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書】馬飛驤著《詩經纘繹》出版暨自序、引言

【新书】马飞骧著《诗经缵绎》出版暨自序、引言

書名:《詩經纘繹》

出版社:中央編譯出版社

出版時間:2019年02月

【圖書簡介】

基於二十多年對傳統經典的熱愛和鑽研,秉承六經一貫之道,系統闡發《詩經》詩教意旨,利用工作之餘的六年時間辛勤耕耘,2019年3月,青年學者、著名舊體詩詩人馬飛驤《詩經纘繹》由中央編譯出版社正式出版。

全書以闡發《詩》教微旨為宗,作者考究先哲及時賢研究《詩經》成果,纘續精粹,以達述而不作、文以載道之目的。

全書以上萬字的引言對《詩經》中研究的重大問題作了總結性梳理,並提出觀點。《風》《雅》《頌》各編首,以及各詩篇之首簡述概要,編尾略作總結,點明編者旨意。

各篇中,每首詩正文以下分集釋和纘繹兩部分。纘繹是本書的主要內容,先依朝代援引歷代名家代表性釋解,再斷以己意;進而據此題解,引經據典,分章句闡釋全詩主旨大意。

全書有較為充足的文獻史料為佐證,又兼作者深厚的詩學功底與文言水平為輔翼,使全書古雅厚重,既繼承傳統,又別具高格。全書集今人譯註與古人集解之長於一身,大體而言,有如下優點:

一、系統解讀《詩經》詩教意旨。對《詩經》作為儒家經典文本,既從總體上把握編輯思路和詩教精神,正本清源,又參考古今注解《詩經》之名家的相關成果,蒐羅先哲及時賢註釋及題解,簡明扼要,述而不作,作出釋解;進而引用相關史料,分章句詳細闡述每篇詩的主要意境及其經解微旨,集系統性、史料性、思想性於一身。

特別需要指出的是,本書對後人研究《詩經》往往輕視的《頌》部分,也從詩教角度,不餘遺力進行闡發,指出其德性光芒和傳心微旨,可謂深得聖學三昧。

二、闡發詩篇意蘊兼及藝術性。《詩經》距今年代久遠,其中文字的含義己經有很大變化。今人翻譯版本雖然意思容易傳達,但不失之偏、淺,就是意蘊盡失。本書參考前人訓釋,撰寫註釋,省卻譯文,而從段落入手,簡要梳理文路,拋磚引玉,啟發讀者白由想象《詩經》的意境,會悟詩的大義。

作者對各詩篇時而稱引前人之論,時而以自己深厚的詩學實踐,對詩的藝術性進行點評,既讓讀者感受詩的藝術性所在,又可窺知《詩經》對後世詩人、詩歌的影響,兼顧了詩的思想性和藝術性。

三、文言表達遙承古典傳統。作者具備深厚的古漢語功底和高超的文言寫作水平,全書除《詩經》原文,約有三十萬字,一體文言寫就,文字精審,文風雅緻,樸實而華美,辭約而意豐,既能很好地承接了古賢文脈,又能準確暢達地表達自己的思想,在當今傳統經典研究上,可謂一股清流,這樣的復古風格,給讀者留下無限遐想的空間。

此外,雖然全書以纘繹命名,以繼承傳統為目的,但全書所稱引古人之論,並非生吞活剝,而是極盡揀擇,在引述前人之說時,只留下作者認同的部分。對一些篇章,跳出前人窠臼,提出了自己的觀點,在繼承中有所創新。

古來研究《詩經》的著作汗牛充棟,但作者積二十多年學力,以獨立之精神,不鶩時俗,荷擔傳統文化命脈,可謂浮世清流。全書以纘續、闡發《詩》教微旨為宗,以溯源、辨體、明經為用,優遊百家,綜羅百代,以深厚的經學、詩學為底蘊,精切的文言、史識為輔翼,融前賢時修成果於一爐,並史料性與思想性為一體,折中其意,簡當涵蓄,使《詩經》迴歸六藝典政一貫之道,從學術角度揭櫫《詩經》編旨,顯發微言大義,堪稱當代《詩經》研究的一部力作。

馬飛驤,字鳳棲,一字天騏,別署白雲居士、近湖廬主人等,甘肅天水人。畢業於蘭州大學中文系。學者、詩人。長期潛心傳統文化經典研究,對儒家之正大,道家之幽玄,佛家之精微均有心得。著有《詩經纘繹》《論語詮旨》《川上看雲集》《白雲錄》《白雲小品》等。

