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世界上，不是所有人都对战争感兴趣；不是所有上战场的人，都会意志坚定毫不动摇。也正是因为这种人之常情，让一些士兵们有了最极端的表现，这就是逃亡和抗命。因为宗教信仰，因为政治动机，因为爱情和家庭，或是纯粹因为胆怯，都可能会成为他们违反纪律、扔掉武器的原因。
因此，就出现了特别的一群人——逃兵
抗命和逃亡的现象古已有之，在古代，它们发生的频率远远高于今天：事实上，在19世纪之前，走上战场的士兵们远不像后来那般意气风发、兴高采烈——在很多情况下，他们要么是被强征到战场的，要么只是为了军饷和战利品而战。如果战争旷日持久，或是主力部队一败涂地，大部分士兵都会选择从军营逃跑——毕竟，在大众不知“国家”和“民族”为何物的年代，坚守职责的荣誉感可能远比不上田里的收成贵重。
但随着民族国家形成，逃兵和抗命变得愈发为人所不齿。自19世纪以后，虽然战争愈发残酷，逃兵的比例却大幅下降了。
例如在1812年、美国的对英战争中，有超过14%的美国士兵开了小差，但到一战时，美军逃兵的比率已经下降到了不足1%。
最初，出于一种朴实的荣誉感，逃亡和抗命经常被直接安上“怯懦”的标签，军方也会简单粗暴地对当事人处决了事。直到近代，一些心理学家才发现，问题也许不能一概而论：战场上的血腥场面会给当事人带来强烈刺激，进而产生精神障碍。它们不仅影响巨大、且难以恢复，有时连激励和威胁都无济于事。按照一份统计，在一战结束后的25年，各国的疗养院中仍然躺着超过5万名因精神创伤无法正常生活的患者。毕竟，只要想象一下那些被炮弹炸碎的尸块，很难有人不大惊失色，转身逃走。
但有些身处后方的军官却认为，抗命和胆怯是一种无法饶恕的罪过，因此必须给与最严厉的惩戒。更重要的是，如果不能以此“以儆效尤”，这种行为还会引发其他士兵的效仿，导致军队的纪律彻底崩溃。正是因此，在一战期间各国进行的军法审判中，逃亡和抗命的惩罚一般是最严厉的，其从审判到执行的速度也最快——一般情况下，军事法庭一做出判决，犯人就会被直接押往刑场。
油画：《逃兵》，由俄国画家创作于一战期间
不过，在处理逃兵的问题上，还有个重大的议题。
那就是，由谁来进行枪决？
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各国军队。和杀敌不同，参与行刑的官兵实际是将枪口对准了自己的战友。不仅如此，最初，行刑者往往是从后方抽调的轻伤员，由于一种推己及人的心态，他们通常会对受刑者表示同情——毕竟，他们自己都还没有从战争的创伤中恢复。
树立在西欧一战战场上的、纪念因逃亡而被处决者的雕像
一些犯人的情况也会让行刑者内心不安。其中一个例子发生在一战的西线，当时，一支行刑队发现，在带往刑场的途中，这名逃兵哭得撕心裂肺，始终不肯走下囚车——因为他当时才只有16岁。为了让他就范，行刑队不得不用烈酒把他灌醉，但即使如此，许多行刑者还是拒绝扣动扳机。
随着一战继续，违反军令被处决者的数量不断增加，更多问题也浮出水面，一些参与行刑因为精神备受打击，甚至拒绝返回前线。为减少行刑者的心理负担，法国军队采取了一种办法——这就是把枪决对象捆得像粽子一样，并且尽可能不让他们露脸。
一战中，法军在检查一名被枪决的逃兵
这不是当时各国军队采用的唯一办法。有时，军方还会强制要求死刑犯的战友们行刑。在高级军官们的看来，这些战友也有连带责任，因为他们没能做到防微杜渐、将违反军令的苗头掐灭在萌芽阶段。另外，通过让潜在的“被影响者”目睹受刑者的惨状，它也可以杜绝“厌战情绪”在同一部队蔓延。
当然，对于战友们来说，在亲自扣动扳机前，他们一定会经过激烈的斗争。为减轻心理压力，各国军队通常会告诉行刑者，其使用的子弹中有一部分是空包弹。虽然这些子弹的比例可能不到十分之一，但它确实减轻了行刑者们“枪杀战友”的心理负担。
由于逃兵和抗命者都属于“犯罪者”，在被枪决之后，他们的名字并不会被镌刻在纪念碑上，甚至军方都不会为他们树立墓碑。至于他们的亲属只会在一段时间后接到一张纸条，表示此人已在某地死亡，但其中根本不会提到死亡的原因。
