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產生於公元前6—5世紀的古代印度，這既有經濟與政治的背景，又有思想文化方面的原因。
手工業的崛起和經濟的發展
關於這一時期印度的社會性質，學術界存在許多不同的看法，但其經濟肯定在空前發展，則意見比較一致。由於鐵器開始普及，採用新的生產技術，勞動向深層分工，特別是恆河中下游地區，因天時地利之便，農業的發展特別顯著。人們區劃土地，建造人工灌溉設施，種植水稻、棉花、豆類等作物，品種相當繁多。手工業也很發達，出現了許多分工細緻的專業，如冶金、紡織、製陶、製革、木材和象牙寶石加工等，工匠中有建築師、石匠、制箭者、畫師、馴馬師等等。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商業往來，不僅內地的商品交換比較頻繁，對外貿易也十分活躍。陸路、水路商隊東到緬甸，西北抵波斯、阿拉伯，南到斯里蘭卡，輸出的商品主要有織物、香料、藥草和金銀加工品等；輸入的有金銀、寶石、珊瑚、金剛石等。當時的貨幣有金、銀、銅三種，除國王外，富商及行會均可鑄造。
商業和手工業的興盛，促進了城市的形成和繁榮。在吠陀時代，印度只有村落，吠陀末期出現規模略大的聚落，後來才逐步形成周圍建有圍牆的城市。在佛陀的時代，據說著名的大城市有八座，即王舍、吠舍釐、舍衛、波羅奈斯、阿踰陀、瞻波、賞彌、叉始羅。國家以城市為中心進行統治，兼控周圍的聚落、村落等農牧業地區。王權由此而日益鞏固和擴大，國王被認為是“人中最上者”，具有很大權勢，地位空前提高，有些智者也為之傾倒，說什麼“智者下劣，有權者優越”。當時北印度各國大都已演變為世襲的君主制，少數保留有傳統的貴族共和制，釋迦摩尼所在的迦毗羅衛國就是。城市也是手工業和商業的中心。官商大賈正在成為社會新貴，介入社會政治生活。各種行會紛紛湧現，佛經中就有十八種行會之說。行會的首領被稱為“長者”，在社會經濟中佔據重要地位，在政治上也有很強的影響力。從恆河中下游的總體局勢看，國王與上層工商業者，即屬剎帝利和吠舍種姓，是社會上最活躍的等級，並佔據統治地位。
王權的集中和戰爭的爆發
社會財富的增長與各國王權的上升，促使爭霸戰爭不斷髮生。僅恆河、朱木拿河流域即分佈有十六個國家：鴦伽、摩揭陀、迦屍、拘薩羅、跋耆、末羅、支提、跋沙、拘婁、般闍羅、阿溼婆、阿般提、婆蹉、蘇羅婆、犍陀羅、劍洴沙，史稱“十六國”。最初是迦屍和拘薩羅興起；接著是摩揭陀、拘薩羅、跋耆、阿般提四國對峙；然後摩揭陀與拘薩羅爭奪；最後是摩揭陀憑藉自己佔有礦山、肥沃土地等經濟優勢，及強大的軍隊，擊敗拘薩羅，確立了霸權地位。
佛教開始活動的年代，正值摩揭陀與拘薩羅、跋耆等國逐鹿熾盛時節。拘薩羅位於恆河中游，建都舍衛城。傳說該國的波斯匿王（又稱勝軍王或勝光王）與佛教創始者同一時代。跋耆國位於恆河下游北部，是由8、9個部族聯合組成的貴族共和國，統治中心在吠舍釐城。摩揭陀國的首都是王舍城，從頻毗沙羅王統治開始（約公元前544—493年），國勢日強，曾武力吞併東方鄰國鴦伽。其子阿闍世王（約前493—462年）弒父登位，更積極拓展疆域，先後向拘薩羅、跋耆發動了曠日持久的戰爭。阿闍世王以後的四個國王（約前462—430年），遷都華氏城。這裡水陸交通便利，對摩揭陀國以後的發展有重要意義。約公元前430年，大臣希蘇那伽利用人民起義登上王位，並征服了阿闍提國。公元前364年左右，在摩揭陀地區出現了難陀王朝。至此，恆河流域從諸國分立的局面走向了統一。以上這些國家和地區是佛教的直接發源地。
長期的兼併戰爭，使剎帝利王權得到進一步加強。但戰爭也加劇了社會的動盪不安和人民的痛苦。很多國王十分殘暴，為所欲為。在早期佛教經典中，把“國王之難”與“盜賊之難”相提並論。不少人為躲避戰亂和殘暴統治而逃亡到山林等邊遠地區，或者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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