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期间，许多国家因为遭受侵略，被迫成为侵略者掌中的傀儡国家。其中也不乏有仁人志士流亡海外，在国外建立流亡政府继续从事反抗法西斯的活动。比如法国在与德国的作战中失利以后，德国在法国建立了傀儡政权——"维希法国"，为了继续抵抗纳粹，法国的戴高乐将军和其他爱国将领和政治家在英国伦敦成立了"自由法国"政府，成为当今法兰西第五共和国的雏形。
事实上，我们的东亚邻国也曾有过相同经历，在二战时期，我国与其也颇有渊源。1910年，日韩双方签署《日韩合并条约》，日本在朝鲜半岛设朝鲜总督府，朝鲜完全成为日本的海外殖民地。许多爱国志士流亡海外，其中有不少都来到了中国，在中国也发生了许多动人的故事。
韩国国父金九先生曾在中国停留长达27年，他早年反对李氏王朝对朝鲜的傀儡统治，后来又因为国家沦为日本殖民地，毅然走上了反抗日本殖民、寻求民族独立的道路上。1919年，在朝鲜爆发了寻求民族独立的"三一爱国运动"，被朝鲜的日本总督府残酷镇压，许多爱国志士被拘捕、枪杀、审讯，许多朝鲜爱国志士被迫流亡海外，其中就包括日后与中国有众多连结的金九。
1919年流亡到中国上海的韩国志士筹建了大韩民国临时政府，他们以上海为中心，指挥了多次对日的刺杀、暗杀活动。其中包括李奉昌刺杀日本天皇（未成）等活动。其中较为成功的是上海虹口公园爆炸案，这次行动由临时政府和中国爱国志士王亚樵共同参与策划。日本侵略军的一二八祝捷典礼上，朝鲜志士尹奉吉成功将炸弹投上日军在虹口公园的典礼观礼台上，当即将日本大将白川义则炸死，并将时任日本驻华大使重光葵右腿炸伤，终生只能跛行。这次行动造成日本国内震动，也极大鼓舞了中国人抗日的决心。
随着在抗日战争过程中，国军在正面战场的吃紧，许多大中城市落入侵略者之手。我国首都也也不得已前往重庆，淞沪战役失利以后，原本驻留在上海的大韩民国临时政府也不得已开始迁移，甚至还曾在嘉兴南湖游船上召开"国务会议"。
临时政府一度迁址嘉兴、长沙，最后来到当时的国民政府陪都重庆。在当时的重庆报纸上，也曾有关于"一国两府"的报道。在重庆，同时有两个抵抗日本法西斯侵略的政府，但是也被重庆市民称为美谈。他们不仅最先被国民政府承认，而且得到许多支持，被允许在重庆成立韩国光复军，对日采取军事活动。
1945年年末，随着日本在各个战场严重受限，最后穷途末路宣布无条件投降，临时政府得以回到了光复后的朝鲜半岛，而它也成为了现代韩国的政体始祖和政治雏形。在二战时期，我国无私地接受了世界上许多反抗法西斯的爱国团体和战争难民，至今在上海广东等地还有二战时期赴华避难德犹太人和韩国、南洋等地方的难民后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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