【目錄】

國風

國風·周南

關雎

葛覃

卷耳

樛木

螽斯

桃夭

兔罝

芣苢

漢廣

汝墳

麟之趾

國風·召南

鵲巢

采蘩

草蟲

採蘋

甘棠

行露

羔羊

殷其雷

摽有梅

小星

江有汜

野有死麕

何彼襛矣

騶虞

國風·邶風

柏舟

綠衣

燕燕

日月

終風

擊鼓

凱風

雄雉

匏有苦葉

穀風

式微

旄丘

簡兮

泉水

北門

北風

靜女

新臺

二子乘舟

國風·鄘風

柏舟

牆有茨

君子偕老

桑中

鶉之奔奔

定之方中

蝃蝀

相鼠

幹旄

載馳

國風·衛風

淇奧

考槃

碩人

竹竿

芄蘭

河廣

伯兮

有狐

木瓜

國風·王風

黍離

君子于役

君子陽陽

揚之水

中谷有蓷

兔爰

葛藟

采葛

大車

丘中有麻

國風·鄭風

緇衣

將仲子

叔于田

大叔于田

清人

羔裘

遵大路

女曰雞鳴

有女同車

山有扶蘇

蘀兮

狡童

褰裳

東門之墠

風雨

子衿

揚之水

出其東門

野有蔓草

溱洧

國風·齊風

雞鳴

東方之日

東方未明

南山

甫田

盧令

敝笱

載驅

猗嗟

國風·魏風

葛屨

汾沮洳

園有桃

陟岵

十畝之間

伐檀

碩鼠

國風·唐風

蟋蟀

山有樞

揚之水

椒聊

綢繆

杕杜

羔裘

鴇羽

無衣

有杕之杜

葛生

采苓

國風·秦風

車鄰

駟驖

小戎

蒹葭

終南

黃鳥

晨風

無衣

渭陽

權輿

國風·陳風

宛丘

東門之枌

衡門

東門之池

東門之楊

墓門

防有鵲巢

月出

株林

澤陂

國風·檜風

羔裘

素冠

隰有萇楚

匪風

國風·曹風

蜉蝣

候人

鳲鳩

下泉

國風·豳風

七月

鴟鴞

東山

破斧

伐柯

九罭

狼跋

小雅

小雅·鹿鳴之什

鹿鳴

四牡

皇皇者華

常棣

伐木

天保

采薇

出車

杕杜

魚麗

小雅·南陔之什

南陔

白華

華黍

南有嘉魚

南山有臺

由庚

崇丘

由儀

蓼蕭

湛露

小雅·彤弓之什

彤弓

菁菁者莪

六月

采芑

車攻

吉日

鴻雁

庭燎

沔水

鶴鳴

小雅·祈父之什

祈父

白駒

黃鳥

我行其野

斯干

無羊

節南山

正月

十月之交

雨無正

小雅·小旻之什

小旻

小宛

小弁

巧言

何人斯

巷伯

穀風

蓼莪

大東

四月

小雅·北山之什

北山

無將大車

小明

鼓鍾

楚茨

信南山

甫田

大田

瞻彼洛矣

裳裳者華

小雅·桑扈之什

桑扈

鴛鴦

頍弁

車舝

青蠅

賓之初筵

魚藻

采菽

角弓

菀柳

小雅·都人士之什

都人士

采綠

黍苗

隰桑

白華

綿蠻

瓠葉

漸漸之石

苕之華

何草不黃

大雅

大雅·文王之什

文王

大明

綿

棫樸

旱麓

思齊

皇矣

靈臺

下武

文王有聲

大雅·生民之什

生民

行葦

既醉

鳧鷖

假樂

公劉

泂酌

卷阿

民勞

大雅·蕩之什

桑柔

雲漢

崧高

烝民

韓奕

江漢

常武

瞻卬

召旻

周頌

周頌·清廟之什

清廟

維天之命

維清

烈文

天作

昊天有成命

我將

時邁

執競

思文

周頌·臣工之什

臣工

噫嘻

振鷺

豐年

有瞽

載見

有客

周頌·閔予小子之什

閔予小子

訪落

敬之

小毖

載芟

良耜

絲衣

魯頌

有駜

泮水

閟宮

商頌

烈祖

玄鳥

長髮

殷武

【自序】

餘為學之年,耽於吟詠,殆二十載,自謂於風雅一道,略有所得,忽忽已屆不惑。及南徙而玄覽,北遊而嚮明,出入於老莊之域,優遊乎佛禪之理,閒觀六藝,感通一貫,由戶知津,始知詩不可以等閒而作,《詩》亦不可以尋常而論,乃有愧於昨非。

詩言志,感於雲物之變,發乎心意之誠,形於情動之言。故凡天地之大,草蟲之微,節候之變,世運之移,與夫山河煙霞之狀,盛衰悲喜之理,莫不可以詩為之。《詩》則政教典章,聲教之淵藪,六經之先用也。

《毛序》曰:“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故《詩》具政教宗教之功,兼德育美育之長,不惟博物廣識,授政專對,亦可致中和之美,達禮樂之原,臻內聖外王之道。誠中外文化之奇觀,華夏文苑之瑰寶也。

古來論《詩》者滄海橫流,逮及當代,人但知有文學之《詩》,不知有經學之《詩》;但知有詩學,不知有《詩》教;但知有言情詩,不知《風》《雅》為何物。甚者,知《風》不知《雅》,無論諸《頌》矣。《詩》教不傳,則六藝不興;六藝浸衰,則道統澌滅。

是以緣起一時之興,筆載千祀之緒,第以公務之暇,理舊篋,會昔哲,對時賢,於汗牛棟下,遣象罔,覓玄珠,纘前哲之遺緒,繹時賢之嘉澤,不憚以下愚之智,覆簣以進,欲以螢火之光,顯揚《詩》教之微旨也。

嘔心數載,斯業將竣。瞻顧來路,亦孔之疚。《詩》旨幽微,未免囿智於蠡測;高山無量,或恐貽笑於大方。文言為之,不惟時風在所不尚,或令讀者望而卻步。

然草木不怨於秋風,風雲無礙乎長空,得以時勢之所適,暫留鴻跡耳。所幸大雅凋零,知音尚在;白髮若新,青山如故;大道剝復,萬流必東。《詩》曰:“不忮不求,何用不臧!”勉夫!

丁酉立秋後馬飛驤於京華近湖廬

【引言】

“詩三百”乃我國最早詩集,戰國時始稱《詩經》,與《書》《禮》《易》《樂》《春秋》合稱“六藝”、“六經”(《樂》今不傳)。“六經皆先王之政典。”(章學誠《文史通義·易教》)而《詩》為聲教。朱彝尊《經義考》曰:“《詩》者,掌之王朝,頒之侯服,小學大學之所諷頌,冬夏之所教。”

漢代四家傳《詩》,三家雲亡,《毛詩》獨標。其後千年間,或尊《毛詩》,或攻《毛詩》,而經史之道未絕。近世西學浸凌,不唯風雅淪喪,亦使《詩》教之旨晦而不明。故溯《詩》根源,明其大體,發其微旨以為斯作。茲列《詩》之大關捩,以為引言云。

一、《詩》之編旨

六經既列於有司,則肄業存於掌故,其所習者,修齊治平之道,而所師者,守官典法之人。《詩》亦其一。《尚書·虞書·舜典》:“帝曰:‘夔!命汝典樂,教冑子。直而溫,寬而慄,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此其證也。

