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過七旬的韋樂平依舊很忙。
作為中國電信網和光通信體制標準、網絡發展戰略領域的開拓者之一，今年進入倒計時的5G網絡所面臨的挑戰和機遇，讓他在各類內部和外部會議之間奔波，“這幾天忙得焦頭爛額，連午休的時間都擠沒了。”
最近，一篇名為《韋樂平:5G主要面臨技術、市場和投資回報三方面挑戰》的文章成功刷屏，“中國在5G核心技術上依然與世界有差距，可能要經過幾十年堅持不懈的努力才能突破，征途依然十分漫長。”談及此文時，韋樂平並不諱言。
對科技充滿熱愛，堅信技術對歷史的推動作用，卻又保持理性，對虛火旺盛的“中國萬能論”提出警告，是這位中國40多年電信網發展和轉型引領者和見證者的一貫風格，“與時俱進，無懼人言，堅持向前，即便今天已垂垂老矣，卻依然不忘初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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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信領域的“預言家”
多年前，一篇採訪韋樂平的文章從一本書的故事開始講起。
這本書，出版社原本只計劃出3000本，還擔心賣不出去,可沒想到一出版，僅3個月就賣光了。從1993年到該文成稿的2001年，該書再版8次，共賣出4萬多本，是當時通信行業裡除教材外出版和銷售最多的學術專著。
如今，18年又過去了，這本書在不少二手書網站上成了“稀缺資源”，原價17.3元，現在最高被炒到95.7元。
影響並培養了電信傳輸界一代人的“中國光通信聖經”——《光同步數字傳輸網》，出版於中國剛剛準備引入SDH（Synchronous Digital Hierarchy，同步數字體系）時，彼時國內對此技術幾乎兩眼一抹黑。因此，這本教科書式專著一出版，便成為同業的“指路明燈”，並被戲稱為光通信的紅寶書，受到各方技術人員追捧，作者韋樂平也因此被稱為“中國SDH教父”，但鮮有人知的是，這本書的籌謀早於3年前開始。
類似“前瞻性”的故事，在韋樂平40多年的通信生涯中，已是尋常。1998年，他在郵電部科技委會議上提出網絡要IP化，要搞協調設備（即後來的軟交換），卻在會上被很多人Diss，一位官員甚至斷言，固網“一萬年也不會變”。
2002年，擔任中國電信集團總工程師後的韋樂平開始有機會將自己的想法付諸實踐。在他的帶領下，中國電信啟動了世界上規模最大的“固定電信網轉型工程”，歷時5年，部署了一張由200臺軟交換機、260臺智能用戶數據庫和1000多臺路由器組成的、全世界規模最大的固網智能化系統，組織並實現了以統一控制、集中用戶數據管理、融合多業務承載為特徵的創新網絡架構，不僅盤活了數千億元的固網沉澱資產，對全網2億多固網用戶數據進行集中式管理，而且實現了電話網向IP化軟交換網的演進。
後來人們所熟知的固話彩鈴、號碼攜帶、一號多機等等固網增值服務，都是基於這張智能化網絡推出。
“Youare one of the best CTO in the world！（你是我見過的世界上最好的首席技術官之一！）”，世界上第一個提出要向新一代網絡轉型的英國電信首席技術官Matt Bross在和韋樂平三次會晤和長談後，豎起了大拇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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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信息通信“學海”裡泛舟
接下來的故事，依然與書有關。
韋樂平家裡的書架上，一排武俠小說落灰已久，心愛的女兒是超級武俠迷，一度要求父親必須和自己“聊聊武俠”。從中國電信集團總工程師的位子上退休後，韋樂平將金庸等武俠大家的小說都買回家，尋思終於有時間完成“任務”了，可沒想到，這幾年中國新一代信息網絡基礎設施建設一再加速和轉型，他始終退而不休，依舊忙碌，技術演進太快了。
“要熱愛技術，享受馳騁在技術前沿的樂趣，這樣無論遇到怎樣的困難和挫折，無論多麼孤獨，都不會覺得有什麼。”幾十年來，韋樂平一直都能準確地感受到世界技術跳動的主脈搏。
這並非一時之僥倖，早在當年於加拿大著名的北方貝爾研究所高級技術實驗室做訪問學者期間，他研究的單模光纖系統模式噪聲與光纖截止波長關係的課題，便是先從理論上提出假設，“做實驗的時候需要幾根不同截止波長的單模光纖並在系統上做試驗，從而能夠人為在系統上製造出模式噪聲，證明理論分析的正確性，”可這些都不是簡單的事兒，不僅實驗室主任要下決心花錢定製幾根所需的光纖，還要聯繫其他系統部門提供系統做試驗，在說服這些人時，除了充分的理論分析以及實際的應用價值，韋樂平還得有足夠的自信和堅持，“一旦失敗，你可以想象是什麼後果。”
