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與中國本有同文之國的說法。實際上，從古至今，日本蕞爾小國，一直是對燦爛輝煌的中華文明，仰慕和崇拜深切。
日本長期受中華文化的影響，其文字也是源於中國象形文字。
19世紀中葉，西方列強憑藉船堅炮利相繼打開了中國和日本的大門，中國清廷和日本幕府都遭遇了從未想到過的難堪和恥辱，被迫簽訂了一系列喪權辱國的不平等條約。由此，中國和日本都見識了西方文明在當時所表現出來的不可思議的強勢。
日本是一個奇怪的民族。與大眾化帝國不同的是，日本是一個孤懸於太平洋上的群島國家，位於東方世界的最東方，其國小民寡，資源匱乏，由此決定了日本內在的對外部世界的依賴性。
但是，歷史上日本也曾實行過閉關鎖國政策。 1633年，德川幕府由於害怕西方文化的威脅動搖其封建統治，頒佈了以“禁止日本人與西方人貿易”為主要內容的“鎖國令”。
但日本的“鎖國令”與中國不完全相同。由於日本特許日本人與中國、荷蘭人在九州長崎附近的種子島通商，並允許荷蘭人在種子島長期生活居住，日本人從荷蘭人那裡獲得西方文明的各種知識。
相比封閉的中國明清時代，日本江戶至幕末時代的西學研究源遠流長，這就是日本所謂的“蘭學”。
蘭學的發源地在日本唯一的對外通商口岸長崎。“蘭學”以荷蘭語為媒介，研究西方資本主義文化和近代科學技術知識，其實是為日本在 19世紀的“明治維新”最早的理論學術的鋪墊。
日本思想史家竹內好後來指出，日本維新成功的原因之一，是“沒有個性便是日本的個性”“日本對歐洲沒有表示出文化上的抵抗，就在於日本文化結構上的這一性質，日本文化總是面向外界的，等待著新的東西到來”。
日本是一個善於學習的民族，正如同當年對中華大唐文化的學習、模仿，當日本發現現在的西方文明更具有優勢之時，他們開始轉而面向了西方。
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論指出，一個青年的成長，往往需要經過痛苦的“斷乳期”，有一種俄狄浦斯似的“弒父情結”，秘密地決定了成長中的青年對父輩的傳統進行背叛和斷裂。
現在，日本要向西方學習，但是他如何看待他曾經仰慕崇拜的中華文明的傳統呢？日本人做得很絕。
由此，“脫亞入歐”的理論就應運而生了。
日本人看到西方的強大實力,認識到強大才是對話的唯一實力。世界的競爭格局已經完全改變了,強大才是真理,所以他們也想像西方列強那樣,用強權稱霸世界。
1885年 3月 16日,福澤諭吉發表在《時事新報》上的一篇兩千多字的社論,這就是所謂的《脫亞論》。
“脫亞入歐”這個說法,就是福澤諭吉首先提出來的,《日本政治史》的年譜中,專門給這件事列了條目,編入了在 1885年發生的重大事件中,可見其重要性。
《脫亞論》在當時就已經引起了巨大的轟動,而且其影響也不可不謂之深遠。
《脫亞論》的觀點,是把日本作為新興的文明國,明確地把日本與包括中國在內的亞洲關係,描述為文明與非文明的關係。
福澤說:“何時,日本一度光耀國威,制御印度人、支那人,不但仿效英人,而且辱其英人,而將東洋權柄掌握於吾國手中。”
《脫亞論》指出了文明是“利害相伴且利勝於害”。福澤諭吉覺得文明是西方的智德,那麼文章中的文明談的實際上是現代化這個問題。現代化的正當在哪裡呢？關鍵就落在了“淘汰”上面。那麼抵制文明,習古不化的幕府自然就是“廢之無妨”。而維新政權站在了過去幕府的對立面上,正是與文明的統一。當現代化獲得了正當性的同時,新政府的合法性就不言而喻了。
福澤筆下的亞洲主要代表國家是指日本的近鄰,號稱禮儀之國的中國和朝鮮。在他看來,兩國“盡染陋教俗而異於我國”“於此文明日新之世,尚以儒教語人,以仁義禮智教人道德墮地,殘忍無恥”“難持獨立之身”。而這些陋習在他認為也是過去日本也有過,只是因為“漸脫亞陋而始入西新”而已。
脫亞入歐,日本選擇了與中國文化進行決裂。
明治維新時,漢學一度被剝奪了教學權,雖然不久又得到恢復。
