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願意捐獻器官嗎？”
“不願意！”
“你願意捐獻器官嗎？”
“你是幹嗎的？”
“憑什麼來問我？”
“你願意捐獻器官嗎？”
“不考慮，你也不許跟我的其他家屬說！”
……
“這是一個新起步的工作，你前面做的所有的工作都是應該的，在你產生案例之前，你前面的工作都是0，產生案例它就是1。”
35歲的王璐，來自首都醫科大學附屬北京佑安醫院，在2005年到2012年的時候，她一直是一名ICU的醫生，從2010年開始，她才慢慢接觸器官捐獻。
什麼是器官捐獻協調員？
簡單說，就是當一個患者要去世的時候，來到他的家屬身邊，跟他宣傳公民逝世後器官捐獻的理念，動員家屬在患者去世之後，把他身體裡面還有活力的器官捐獻出來，讓等待移植的患者，獲得活下去的機會。
因為這份工作，王璐遭到了很多的不理解和白眼。她說這些都可以理解，她要做的是知情，知情了就是她的工作。然而，讓她覺得很難做下去的時候，其實是這個患者家屬對她說，好，我願意。
“這個時候，我真的很難過，因為接下來我會跟她一起去面對這場死亡，我會體會到她的悲傷，她的難過，也只有我這麼用心去體會，我才可以幫她去完成這個心願。”
2012年，一個小患者是她第一個器官捐獻的案例。當小女孩珍珍轉到北京佑安醫院以後，醫生都在盡力去救治她，但在治療到第15天的時候，珍珍還是沒有辦法活下來。
接下來就是器官捐獻協調員跟她的父母談器官捐獻的事情，王璐做得不大好，她在那裡呆了幾個小時，卻始終沒有說出那句話——
“你願不願意把你孩子的器官，在她去世之後捐獻出來，去拯救別人。”
還是當天下午珍珍的爸爸媽媽主動找到王璐重提了他們的這個想法，於是那天醫院實施了當時北京市的第一例器官捐獻。
珍珍的媽媽曾跟王璐說，珍珍一直想要一條紅裙子，今年都沒有給她買。
珍珍去世那天，醫生們都在臺上，王璐忙完了事情，就趕緊打車出去就在旁邊的那個商店，給孩子找了一條紅裙子，在她遺體都已經擦乾淨，縫合好，用膠條貼好後，給她套到身上。
珍珍的媽媽就一下抱住她，哭了好長時間，不停地說著謝謝，可王璐覺得，跟她們比起來，她做的這些不算什麼。
“在他們一無所有的時候，把他們僅剩的東西捐獻出來，去幫助別人，是我幫助他們嗎？不是，但是他們淨化了我。”
“如果他們離我很遠，我只是在電視上看到他們，我會覺得，挺不容易的，可當她是我的患者，我們怎麼會無動於衷。”
談及和在ICU當醫生有什麼最大的不同，王璐說，以前能更多的心思放在技術上，用哪個藥好？
但做協調員之後，才發現了醫學是需要溫度的，怎麼樣才能給患者提供更多的人文關懷？
患者需要的是那麼幾片藥嗎？
不是，需要是給他提供更多的關懷和指導，這才是整個中國患者所需要的。
“其實我不喜歡器官捐獻協調員的工作，因為這項工作做起來真的很難過，它不像是我做大夫的時候，是去幫助患者，這是我要把我的患者送走。”
直到有一天晚上，她看一個希臘神話，普羅米修斯盜來天火，放到人間，自己卻被綁在那兒受苦。
王璐突然就覺得這份工作，其實就像普羅米修斯一樣，盜來天火，把一個死亡的人，和一個等待新生的人接在了一起。
“從那一天起我就坦然地接受了，
我是一名中國人體捐獻協調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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