如今，儘管已過去30多年，韋樂平依然記得終於出現他所期待的模式噪聲時的激動，而實驗室主任聽到這個消息後的第一句話便是“你能去美國參加國際會議報告這一成果嗎？”
這個成果對於國際光通信產業而言是有重要意義的。20世紀80年代中期，全球剛剛開始研製單模光纖，截止波長不合格是成品率不高的重要原因。韋樂平的成果，不僅證明理論分析是靠譜的，還使得過去確定光纖是否合格的截止波長標準一下子從1280nm放鬆到1350nm，這個數字背後的含義是，大量根據傳統標準被廢棄的光纖可以成為合格可用的產品，成品率可提高20%，經濟效益不言而喻。
回國後，韋樂平結合這個成果提出的新衡量指標，使國際電信標準組織ITU修改了原先的不合理指標，而根據該研究成果在美國IEEE光波技術雜誌上發表的“不同設計單模光纖截止波長的實際上限”一文，也成為全球該領域的一篇開創性論文，被多個國家的學者頻繁引用。
儘管年輕時便取得如此高的學術成就，但韋樂平始終對學習有一種“敬畏之心”。雖年過七旬，卻一直能站在全球科技潮流的前沿，尤其研究領域是每隔幾年便要徹底更新換代一次的信息通信科學。他信奉“學海無涯”。雖然出身醫學世家，偶爾也會感慨做一名“醫學教授可以享受知識積澱越沉越香的優勢”，但既然選擇了通信，便風雨無阻，“每當一個技術決策的建議被採納，被證實促進電信網的大發展時，那種成就感和欣慰是無法用言語來形容的。”
至於武俠小說，“等我真正從退休中退休後，再好好看吧。”女兒的“希望”，韋樂平一定要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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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零光纖到全光網中國
“5G將為光通信發展帶來巨大的機遇與挑戰。”在光通信領域浸淫了40多年的韋樂平如今最關注5G，5G要求基礎光纖網以10%的4G時延，支持10倍的4G速率，這直接導致5G競爭“演變為一場光纖基礎設施的競爭。”
從無到有，從固網到移動網，從2G、3G、4G到5G，韋樂平完整見證了中國波瀾壯闊的現代通信史。
1966年，高錕發表《光頻率介質纖維表面波導》論文，製造出世界第一根可用於通信的光導纖維，1977年，“中國光纖之父”、原武漢郵電科學研究院的總工程師趙梓森在無比簡陋條件下研製出了中國第一根實用型光纖，1978年，韋樂平進入郵電部郵電科學研究院，開始攻讀光通信專業研究生，這是一個在中國幾乎零起點的專業。
此後40多年，韋樂平始終活躍在我國電信網和光通信科研攻關、戰略規劃前線。尤其是2001年擔任中國電信集團總工程師之後，直接參與和領導實施了國家信息基礎網絡的三次升級換代工程：第一次便是前文提到的“固定電信網轉型工程”，其後又領導項目組攻克了以IPTV、全球眼視頻監控系統為基礎的數字視頻媒體業務網一系列關鍵技術，在高起點上推動了網絡架構、傳播方式和多媒體信息服務的創新，在國際標準組織實現了多層面標準的突破；第三次則是領導項目組開發並在全網創新性地實現了基於水平架構的下一代綜合業務平臺，成功構建了能力開放、統一管理的業務環境，大幅度降低了建設運營成本。作為第一完成人，韋樂平因此獲得了三次國家科技進步二等獎。
這些看起來專業性很強的技術項目，其成功實施恰恰是國家信息網絡基礎架構全面升級的歷程，對每一箇中國人影響深遠。
曾幾何時，“中國網速全球倒數”是各大媒體流行的標題，而時至2019年，很少有人再拿此說事。來自工信部的數據，截至2018年底，行政村通光纖比例提升至98%，貧困村通寬帶比例達95%，上海甚至在2018年10月宣佈建成全球“千兆第一城”，千兆光纖規模全球第一，上海實現“千兆到戶、萬兆到樓”的寬帶速率，根據今年1月由Hootsuite和We AreSocial出具的最新數字報告，中國大陸地區修正後平均網速達到89.2Mbps，高於世界平均的54.3Mbps。
“中國後發制人的優勢很明顯：美國光網大多采用的是2.5G PON技術，而且推進速度十分緩慢，但中國已經是10G PON，骨幹網更是100G高速光層直達鏈路，再過幾年，等全國範圍的ROADM智能光網絡建設完成之後，在全光網2.0階段，中國的整體網絡水平將全球領先。”截至2018年第三季度，中國光網用戶超過3.28億，但韋樂平認為，這只是中國全光網時代的開始，只有實現整個網絡的光交換，才算真正進入新時代，而這一天，並不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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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真話 為真理義無反顧