空包弹，为减少行刑者的心理负担，上级会随机向他们的步枪中填充这种弹药
值得注意的是，在不同时期，军法执行的力度差异也很大，总的来说，在战局恶化或者陷入僵持时，军法通常要比平时更为严厉。其中一个例子发生在1914年，当时，英国军队正在前线节节溃败，期间的死刑判决占到了一战总数的三分之一。
在二战时期，各国对于逃兵的处置都有所偏重
对于苏军对逃兵的处置，人们总会第一时间联想到电影《兵临城下》中、督战队用机枪扫射撤退者的情形。这种情况当然属于戏说和夸大，但针对违反军法者，苏军的态度确异常严苛：按照一份统计，仅在1942年8月1日-10月15日的2.5个月中，督战队便在前线枪决了1189人。有的情况下，擅自撤退、部队崩溃和消极言论都会成为枪决的原因——这在历史上都是相当罕见的。
《兵临城下》剧照
当然，苏军的严刑峻法还不仅体现于此，另一个知名的例子是“惩戒营”和“惩戒连”：一部分违法的士兵将被编入其中“戴罪立功”。但由于这些单位执行的是突破防线、清扫雷区等危险任务，士兵阵亡率经常超过50%。因此，“惩戒营”和“惩戒连”完全可以被看作是一种变相的行刑。
俄国电视剧《惩戒营》剧照
德国的情况同样如此：按照军法部门的记录，仅在1939-1944年期间，德军便处决了9395名各级官兵——即便其中有部分刑事犯，这一数字也令人震惊。但真正的处决浪潮发生在1945年。在这一年，纳粹德国已经奄奄一息。
和历史上许多穷途末路的军队情况一样，逃兵和抗命在德军中成了寻常现象，在一些单位，纪律不复存在。为了震慑逃亡者，德国宪兵和督战队会在后方搜捕一切有逃亡嫌疑的人员。汉斯·冯·卢克——德军的一位团长——就回忆过一个事件，他派遣一位副官前往后方领取车辆，在旅馆稍作停留期间，这名副官遭遇了宪兵，随后便被按上“临阵脱逃”的罪名处决了。
战争末期进行的处决通常不会经过任何审判，更没有辩护人和取证环节，在通常情况下，受害者只会在胸口挂上一块牌子，随后被吊死在道旁的树上或路灯上。更为骇人的是，直到德国投降之后，一小部分德军司令部仍在执行战时的枪决判决，甚至盟军司令部表达抗议都无济于事。
一名在战争末期被处决的德国军官，牌子上的字样是“我勾结了布尔什维克”
与苏联和德国相比，西方盟军的做法显得更为“温情脉脉”。二战期间，美军和英军有超过10万人有过临阵脱逃、抗命和开小差行为，但最终因此被判处死刑的只有48人，但其中大部分又被改判为有期徒刑——无论总数和比例，它们都比一战时期低得多。
其中一个例子是美国士兵艾迪·斯洛维克（Eddie Slovik）。1944年8月，开赴前线途中，这位曾有过犯罪经历的新兵选择了开溜。最初，他装作迷路，跟着一支加拿大宪兵部队在后方游荡，后来真相揭晓后，他又被送回了前线，但这次，他还是没有在部队中待多久。几天后，一队美军宪兵在后方拦截了斯洛维克。
根据这位士兵2次临阵脱逃的行为，其所在部队的军法委员会决定判处他死刑。期间，委员会进行了3轮复审和投票，并最终维持了这一决定。1945年1月，斯洛维克被行刑队枪决，尸体被埋在了一座军事公墓的一角，与之一道埋在此处的是数十位犯强奸和杀人罪被枪决的官兵——他们都是脸朝下埋葬的。
一般认为，法庭的态度之所以如此严厉，与当时美军的处境有关，尤其是在斯洛维克所在的第28步兵师。在1944年末到1945年初，该部队经历了2场血腥战役，伤亡率超过了70%。许多人认为只有严惩“软骨头”，才能告慰坚守岗位的牺牲者。
随军牧师正在为斯洛维克进行临终弥撒，此人也是美军处决的最后一名逃兵
事实上，斯洛维克也是因为逃亡而被处决的最后一位美军。二战后，虽然逃兵和抗命仍在美军中时有发生，但这些人再也不需要面对行刑队。不仅如此，“统一司法法典”也取代了“战时条款”，虽然在其中，逃亡和抗命依然是重罪，但犯人通常会被送往后方进行长期的审判，而不会像斯洛维克那样，被前线部队临时组建的“军法委员会”判处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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