“詩言志”,此千古說詩之祖。孔穎達《毛詩正義》:“詩有三訓:承也、志也、持也。作者承君政之善惡,述己志而作詩,為詩所以持人之行,使不失墜,故一名而三訓也。”則官司典守,以詩為聲教,合樂舞,正性命,和天人,一政教也。惜古詩逸者甚多,《三百篇》特其盛焉者耳。

《詩》之來源,自古詩有采、獻二說。天子聽政,使公卿至於列士獻詩,有邪而正之,此獻詩之常制,公卿列士之職守,諷諫政事所以知得失也。遒人以木鐸徇於路,求童謠歌戲之類,行人潤色,太師訂樂,方入朝廷用詩,此采詩也。故天子“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則太師所陳之詩,已非所采詩之本然。

列國之風最殊,必能現諸篇什,今所見者十五國風,文辭之雅訓,句式之齊一,非迥然而異者,則師官雅而化之,使入於樂,其旨不離論功頌德以順其美,刺過譏失以匡其惡,察治亂興廢之由,佐國家政教之用,亦可知矣。故太師陳詩,亦獻詩也。

司馬遷《史記·序》雲:“詩三百篇,大抵聖賢發憤之所為作也。”誠不刊之論。《毛詩序》所謂“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者,固《詩》之所由編。要之,《詩》不唯我國最早之詩歌總集,亦最早之詩教總纂也。

二、《詩》之編者

“古未嘗有著述之事也,官師守其典章,史臣錄其職載。文字之道,百官以之治,而萬民以之察,而其用已備矣。是故聖王書同文以平天下,未有不用之於政教典章,而以文字為一人之著述者也。”(章學誠《文史通義·詩教上》)

考諸《三百篇》,作者亦有可確立者,如許穆夫人《載馳》,尹吉甫《崧高》、《烝民》等。然《詩》即為“政教典章”,則作者不著亦明矣。至若編者,舊謂或為周公,或為孔子。第《詩》始自商太甲,下迄陳靈,在周定王初,其時周公已歿數百年,謂周公制禮作樂、奠詩教之基則可,謂《詩》為周公編定則妄矣。

《詩》非一時一人所編,吳季札來魯觀樂,孔子年甫八歲,《詩》之編次,惟《豳》次《齊》,《秦》次《豳》,餘悉同今,雖其時篇數未詳,已為今本前身,編之者,蓋亦在官師之列。考之典籍,列國皆有《詩》,所輯者有別,所本者不一。

司馬遷《史記·孔子世家》謂“古者《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又曰:“陪臣執國政,是以魯自大夫以下皆僭離於正道,故孔子不仕,退而修《詩》《書》《禮》《樂》。”則時《詩》本不一,篇目又雜,故孔子去其重而刪定之。今人考之,其時蓋在孔子三十五歲聚徒講學之初。

《論語》孔子恆言“詩三百”,則其刪定必在早年。至若孔子晚年“自衛返魯,使《雅》《頌》各得其所”,則是最後訂《詩》及其樂矣。故《墨子·公孟》有云:“誦詩三百,弦詩三百,歌詩三百,舞詩三百。”

查今本《詩》之體例,十五《國風》首尊《二南》,繫於周、召二公。而《國風》以《豳風》為殿,系之周公;《雅》以《召旻》作結,系之召公。顯有“祖述堯舜,憲章文武”,推重周、召二公之義。祖述堯舜,周公之志;憲章文武,周公之業。

周公集群聖之大成,孔子平生盡學周公之道,有德無位,無以得製作之權,故崇周公之道以明其教,則《詩》之編定,非聖智如孔子者不能為也。

三、《詩經》之名

三代以上無經名。《易》掌於《春官》太卜,《書》在外史,《詩》領大師,《禮》自宗伯,樂有司成,《春秋》各有國史。治教無二,官師合一,古人不著書,六藝皆為政教典章。六藝初不言經,及王綱解紐,治教既分,諸子立說,孔子歿後,儒家者流,乃尊六藝為經,《詩經》之名,首見於《莊子》。

章學誠《文史通義·經解》曰:“《易》曰:‘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夫為治為察,所以宣幽隱而達形名,佈政教而齊法度也,未有以文字為一傢俬言者也。《易》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經綸之言,綱紀世宙之謂也。

鄭氏注謂‘論撰書禮樂,施政事。’經之命名,所由昉乎!然猶經緯、經紀云爾,未嘗明指《詩》、《書》六藝為經也。三代之衰,治教既分,夫子生於東周,有德無位,懼先聖王法積道備,至於成周,無以續且繼者,而至於淪失也。

於是取周公之典章,所以體天人之撰而存治化之跡者,獨與其徒,相與申而明之。此六藝之所以雖失官守,而猶賴有師教也。然夫子之時,猶不名經也。逮夫子既歿,微言絕而大義將乖,於是弟子門人,各以所見、所聞、所傳聞者,或取簡畢,或授口耳,錄其文而起義。

左氏《春秋》,子夏《喪服》諸篇,皆名為傳,而前代逸文,不出於六藝者,稱述皆謂之傳,如孟子所對湯武及文王之囿是也。則因傳而有經之名,猶之因子而立父之號矣。至於官師既分,處士橫議,諸子紛紛,著書立說,而文字始有私家之言,不盡出於典章政教也。儒家者流,乃尊六藝而奉以為經,則又不獨對傳為名也。

荀子曰:‘夫學始於誦經,終於習禮。’莊子曰:‘孔子言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又曰:‘繙十二經,以見老子。’荀、莊皆出子夏門人,而所言如是,六經之名,起於孔門弟子亦明矣。

然所指專言六經,則以先王政教典章,綱維天下,故《經解》疏別六經,以為入國可知其教也。……古之所謂經,乃三代盛時,典章法度,見於政教行事之實,而非聖人有意作為文字以傳後世也。”此論《詩》何以謂之經與《詩》之所為用,亦詳而明矣。