在業內，韋樂平素有“說實話”的名聲，認真做事，坦誠做人，是他的座右銘，這樣的性格，讓他有時候顯得不合時宜，但自稱“頭腦簡單”的他，往往有一種義無反顧的魄力，而這種堅持，讓中國的通信業發展少走了很多彎路。
2004年2月3日到18日，新浪、搜狐、網易先後公佈了2003年度的業績報告，首次實現了全年盈利，這被認為是千禧年泡沫破滅之後，互聯網再次迎來春天的標識。對於中國的電信運營商而言，這個時候同樣面臨選擇，隨著網民數量逐步攀升，原本基於銅纜的ADSL接入網已經慢慢顯現出後勁不足，下一代信息網絡的升級究竟是邁向基於銅纜但速率更高的VDSL？還是直接轉向無源光纖接入網PON？各界人士對此爭議很大。
韋樂平的觀點很明確，一步到位，不折騰。最終，他說服了中國電信集團時任領導，跳過VDSL階段，直接邁入光纖接入網時代，從而引領了我國光纖接入網的大發展，目前我國在光纖接入網領域已經佔據約70%的世界市場，決定了全球光纖接入網發展的方向。
“物聯網是個空中餡餅？”萬物互聯的未來是人們對5G最大的期待，而5G廣連接、低功耗的特性，也讓這種期待更具有現實性。但在9年前，當技術和產業鏈條件還不具備時，業界瀰漫著一股物聯網將成為除電信業之外又一個萬億級信息服務市場的盲目樂觀情緒，大學也紛紛成立物聯網專業或學院，而韋樂平冷靜地指出，儘管物聯網的發展對中國電信來說有戰略上的重要潛在價值，但這是一個薄利小眾的碎片化市場，“這個餡餅看起來很大，但能不能吃到，什麼時候吃到，能吃到多少卻很難說，要真正成為運營商有分量的業務恐怕還需要至少5至10年腳踏實地的努力。”韋樂平率領項目組完成的“中國電信物聯網近期發展策略”建議，即使放到現在，也依然經得起時間的考驗。
對5G的冷思考更加難能可貴。2018年，隨著標準陸續凍結，5G試商用似乎觸手可及，與之前所有代際的移動通信標準相比，中國在5G標準中的地位明顯上升，全國掀起一股5G熱潮，似乎只要一發牌照，中國必將屹立於世界移動通信之林。但同時也有人唱衰5G，認為5G的編碼技術並不先進，談不上是一種革命性技術。
對於這兩種聲音，韋樂平均有不同看法，他認為，5G的先進性並不在編碼上，而是體現在網絡架構的全面重構上，5G網絡將全面改善運營商網絡的容量、性能、敏捷性、成本，但同時，國人必須清醒地看到，中國在5G核心技術上與世界依然有著巨大的差距，“CPU/GPU/DSP/FPGA、高速ADC/DAC、射頻功放/射頻前端、毫米波器件、操作系統、高端服務器、高速光芯片等，中國這些技術基本還處於研製或樣品階段或者少量試用階段，從整體上看，需要經過中國人幾十年堅持不懈地投入和努力，從基礎材料到生產裝備全方位解決後才可能在核心技術上取得全面突破。”
韋樂平尤為擔憂的是，在探索5G商業模式時，電信運營商自作多情地為行業設計一個又一個的美妙應用場景，而行業本身卻無動於衷或並不需要，“要考慮的不僅是技術方案，而是各個垂直行業自身的特性和門檻、監管思路和模式的更新以及投資回報率。”
對話
時報：2012年，您曾提出，電信運營商的未來是“去電信化”，如今7年過去了，三大運營商在不停轉型，您覺得他們成功了嗎？
韋樂平：差得遠。所謂“去電信化”主要是IT化，這不是電信運營商一家之事，社會對運營商的定位就是那麼高，他們沒辦法放棄這些“電信級指標”，比如斷網，互聯網公司斷了就斷了，無人追究，但電信網不能斷，這是整個社會和產業鏈對運營商的天然要求，需要時間一點點去改變。此外，電信業自己也不願做減法，對於國有企業來說，做加法沒問題，但做減法，就要擔責，要冒風險，很少有人能扛得下這個壓力。
但是，隨著IT技術不斷演進，“去電信化”雖然慢，趨勢不會變，一步步會達到目標的，不用太著急，電信誕生至今已有100多年曆史，加入互聯網基因這才幾年，要給它時間。
時報：作為一名通信老兵，能否總結一下，您覺得自己身上最能代表整個產業發展史的特質是什麼？
韋樂平：我覺得，能夠有幸在電信業大發展的初期就能參與其中，耕耘40多年併為社會和行業做出一定的貢獻，是我一生最大的欣慰。最大的感觸是一定要有戰略眼光，能看清方向，抓住機會，踏準節奏；二是一定要有耐心和韌性，能堅持技術良心，無懼人言，堅持向前；三是一定要熱愛技術，享受馳騁在技術前沿的樂趣。
至於我身上最能代表整個產業發展史的特質是什麼？我想可能是“與時俱進”吧。我是個好奇性很大，忘性也很大的人，也從來不覺得自己是棵蔥，過去的業績和恩怨基本都忘了，不斷向前看，向前探索，相信世界不是苟且，而是遠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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