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的统治确实使国力有了很大提高，让老百姓的负担减轻了许多，但从长远来看，他创造的一时繁荣，其实是给专制社会续了命，延缓了向更进步的社会前进的步伐，最终也没避免清朝末年的乱局。
雍正通过打击皇室宗亲里的对手，以及权臣和文官系统中的朋党势力，从上到下地消除了中央政府里威胁皇权的所有力量，实现了决策权的独裁。在控制中央的决策权后，雍正把视角转向了地方，他对这些官员的控制，主要是通过密折和养廉银制度来实现的。
首先来看密折，就是秘密的奏折。这种东西在康熙年间就有，雍正则把上折的范围扩大了，既有大臣，又有地方的小官。密折可以用来了解民情，还能考察地方官员，雍正甚至要求上密折的人彼此告密，以进行监控。他对亲信李卫这样的臣子都不放心，询问别的官员李卫的操守如何。这使得官员不敢隐瞒任何情况，因为他们不知道还有谁向皇帝提供信息，万一有所隐瞒并被发现，就倒霉了。
再来看养廉银制度。顾名思义，养廉银就是朝廷出钱养着你，用高薪保证你不用去贪污受贿。
那么养廉银从哪里来呢？主要是从耗羡归公而来。什么是耗羡归公？地方在征税时，把征收来的碎银子融化，重铸成银锭上交国库，而地方官告诉老百姓，这个过程里银钱会有损耗，叫作火耗，所以老百姓得多交点钱，把损耗补出来。
其实这就是在正税之外加收的税，是地方上为了维持自己的运转，尤其是给上司送礼而收的。加征的税有多少，全凭各地自己定，有的地方征得特别高，老百姓负担就非常重。而耗羡归公，就是由政府统一支配火耗，其中一部分发给各级官员当养廉银，或者补财政的亏空，但绝不能用来给上司送礼、当招待费。耗羡归公变相地承认了附加税，但由于减少了很多不该有的支出，所以和康熙时期相比，火耗的征收比例非常低，减轻了老百姓的负担，对当时的百姓来说是有益的政策。
密折使得官员胆战心惊，养廉银则给了他们好处，恩威并用的方式使地方官只能一丝不苟地执行雍正的政策，皇帝也就能够直接插手基层政务。
雍正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发现，想让老百姓过得好一点，最大的障碍就在官僚阶层。后者通过滥用国家政策而手握特权，然后与民争利。所以他就用独裁的手段，对官员进行点对点的监控，不给他们滥用权力的机会，老百姓就少受盘剥。这应该是雍正对老百姓的一贯态度。
我们再来看一个例子。除了刚才提到的养廉银政策，使得百姓负担减少外，雍正还推行了摊丁入亩政策。这个政策宫崎市定并没有提到，但也是影响很大的国策。所谓摊丁入亩，是和人头税有关的。人头税就是按人纳税，每个人都要给国家交税，但是有的人没房没地，拿什么交税呢？或者这个人四处过着流亡生活，上哪找他要税款呢？所以这个税种存在很大弊端，对老百姓和国家来说都是个负担。
而摊丁入亩就是取消人头税，按照每个人拥有的田地多少来收税，实际就是把人头税变成了土地税，这样一来就减轻了一般人尤其是贫民的税负，转嫁到了有资产的人身上。因此这也是一个减轻百姓疾苦的政策。
宫崎市定通过密折中大量的民生内容得出结论，认为雍正这种有良知的态度，其他中国帝王是比不了的。皇帝的良知加上有力管控，使吏治变好了，老百姓的税负下降，国库存银比康熙时期有了大幅度的增加，不但为后来所谓的乾隆盛世打下了经济基础，也给大清朝续了命。平民百姓尝到了甜头，觉得独裁统治也不错，看起来雍正的初衷得到了相应的回报。
但雍正忽视了一个问题，那就是独裁统治要靠官僚阶层去做具体推行才能实现，而官僚借此从皇帝那里获得权力，成为特权阶层，以此获得私利。所以在独裁制中，皇帝和官僚阶层是相互依存的关系。雍正的打压，与这种客观逻辑之间存在矛盾。他活着的时候，可以凭借超人的精力实现全面管控，相当于自己把地方官的活儿都干了，官员只能忍气吞声。而他一旦去世，新继位的皇帝精力有限，就不得不求助于官僚阶层，那么后者长期积累的不满就借机爆发出来，逼着朝廷采取新政策。
最明显的例子，是雍正去世后，他的亲信鄂尔泰、张廷玉这两个首辅大臣，很快就改变了态度。鄂尔泰认为雍正对官员私欲的打压太厉害，这会使官僚阶层与朝廷离心离德。尤其这个政权是满人建立的，在满汉矛盾存在的前提下，这种背离就更容易导致失去政权，所以必须在一定程度上默认官员的私欲。而张廷玉认为，儒家的思想是，委任官员之后，就让他们各负其责，不要横加干预，雍正的方式是法家的，对官员的监控不符合传统政治观念。
所以从乾隆时期开始，朝廷采取了所谓的宽大政治，放松打压，向官僚阶层和知识分子阶层妥协，在一定程度上默许他们去获取私利。就像前面我们说的，从乾隆时期开始，腐败越来越严重，清朝的垮台也在所难免了。
更要命的是，雍正的思路虽然被抛弃了，可他创建的制度都被保留下来，秘密建储、养廉银、军机处等措施，使皇权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加强。其实在清代初期，学者黄宗羲已经指出了君主制的危害，认为其专制就是在“敲剥天下之骨髓”，是榨取百姓利益的制度。
他认为要遏制这种现象，可以通过增加大臣的权力、广泛吸收士人参加政治活动来实现，实际上是民主思想的萌芽。如果这类思想得以发展，且在康熙晚期官场腐败已经很严重的情况下，会不会使革命提前到来，很难说。但雍正以其超人的状态止住了这个趋势，把独裁专制提升到了新高度，并以所谓好皇帝的形象和他的惠民政策，让老百姓以为，靠着专制制度的自我调节，国家也能解决问题。
可是独裁专制本质上的落后，不会因为一个皇帝有善意而改变，它最终会把国家带到沟里面，并且将短痛变为长痛。近代中国最终不仅遭遇内忧，更同时面临外患，这个双重悲剧的结局就是证明。尽管这并非雍正所愿，但从长远的结果去看，他施行的确实是充满善意的恶意政治。这对今天世界各国的治理来说，非常有警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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