四、《詩》之編次

《詩》之編必有次序,不唯體分風、雅、頌,即各篇什之內,篇章亦當有次。十五《國風》,今本編次:周南、召南、邶、鄘、衛、王、鄭、齊、魏、唐、秦、陳、檜、曹、豳(按:孔子未刪之前,周大師樂歌之次第,豳、秦在齊後魏前;鄭玄《詩譜》次第,檜在衛後,王在豳後,餘皆同)。

《二南》為《風》之首古來無異議,餘篇何以有今之編次,亦莫衷一是,聚訟紛紜。孔穎達以“跡其先封善否,參其詩之美惡,驗其時政得失,詳其國之大小,斟酌所宜,以為其次。”歐陽修“以兩而合之,分其次以為比”為論,程頤以人倫發端,王道盛衰,政教失得,風俗變化為論,皆有一定之理。

筆者以為,十五國風,以周、召之正,固當為首,周較召為醇,故召次之。邶、鄘為殷故都,後為衛並,首見變風所由始。邶之《綠衣》夫婦倫廢,《擊鼓》君臣道絕,故先邶而後鄘、衛。衛為紂都,而紂不能有之,周幽東遷,王政所由衰,王城與之無異,故王次之。

鄭為西周畿內地,故鄭次之。齊為霸首,故齊次之。晉繼齊而霸,魏入晉地,唐詩多曲沃並晉之時,故魏、唐次之。秦繼晉而霸,故秦次之。陳、檜、曹皆小國,陳為帝舜後裔,故在二國前。檜亡,東周之始;曹亡,春秋之終。豳殿諸國之末,蓋既漓又當返淳,則農業為本,周公其人,寓志焉。

至若《雅》,由《鹿鳴》而至《召旻》,始以君臣之情通,終以旻天疾威,世道喪亂,而篇末慨然有懷召公,亦以見亂極思治之理。故《詩》以周、召始,《風》《雅》以周、召收。《頌》則先周為正,次變為魯,末結以商,其有法前王、殷鑑不遠之義乎?天道往復,正變之思,剝復之義,此《詩》之大旨也。

至若各篇什之內詩之次序,張載曰:“《詩》固有次敘,然不可一例。……一國之詩,其首尾固有先後,其中未必然,當刪定之時,只取得者置於其間。”首尾固有先後,其中之次序,則難以盡明。姑置諸各什之內概而論之,讀者可參,此不贅述矣。

五、《詩》之三體

《詩》體風、雅、頌。體之為別,有腔調不同說、詞氣不同說、體制不同說;或以地分、以時分,或以樂分,或以所作之人分,千古爭訟,迄今無定論。筆者以為,章潢《詩經原體》所論最具灼識、最為精妙,其辭雲:詩各有體也,《風》《雅》《頌》直古人作詩之體耳。《風》之體輕揚和婉,微諷譎諫,託物而不著於物,指事而不滯於事;義雖寓於音律之間,意嘗超於言詞之表。

《雅》體較之於《風》,則整肅而顯明;較之於《頌》,則昌大而暢達。唯彝倫政事之間,尚有諷喻之意,皆《小雅》之體也;天人應感之際,一皆性命道德之精,皆《大雅》之體也。《頌》之體,其詞簡而潔,其旨沉而靜,其音疏越而雋永,宗廟朝廷均有《頌》也。大約主於祭祀而交神明,《頌》之道也;敷揚先王之盛德成功,固不如《雅》詩之詳盡。如後世之作詩者,有律有古,有歌有引,體制不同而名亦異也。

自《風》之體觀之,大率三章四章,一章之中,每每數句而詞多重複,《樛木》、《芣苢》三章唯六字不同,風之體多類此,蓋以數字詠歎成章。《小雅》大率多述其事,道其情,猶未若《大雅》之渾涵也。如“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上天之載,無聲無臭”,“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革”,“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之類,涵蓄淵微,則《大雅》也。

以此觀《雅》之小、大,而其體裁自殊。雖大、小《雅》多道乎人君政事之得失,然猶有美有刺,而《頌》則無有諷刺,要皆鋪張其功德焉。後儒以《風》為被上之化,《小雅》為宴饗之樂,《大雅》為朝會之樂,《頌》為宗廟之樂,其果然歟?夫既以《風》為諸侯矣,乃以《周南》為王者之風,后妃之德何耶?

若謂文王當時尚為諸侯,故謂之《風》,而《豳》詩為成王之詩、周公之事,亦列之《風》何耶?況《黍離》既降為《國風》矣,而《豳》詩列於《國風》,不謂之降又何耶?夫既以《小雅》《蓼蕭》為澤及四海,《湛露》為燕諸侯,《六月》《采芑》為南征北伐,王者之政莫此為大,而《小雅》果為政之小乎?

吾不知《常武》之徵伐,何以大於《六月》;《卷阿》之求賢,何以加於《鹿鳴》;《采薇》《出車》何為燕享;《既醉》《鳬鷖》何為專於朝會也。《頌》謂其稱君之功德則有然矣,若謂專於宗廟告神明焉,則《閔予小子》《敬之》《小毖》何有於神明之告?

《載芟》《良耜》何與於宗廟之樂也?《七月》之詩不有類於《雅》乎?而其體則《風》也。《瓠葉》《鳬鷖》不有類於《風》乎?而其體則《雅》也。《泮水》不有類於《雅》,《有駜》不有類於《風》乎?而其體則《頌》也。

審如是也,王國、侯國各有《風》,天子、諸侯各有《頌》。周平王詩列於《國風》,不害為天子之尊;魯僖詩列於《頌》,不失為諸侯之卑。彼謂聖人降王國,尊諸侯者,陋亦甚矣。自衛武公一人觀之,《淇澳》列諸《風》,固諸侯也;《賓筵》列之《小雅》,《抑》列之《大雅》(按:《淇澳》《賓筵》《抑》皆衛武公之詩),果以諸侯為政之小而列諸《風》,王朝為政之大是以列諸《雅》?與若不論其體裁,則以《淇澳》列之《雅》,《賓筵》與《抑》列之《風》亦無別歟?以《抑》而置之《小雅》,以《賓筵》而置之《大雅》,果以政而分之歟?噫,何於詩之體裁無所辨哉?

