了南京为首都、洛阳为行都、西安为陪都的提案。中日停战后，国民政府又还都南京。
实际上，中华国民的首都最开始也是设在南京，后来被袁世凯迁到了北京。
所以，中华民国政府的迁都已经算得上是一道家常菜了。
1937年国民政府又一次迁都，可是这一次蒋介石为什么将国民政府迁到重庆，而不是洛阳和西安，也不是成都呢？
1937年8月13日，淞沪会战爆发后，和1932年的情形一样，南京又处在了日军的枪口下，淞沪一役，80万国军为日军所败，日军直扑南京。
蒋介石的心又一次悬了起来，南京是守不住的，所以国民政府只能放弃南京，然后迁都。
可是，迁去哪呢？
首都是一国指挥中枢所在，为了保证这个中枢的运转效率，这个首都便得安全，也不能随意地迁来迁去，否则将会影响到它的运转，所以不得不慎重。
蒋介石早在1937年7月便已经下了一条手令：“各院、部、会实施动员演习及准备迁址办公。”
这是蒋介石放出来的一个迁都信号，所有人不得不在心里打鼓，如果淞沪真的保不住的话，国民政府要移驻何处？
我们先看洛阳和西安，国民政府为什么没有迁到行都和陪都呢？这是它们所处的地理位置决定的，迁都洛阳或者西安和没迁有什么区别？没区别，和南京相比，洛、西可能更危险，所以洛、西肯定不能去。
当时日本已经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不管是北方也好，是东南沿海也好，实际上已经统统被日军的炮火所笼罩，所以，国民政府想要迁都，最好的选择便是西南！
这时候在“打瞌睡”的蒋介石收到了一个“枕头”，是四川省政府主席刘湘送来的，这个“枕头”是什么呢？
刘湘向蒋介石呈请将国民政府迁到四川！
国民政府迁到四川有何好处呢？四川算得上是西南中心，东有湘、赣、鄂为屏障，南有滇、桂为依托，北有巴山、秦岭隔绝，人口4000多万，资源也相对丰富，可谓是国民政府驻地的最佳选择。
可是，问题又来了，既然选择了四川，却不选省城成都，却选了重庆呢？
首先，成都是四川的省城，这意味着四川军阀刘湘的老巢也在成都，蒋介石跑去成都能放心吗？别说去成都了，如果刘湘没有配合的话，也许老蒋都不会将国民政府迁到四川。刘湘抱病亲自率军出川，或多或少也有安蒋介石的心的意思。
不过，不管刘湘走没走，川系势力在成都仍然根深蒂固，在经过了1936年的西安事变以后，老蒋哪还敢以身犯险？
然后，号称“山城”的重庆也有着优越的地理位置，山即是城，城即是山，山是重庆的一道天然屏障。重庆又处长江、嘉陵江交汇处，又有一条始于重庆的川黔公路，又临川滇公路，于交通运输而言，也可谓是水陆两便。日军想走陆路打重庆，重庆有山作为天然屏障；想走水路，重庆又有长江险要关隘的阻截。
此外，重庆又是西南工业和经济中心，将国民政府移驻于此，既可联系西南各省，又可通过川滇公路连接滇缅公路这条运输国际线，更方便和盟军沟通和获得补给物资。
所以，蒋介石最终选择了重庆。
1937年11月17日，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率领国民政府官员乘船离开了南京，于19日抵达汉口，又于20日发表了国民政府移驻重庆的宣言。
1940年9月6日，国民政府发表“渝字第290号令”，将重庆定为了陪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