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級頂層合作倡議『一帶一路』是『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簡稱，『一帶一路』無疑借用了古代絲綢之路的歷史符號，而在古代，海上絲綢之路跨越了很長的歷史階段，比如根據史料記載，從3世紀30年代起，廣州已成為海上絲綢之路的主要港口。
然而，海上絲綢之路海路交通的大發達，主要是在中國三國時代以後。
海上絲綢之路，是古代中國與外國交通貿易和文化交往的海上通道，也稱海上陶瓷之路和海上香料之路。
這是兩方面的因素共同促成的。
一方面，東羅馬帝國皇帝為了想與古印度諸港口和其他東方國家直接進行貿易，而無須再通過與東羅馬帝國敵對的波斯（薩珊波斯）等地，曾經派遣使者前往阿拉伯西南，與當地部族人士接洽，約定由他們前往印度購買絲綢，再轉售給羅馬人。羅馬皇帝之所以有這樣的構想，也是因為所聯絡阿拉伯沿海部族原本就常有貿易船隻前往印度一帶。
4世紀時的東羅馬帝國。
另一方面，從中國的角度，海外貿易能夠獲得厚利，也逐漸被人們認識。王室和官吏，固然喜歡從事海外貿易，而其他社會階層，也以各自的方式參與到海上絲綢之路中來。
『海上絲綢之路』1913年由法國的東方學家埃瑪紐埃爾-愛德華·沙畹（Emmanuel-èdouard Chavannes ）首次提及，沙畹在《西突厥史料》中說：
絲路有陸、海二道：北道出康居，南道為通印度諸港之海道，以婆廬羯泚（Broach，馮承鈞先生譯本根據唐代高僧義淨《大孔雀咒王經》中的地名譯名）為要港。
當然，之前的海上絲綢之路也並非至婆廬羯泚等印度港口而止，但沙畹的這種表述，或許反映出站在中國人們的立場，對印度港口之後的貿易線路，不甚瞭解，而事實上，後續的貿易線路也不完全是通過海路進行。而在六朝時期，因為西面的東羅馬帝國皇帝和阿拉伯半島的部族形成了貿易聯盟，印度以西的海上絲綢之路，才逐漸清晰地浮出水面。
海上絲綢之路和陸上絲綢之路一樣，是由複雜而多元的路線共同構成。
《南齊書·荀伯玉傳》中有這樣的記載：
世祖（齊武帝蕭賾）在東宮，（荀伯玉）任左右。張景真使領東宮，主衣食官谷帛，賞賜什物，皆御所服用……又度絲錦與崑崙舶營貨，輒使令防送過南州津。
崑崙舶一般認為是唐時海舶之名，指的是古代南海諸國的商船。《新唐書·王綝傳》中這麼寫道：
遷廣州都督，南海歲有崑崙舶，市外區琛琲。
《舊唐書·王方慶傳》這麼說：
廣州每歲有崑崙乘舶，以珍物與中國交市。
這兩處史籍記載經常被人們所引用，用來說明唐朝時期才出現崑崙舶，但是前引《南齊書·荀伯玉傳》中的記載可以證明，南齊時代崑崙舶已經在海上航行，而且崑崙舶就是以載運絲綢錦緞作為最主要的商品。
崑崙舶不僅僅指古代南海諸國的商船，中國商船由崑崙人當水手的也被稱為崑崙舶。
而《梁書·王僧孺傳》記載：
天監初……出為南海太守。郡常有高涼生口及海舶，每歲數至，外國賈人以通貿易。舊時州郡以半價就市，又買而即賣，其利數倍。僧孺乃嘆曰：「昔人為蜀郡長史，終身無蜀物，吾欲遺子孫者，不在越裝。」
《南齊書·荀伯玉傳》顯示皇室的親信直接兼營海上貿易，《梁書·王僧孺傳》顯示進出口口岸的官府直接參與進出口生意，正是因為這些商品得到海內外市場廣泛的歡迎，才會有這樣豐厚的利潤。
南齊是中國南北朝中南朝的第二個朝代，起訖年份是公元479年至502年。
南朝梁是中國南北朝時期的南朝第三個朝代，起訖年份是公元502年至557年。
南齊是中國南北朝中南朝的第二個朝代，起訖年份是公元479年至502年；南朝梁是中國南北朝時期的南朝第三個朝代，起訖年份是公元502年至557年，在這兩個朝代崑崙舶滿載絲綢出口西方，和東羅馬帝國的史料記載在4世紀早期從海路大量輸入絲綢織物，從年代上是若合符契的，中西曆史記載，在這方面可以互相印證。
有很多歷史學家認為海上絲綢之路雖然開始很早，但只限於官方貿易，宋代以後，才有比較多的民間商人參與。但是，哪怕只根據本文涉及的不多的史料，無論是關於南齊還是關於南朝梁的記載，都顯示所謂官方貿易實際上是主要中國方面的官方，東羅馬帝國、阿拉伯半島、印度次大陸的官方或許參與貿易線路或戰略的謀篇佈局，但是沒有證據顯示『每歲數至』的『外國賈人』都是官方身份的——換個角度，他們如果都是官方身份，那麼也不至於總是遇到『以半價就市』的遭遇，吃這樣的明虧。
而從中國方面來說，無論是皇室成員派遣親信兼營海上貿易，還是進出口口岸的官府直接以權力壟斷價格，其實本質都是個體成員謀取厚利，也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官方行為。
古代港口海上貿易圖
至此我們不難明白，早期海上絲綢之路固然有官方色彩，但主要侷限於中國方面，而中國方面官方的參與，主要也是因為皇室成員、宗室貴族和州郡長官覺得其中有厚利可圖而個人積極參與，以王僧孺為例，他本人清廉自持那麼南海太守就沒有參與具體的貿易獲利，而在這種情況下，廣州的海上貿易依舊有條不紊地進行，可見海上絲綢之路的貿易主體，主要還是包括『每歲數至』的『外國賈人』在內的雙方的民間海商。
前面我們講到東羅馬帝國皇帝與阿拉伯半島西南沿海的部族聯絡形成貿易同盟，是為了繞過波斯直接進行絲綢貿易，但是等到其通過阿拉伯半島連接印度次大陸進而連接中國南方沿海口岸的大迂迴貿易戰略成型，波斯人也老實不客氣地享用了這條海上貿易通道的資源。
慧超《往五天竺傳》記載：
（波斯國）亦泛舶漢地，直到廣州取綾絹絲錦之類。
這說明至少在唐朝時期，波斯人已經明確地知道了解海上絲綢之路的航路通道，並將很多原先通過陸上絲綢之路進行貿易的商品轉移到了海上絲綢之路上。
憑藉海上絲綢之路，古代中國和古代意大利聯繫在了一起。
總之，羅馬和中國的心有靈犀，促進了海上絲綢之路在中國南朝時代的大發達，也為之後唐宋時期更盛況空前的海上絲綢之路奠定了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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