又曰:“大約《風》多主乎情,《小雅》多主乎事,《大雅》多主乎理,《頌》多主乎德。非謂《大雅》之遺德,《小雅》之無情,然《小雅》則情寓於一事之中,《大雅》則德見於一篇之內,各就其多者見之也。”辨《詩》之體可謂無餘蘊矣。

嚴粲《詩緝》:“純乎《雅》之體為《雅》之大,雜乎《風》之體為《雅》之小。太史公稱‘《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可謂兼之’。言《離騷》兼《國風》《小雅》,而不兼《大雅》,見《小雅》與《風》《騷》相類,而《大雅》不可與《風》《騷》並言也。”辨大、小雅亦為有見。

六、《詩》體之正變

《詩》有正體,亦有變體。章潢《詩經原體》:“《風》首《關雎》,而夫婦之倫正;《小雅》首《鹿鳴》,而君臣之情通;《大雅》首《文王》,而天人之道著;《頌》首《清廟》,而幽明之感孚。”揭“四始”之義,明《詩》體之正者。

《國風》中“二南”較諸國之風為正,章潢《詩經原體》曰:“《國風》不曰正風而曰《周南》《召南》,蓋南為離明之正方,故風為太和之正氣,取其長養萬物而不傷也。唯詩之在《二南》者,渾融含蓄,委婉舒徐,本之以平易之心,出之以溫柔之氣,如南風之觸物而物皆暢茂,凡人之聽其言者,不覺其入之深而鹹化育於其中也。

知《二南》之體,則知正風之義矣。唯以時之盛衰論正變,既不識體之正,又何有於體之變耶?蓋體合乎正者,雖衰世所作,不得不歸之於《二南》。體異乎正者,雖盛時聖人之所作,不得不歸之於變風。

是正變各以體分,亦非以正變評品詩之高下也。知風以南長養萬物為正,則凡各方稍異乎正南者,即為變風,可見正南一出於和柔,餘風未免涉於勁直也。試即《柏舟》為變風之首者觀之,‘我心匪石’六句,此《雅》體也;風中雜有《雅》體謂之為正南可乎?”

又曰:“蓋卦爻有正變,而變卦不出乎正卦之外;樂音有正變,而變音不離乎正音之中。……而正中之變,變中之正,或一於正,或一於變,惟以意逆志,當自得之也。若以《風》《雅》之正變,拘拘於時之盛衰焉,豈深於詩者哉?”

此以《詩》體論正變也。鄭樵《詩辨妄》曰:“正變之說,蓋言事雖變常而終合乎正也。《河廣》之詩,欲往而不往;《大車》之詩,畏之而不敢;《氓》之詩,反之而自悔,此所謂變之正也。《序》謂變風出乎情性,止乎禮義,此言得之。”此以詩意別正變也。

《詩》雖分三體,而一體之正變,或因時異,或因事別,或因人殊,詞氣亦因而變焉。要之,先知體,而後能知體之正變。而體之正變,在聲之正變,聲之正變,在詞氣之輕重、音節之豐殺。聲之充融和婉者為正體,聲之哀怨噍殺者為變體。

七、《詩》之三法

《詩》法賦、比、興,《周禮》列入“六詩”,《毛詩序》歸之“六義”。孔穎達《毛詩正義》:“風、雅、頌者,詩篇之異體;賦、比、興者,詩文之異辭耳。……賦、比、興是《詩》之所用,風、雅、頌是《詩》之成形。用彼三事,成此三事,是故同稱為義。”則風、雅、頌為體,賦、興、比為用,其義甚明。

梁益《詩傳旁通》:“《詩》有六義,三經而三緯之。風雅頌為經,賦比興為緯,三緯之中,又復錯綜焉,如興而比,賦而興之類,六義之旨,粲然明矣。”呂祖謙《呂氏家塾讀詩記》曰:“得風之體多者為《國風》,得雅之體多者為《二雅》,得頌之體多者為《頌》,《風》非無《雅》,《雅》非無《頌》。”即《風》不可為《雅》,《小雅》不可為《大雅》,《雅》不可為《頌》,正風不可為變風,二雅三頌正變亦然。

蓋經有互攝而不奪,緯則錯綜以為用故也。然賦、比、興之義,古來解者紛紜:鋪陳善惡,敘物言情,直言其事,皆賦也;取類以言,切類指事,因物喻志,索物託情,以物比物,皆比也;取善喻勸,起情以立,文盡意餘,觸物起情,言物起詠,皆興也。

晉代摯虞《藝文類聚》:“賦者,敷陳之稱也;比者,喻類之言也;興者,有感之辭也。”實較諸說簡要。鍾嶸《詩品》:“文已盡而意有餘,興也;因物喻志,比也;直書其事,寓言寫物,賦也。”實較諸說深切。

竊謂興,生也,起也,心感而動也;賦,鋪也,事之敘也;比,匹也,理之喻也。夫詩,心興而生,寄志而起,事敘而陳,理比而明。興者,賦比之機括;賦者,興比之所寓;比者,興賦之所託。三位一體,不離於心,而系之於志也。故三者又以興為體,以賦、比為用。

此就三者分而言之。實一篇之內,或三義具備,或有賦而無比興,或賦中寓興比,或三者互攝,自於意會中求之可也。如《關睢》首篇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賦也。關雎、荇菜,皆因物起興;雎鳩之和鳴,荇菜之柔順,則比也。