1896年,日本學者竹越與三郎著《二千五百年史》,該書以 1867年的大政奉還為新文明國日本的出發點,並以此為回溯歷史的起點而敘述的日本文明史。書中日本以試圖支配世界的近代歐洲文明的嫡系自居,將脫亞入歐這一理論推到極致:
“象形文字雖如巨石壓卵一樣威壓日本文明,但日本全然沒有被壓倒,發明了獨特的聲音文字,其背後有著腓尼基文明之潮流。”
日本學者要在理論上證明日本文化是與歐洲同樣的海洋文明,與“象形文字”為代表的中華文明不是一家人。
日本文明沒有被象形文字壓倒,雖然最初採用了象形文字中的文字,但平假名和片假名的產生,說明了表音文字的勝利。日本就是西方文明在亞洲先進性的代表,所以征服亞洲成為亞洲盟主也是必然的邏輯。
竹越與三郎的理論，又是來自黑格爾關於東洋停滯性理論的啟發。
黑格爾的《歷史哲學》論述以中國的政治形態為代表的東亞，“屬於精神的所有東西，如自由的實體精神，道德心，感情，內在宗教，科學，藝術”。是持續維持著歷史原生形態的國家。
福澤、竹越與三郎等日本學者論證了日本與中國作為不同文明的巨大差異性，使用了“東亞”這個地理概念，為其強勢的征服製造理論依據。
福澤還對用強勢壓制弱小進行了辯解，“雖說厭惡壓制乃人之心性，而人之厭惡壓制自己者，若自己壓制他人則人世最高之快樂也。”
因此，他們可以站在西方列強的行列，對落後的東亞文明進行征服和侵略。
“脫亞入歐”實際就是全盤西化。
伊藤與李鴻章的這一番對話，是在誇耀日本“脫亞入歐”的政治體制改革。
中日兩國在經歷了 30年的現代化努力後，為什麼中國現在卻輸在起跑線上呢？
這確實是一個很難用一兩句話能說清的問題。事實上，直到現在，學者們還是各持己見，並無定論。
日本早稻田大學著名日本近代史研究專家依田熹家在《日中現代化比較研究》一書中，進行自己的獨到分析，也許可以給我們帶來一些啟發。
依田熹家曾經提出地理決定論。
他認為，日本國小民寡，系列狹長島嶼組成的國土，使民眾文化血緣同質度高，凝聚力強，容易進行內部組織，一致對外，對於外來侵略與刺激，敏感而迅速反應。
而中國面積遼闊，地形複雜，交通不便，通信困難。西方列強倚仗船堅炮利入侵，波及的地區主要是沿海，內陸不能有切膚之痛，無法激發普遍的民族情緒。
依田熹家認為，“日本的成功在於……有著經常吸收先進國家的文化來提高自己文化的傳統。”“當世界的近代化以歐美各國為主導來推進時，掌握了攝取外國文化訣竅的日本方面顯然是有利。”
而中國由於深厚而豐富的文化傳統，自成體系，天然有一種封閉自足的姿態。長期以來中國文化中“華夷之辯”的觀念，其實內在有著妄自尊大的嫌疑。
所以，中國的“西學東漸”總是不那麼順利和徹底，張之洞的“舊學為體，新學為用”非常能代表大多數人保守的認識，只是願意學習西方的先進科學技術，但反對政治制度的改革。“民主”“人權”的概念，甚至到今天都還沒有被完全接受。
與中國的“舊學為體，新學為用”的觀念相類似的，是日本學者佐久間象山於 1854年提出的“東洋道德，西洋技藝”的說法。但不同的是，日本的維新改革，很早就拋棄了類似中國洋務運動中“體用之爭”的討論，對西方文明的學習，超越了“西洋技藝”的堅船利炮、火車輪機等器物之道，而進入了體制改革的層面。
中國的近代化改革，只是停留在表層，並沒有延伸到體制的層面。梁啟超“惜”李鴻章之“識”，確實是如此，因為李鴻章等人並沒有認識到西方文明所佔據的優勢，其先進的科學技術只是表層，而更深入的根源確實在於深層次的現代社會制度與思想意識形態。
依田熹家在書中還談到中日兩國的文化基本形態：日本是並存型，“什麼都可以”，使日本能夠迅速而順利地吸收外國文化；而中國是非並存型的，“非什麼不可”。
這就造成了在攝取文化的形態上日本是全面攝取型，而中國是部分攝取型。
日本是沒有包袱，輕裝上陣，中國卻是不肯輕言“全盤西化”。
摘自陳斌《李鴻章：甲午之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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