《甘棠》,賦也;蔽芾二字雙比也;《葛覃》首章本是直陳其事,而中涵許多興味;《君子于役》“雞棲於塒,日之夕矣,羊牛下來”,則是賦中觀物興思。《卷耳》《桃夭》《草蟲》,皆即所賦以為興;《下泉》,興中含比;《北門》《北風》,賦其事以為比;《伐木》則興兼比與賦。

“習習穀風”在《風》以為比興,在《雅》則興。《芣苢》“采采”句興而比,“薄言”句,又賦而比。《穀風》與《氓》,假棄婦之詞以致怨;《芣苢》與《摽有梅》,假採摽之義以求賢,屬風之體而在比之列。大約《國風》用比興最多,若《雅》、《頌》則以賦為主。章

潢《詩經原體》:“《小雅》八十篇,用比興者,尚四十六篇;《大雅》三十一篇,用比興者止八篇;《頌》總四十篇,用比興者止四篇;蓋《小雅》得《風》體最多,《大雅》與《頌》則多質言,故鮮諷喻之詞矣。”

此論蓋以興附於比,非以興為詩志之始末也。故詩可以不比,而不可以不興;可以不比,而不可以不賦。即比亦有顯隱多少之別,豈物比而為比,事比而不為比乎?故顯比物比以《風》為著,而隱比事比以《雅》《頌》為多。故賦、比、興之為用,在辨其體而會其義,觸類而通,不可拘執而論也。

八、《詩》之用韻

《詩》,聲教也。古者《詩》《樂》一體。孔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時《詩三百》已難乎弦而歌之,可以推知矣。而古樂既亡,後人無復考證其得失,是以先儒言詩,主於樂者少,而發其義者多,誠無奈之事。

然《詩》必有韻,既便於誦記,又臻於和聲克諧之理。朱熹曰:“舊人作詩皆押韻,與今人歌曲一般。”又曰:“音韻相葉好,吟哦諷誦,易見道理。”明代陳第《毛詩古音考》雲:“士人篇章,必有音節;田野俚曲,亦各諧聲。豈有古人之詩而獨無韻乎?蓋時有古今,地有南北,字有更革,音有轉移,亦勢所必至。故以今之音讀古之作,不免乖剌而不入。”

蓋《詩》韻為上古韻,古今、地域之變,則《詩》韻難葉於今人之口。自宋吳棫《韻補》以來,經明陳第《毛詩古音考》,清顧炎武《音學五書》、江有誥《詩經韻讀》而至於今,使古韻分部,日臻完善。則《詩經》之韻,歸而納之,有句尾韻。如《關雎》一章、三章,《靜女》全詩及《碩鼠》全詩。句中韻,如《關雎》二章“流”“求”押韻,四章之“採”、“友”押韻;《伐檀》全詩。一韻到底,如《靜女》與《猗嗟》首章(包括鄰韻通押)。

換韻,如《靜女》第二章“變”“管”押,“煒”“美”押。句句押韻,如《靜女》第二章與《碩鼠》第一章。隔句押韻,其中有奇句不押而偶句押者,如《關雎》第二四五章,皆第二句與第四句押;有首句入韻,奇句不押而偶句押者,如《關雎》一三章及《靜女》第一章。交韻,奇句與奇句押,偶句與偶句押。如《靜女》第三章第一句“荑”與第三句“美”押,第二句“異”和第四句“貽”押。《詩經》之押韻大率如此,或猶有未盡也。

陳第曰:“《毛詩》之韻,不可一律齊也。其韻律自然,動乎天機,不費雕刻,所謂天籟也。”要之,隔句押韻之句尾韻,如《卷耳》首章之“筐”與“行”押,首句入韻而後隔句押韻之句尾韻,如《蒹葭》全詩,為《詩經》押韻基本格式,亦為後世詩押韻之臬圭。

至若《周頌》多一章而無韻,姚際恆《詩經通論》曰:“《頌》為奏樂所歌,尤當有韻;今多無韻者,舊謂一句為一章,一人歌此句,三人和之,所謂‘一唱三嘆’則成四韻。愚謂此說是已,然‘一唱三嘆’恐不必如是泥解,即一人唱,一人和,便已成韻,未為不可也。”亦甚合理。上古韻距今世已遠,語言大變,非專研難以會通,故本著不標,有意者可參閱前人專著,茲不繁敘矣。

九、《詩》之鄭衛詩

章潢《詩經原體》曰:“司馬遷謂太師藏詩三千餘篇,孔子刪之存三百餘篇,止十之一也,蓋亦存其可以垂世立教者,皆綱常道義風教之所繫也,即孔子所謂《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是矣。”然自朱熹以降,而以“淫奔詞”論《詩》,後之繼者,又大肆為說,使《詩》教之旨不彰,故不可不辯也。

方玉潤《詩經原始》:“蓋鄭、衛之風雖淫,而鄭、衛之詩則非淫,何也?夫使鄭風不淫,則《溱洧》無所刺;衛風不淫,則《桑中》何所諷?……要知其風雖淫,而所收之詩則皆刺淫作,非淫奔詞,不可不辯也。不然,夫子論樂必曰‘放鄭聲’,豈有正樂時又反收淫詞乎?蓋放者,放其聲之淫者耳,非盡鄭聲而悉放之也。使盡鄭聲而悉放之,則《緇衣》好賢,《風雨》懷友諸詩,均在所刪之列,何以尚存為經?”

又曰:“蓋刪《詩》與陳詩不同,陳詩無妨貞淫並見,乃可觀一國之風尚,刪《詩》則將以垂訓萬世,豈可邪正兼收?縱雲不沒其實,亦不過採一二有關風化之作,如《溱洧》之刺淫,《將仲子》之畏人言,及《桑中》之諷世,以見一國風俗向來如是足矣。

何必定採淫奔者所自作之詩以著之經,然後謂之可以觀,可以聽哉?且編《詩》又與修史不同。史以紀事,有治不能無亂,固不容錄文、武而棄幽、厲。《詩》則將以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也,曾是淫哇並著,而可以移風俗,美教化,厚人倫乎?必不然之事矣。”

朱子所論,蓋求於詩之源,方氏所論,蓋本於《詩》之教。究朱子所謂“淫奔”之詩,求其辭氣與《詩》之言此意彼,質諸《詩》教之旨,誠為未當。鄭、衛聲縱淫,非其聲盡皆為淫;鄭、衛聲縱淫,非鄭、衛之詩亦皆淫也。《樂記》曰:“鄭音好濫淫志,宋音燕女溺志,衛音趨數煩志,齊音敖闢喬志,此四者皆淫於色而害於德,是以祭祀弗用也。”

又曰:“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比於慢矣!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止也。”一指其音不可用於祭祀,一指其音皆亂,則所謂鄭、衛之音聲者,鄭衛之樂也。蓋鄭衛為王畿內地,其風奢而侈,其志淫而靡,有以也。而《詩》為政教典則,非以彰其淫,實有以刺之,使發乎情而止乎禮義,思無邪也。

陳祥道《論語全解·為政》曰:“無邪者,天之道。思無邪者,人之道。《詩》言性情而束之於法度,其言雖多,一言可以蔽之者,‘思無邪’而已。觀變《風》變《雅》作於王道陵夷之後猶止乎禮義,則詩之‘思無邪’者,於此可見矣。”

馬一浮《詩教緒論》亦云:“六藝之教,莫先於《詩》。於此感發興起,乃可識仁。故曰興於詩。心之所之莫不仁,則其形於言者莫不仁。仁者,心之全德。人心須是無一毫私系時,斯能感而遂通,無不得其正。於此會得,乃可以言《詩》教。”

十、《詩》與禮樂

《禮記》曰:“詩言其志也,歌詠其聲也,舞動其容也,三者本於心然後樂器從之,是故情深而文明,氣盛而化神。”古者詩、樂、舞一體,而為政教禮樂之用,故《漢書·食貨志》雲:“孟春之月,群居者將散。行人振木鐸徇於路,以采詩,獻之太師,比其音律,以聞於天子。”《周禮》亦曰:“瞽蒙掌九德,六詩之歌,以役大師。”

則太師所呈之《詩》,皆入於樂。故《墨子·公孟》雲:“誦《詩三百》,弦《詩三百》,歌《詩三百》,舞《詩三百》。”《史記·孔子世家》亦云:“三百五篇,孔子皆絃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

鄭樵《通志》:“《三百篇》之詩,皆可被之絃歌……古之達樂三,一曰風,二曰雅,三曰頌。所謂金石絲竹匏土革木,皆主此三者以成樂。禮樂相須以為用,禮非樂不行,樂非禮不舉。自後夔以來,樂以詩為本,詩以聲為用,八音六律為之羽翼耳。仲尼編詩,燕享祭祀之時用以歌,而非用以說義也。古之詩,今之詞曲也。若不能歌之。但能誦其文而說其義可乎?……得詩而得聲者《三百篇》,則繫於《風》《雅》《頌》,得詩而不得聲者則置之。”

故《詩》為聲教,亦禮樂教也。詩體既異,樂音亦殊。鄭康成曰:“《周南》《召南》為《風》之正經,周公作樂,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或謂之房中之樂者,女史歌之故耳。小大《雅》正經,其用於樂,國君以《小雅》,天子以《大雅》,然而饗賓或上取,燕或下就。”

茲不論其所語之樂當否,則《風》《雅》《頌》各有其所用,明矣。故《樂記》雲:“寬而靜,柔而正者宜歌《頌》,廣大而靜,疏達而信者宜歌《大雅》,恭儉而好禮者宜歌《小雅》,正直而靜,廉而謙者宜歌《風》。”各有所用,各有所適,以禮節之之故也。

故《禮記·樂記》雲:“知樂則幾於禮矣。”又曰:“禮樂刑政,其極一也,所以同民心而治道也……先王之制禮樂也,非以極口腹耳目之欲也,將以教民平好惡,而反人道之正也。”則詩與禮樂,蓋同為一教化之用,亦明矣。

《禮記·孔子閒居》載孔子云:“志之所至,詩亦至焉。詩之所至,禮亦至焉。禮之所至,樂亦至焉。樂之所至,哀亦至焉。哀樂相生。是故,正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也;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也;志氣塞乎天地,此之謂五至。”所謂五至者,一統於志之所至,歸於禮樂之正。

馬一浮《詩教緒論》曰:“《詩》既攝《書》,《禮》亦攝《樂》,合《禮》與《樂》是《易》,合《詩》與《書》是《春秋》,又《春秋》為禮義大宗,《春秋》即《禮》也。……五至之相,亦即六藝之所由興也。五至始於志,故六藝莫先於《詩》。”

又《禮教緒論》曰:“六藝之教,莫先於《詩》,莫急於《禮》。禮者,履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在心為德,行之為禮。故敦詩說禮,即是蹈德履仁。”又曰:“心之專直為志,言之精純為詩,行之節為禮,德之和為樂。”斯詩教之義,六藝一貫之道也。故孔子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

十一、《詩》之大小序

漢有四家傳《詩》:齊人轅固生傳《齊詩》,魯人申培傳《魯詩》,燕人韓嬰傳《韓詩》,趙人毛萇傳《毛詩》。齊魯韓三家為今文經學,毛為古文經學,四家皆曾立為官學。《毛詩》晚出,三家攻之尤烈。東漢後,三家寢微,《齊詩》亡於魏,《魯詩》亡於晉,《韓詩》宋元以降,僅存《外傳》十卷;《毛詩》得鄭眾、賈逵等傳授,後馬融作《毛詩注》,鄭玄作《毛詩箋》,大行於世。

《毛詩》於三百篇均有小序,而首篇《關雎》題下小序後,另有一大段文,世稱《詩大序》。劉知幾《史通·序例》:“孔安國有云:序者所以敘作者之意也。竊以《書》列典謨,詩含比興,若不先敘其意,難以曲得其情。故每篇有序,敷暢厥義。”

王禮卿《詩序辨》:“蓋采詩者必知詩之所為作,而後可以其實狀致之大師;大師必悉其事義之本然,而後可依其義類,決其為正樂、散樂、房中、燕射、聘祭之樂章,而上之國史;國史必序其所為作之事義,以垂詩教,而教國子;傳詩者亦必本之於《序》,以講明其本意,而推衍其微旨。是自採詩以至傳詩,皆不得離於《詩序》所述之要領。”

則小序敘作者之義,大序論《詩》之綱領,序之用明矣。然自唐陸德明以來,並《毛序》之小序,又分為大、小,古、續,前、後,首、下等等,“綜其名稱,約有六說,共為八名。”(張西堂《毛詩序略說》)

至於《毛序》之作者,亦“紛如聚訟,以為大序子夏作,小序子夏毛公合作者,鄭玄《詩譜》也;以為子夏所序詩,即今《毛詩序》者,王肅《家語》注也。以為衛宏受學謝曼卿作《詩序》者,《後漢書·儒林傳》也。以為子夏所創,毛公及衛宏又加潤益,《隋書·經籍志》也。

以為子夏不序詩者,韓愈也。以為子夏惟裁初句,以下出於毛公者,成伯璵也。以為詩人所自創者,王安石也。以小序為國史之舊文,以大序為孔子作者,明道程子也。以首句即為孔子所題者,王得臣也。以為《毛傳》初行,尚未有序,其後門人互相傳授,各記其師說者,曹粹中也。以為村野妄人所作,昌言排擊而不顧者,則倡之者鄭樵王質,和之者朱子也。”(《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然溯其源,“三家《詩》與《毛詩》各有家法,實為異流同原。”(馬瑞辰《毛詩傳箋通釋例言》)四家均出於子夏——荀卿一派。戴維《詩經史研究》以為《詩序》為子夏詩學派觀點薈萃,後經毛公諸人完成,東漢衛宏定製迄今,初溯子夏,亦非虛言。

考諸《毛序》,自有其統序,以其言志美刺,頌德順美,匡惡察治,醇風美俗,不失《詩》乃聲教之旨。而其論純駁相雜,要之皆得大意,或有後人添入者。縱《毛序》之作者與所作之年尚無定論,後之說《詩》者尊之攻之不休,然無《毛序》,三百篇殆無人知其然,猶欲入室而不由戶也。

十二、《詩》之讀解

自來論《詩》者不可量數。《尚書》曰:“詩言志。”孔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又曰:“《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禮記·經解》雲:“溫柔敦厚,《詩》教也。”孟子:“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為得之。”

此數論,誠為後世論《詩》立極。《毛詩正義》(漢毛亨傳、東漢鄭玄箋、唐孔穎達疏)、《詩集傳》(宋朱熹著)、《毛鄭詩考證》(清戴震著)、《詩毛氏傳疏》(清陳奐著)、《毛詩傳箋通釋》(清馬瑞辰著),皆為後世解《詩》名作。

然古之論者,或重經傳,或求史實,或張文藝,或據訓詁,要之不離於經史。“五四”以降,西學東漸,美學論、文學本體論、語言學論、精神分析論、文化人類學論各擅勝場,至今則經史之學浸衰,詩教統序凋零,人但知《詩》之流而不知其源,洵可嘆焉。

《詩》固是希世寶藏,百科全書,研究自可多元,取用亦可萬端,然必先明《詩》乃聲教,六藝一體,方不致盲人摸象,夢話自說。故斯作有推源之志,而無抑人之意。上述種種,不過讀《詩》大端,明乎此,雖不準,不遠矣。

然學《詩》首在善讀。章潢《詩經原體》曰:“《詩》,聲教也。言之不足故長言之,性情心術之微,悉寓於聲歌。詠歎之表,言若有限,意則無窮也。讀詩者先自和夷其性情,於以仰窺其志,從容吟哦,優遊諷詠,玩而味之久,當自得之也。”《詩》教既為禮樂而設,則學《詩》必以經世致用。

孔子云:“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論語·子路》)故鄭樵《六經奧論》雲:“善觀《詩》者,當推詩外之意,如孔子、子思;善論《詩》者,當達詩中之理,如子貢、子夏;善學《詩》者,當取一二言為立身之本,如南容、子路;善引《詩》者,不必分別所作之人、所採之詩,如諸經所舉之詩可也。

‘綿蠻黃鳥,止於丘隅’,不過喻小臣之擇卿大夫有仁者依之,夫子推而至於為人君止於仁,與國人交止於信。‘鳶飛戾天,魚躍於淵’,不過喻惡人遠去,而民之吉得其所,子思推之,上察乎天,下察乎地。觀《詩》如此,尚何疑乎?‘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而子貢能達於貧富之間。‘巧笑倩兮,美目盼兮’,而子夏能悟於禮後之說。論《詩》若此,尚何疑乎?

南容三複,不過‘白圭’;子路終身所誦,不過‘不忮不求’,學《詩》至此,奚以多為?‘維嶽降神,生甫及申’,宣王詩也,夫子以為文武之德。‘夙夜匪懈,以事一人’,仲山甫詩也,左氏以為孟明之功。引《詩》若此,奚必分別所作之人,所採之詩乎?達是,然後可以言《詩》也。”有會心則可由此及彼,觸類而旁通也。

朱熹《詩集傳》雲:“本之《二南》以求其端,參之列國以盡其變,正之於《雅》以大其規,和之於《頌》以要其止,此學《詩》之大旨也。於是乎章句以綱之,訓詁以紀之,諷詠以昌之,涵濡以體之,察之性情隱微之間,審之言行樞機之始,則修身及家,平均天下之道,亦不待他求而得之於此矣。”明乎此,始可謂善學《詩》矣。

丁酉蘭月馬飛驤於京華近湖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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