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和啟功先生一起探討漢語詩歌的聲律句式、對偶、用典和押韻等問題吧！
啟功先生：漢語詩歌的構成及發展（上）
這裡要談的“漢語詩歌”，是文言文體的漢語詩歌，至於新詩、各兄弟民族語言的詩不包括在內。要說的“構成”，是指這些舊體詩在體式方面的構成條件。好比說桌子，把它拆開了看，桌子面是一塊板，四條腿是四條長木頭，等等。我現在就是要解剖一下漢語詩歌，看看是什麼語言條件，構成了漢語特有的詩歌體裁。同時，也要看一看在體裁方面歷代詩歌的發展，表現為什麼。
一
漢字與詩歌的聲律
先從漢字說起。漢語的字是一個一個的單音節方塊字。過去有人說它不好，應當拼音化。那是以拼音文字做標準看漢語，說漢語落後。現在看來，一個一個的單音節，正可以說是漢語的特點。漢語的字是單音節，但是在漢語的單音節中也有自己特有的變化，就是聲調。一個音節可以有平上去入四個聲調的變化，在有些方言裡，一個字的讀音可以多達八個、十個調。平上去入或更多的調，可以歸為平仄兩個大類。現在的一聲、二聲，古代都是平，其它上、去、入都是仄。仄聲字是低調、抑調，平聲字是高調、揚調，平仄實際就是高矮，聲調高的叫平，聲調矮的叫仄。連起來唸，如五言詩句就是“仄仄平平仄”，通俗點說就是“矮矮高高矮”。這樣說就容易懂了。
漢字是單音節而且有聲調高矮的變化，這就影響漢語詩歌語法的構造。我常說漢語的詩歌像是七巧板，又如積木。把漢語的一個字一個字拼起來，就成了詩的句子。積木的背面是有顏色的，擺的時候得照著顏色塊的變化來。由單字拼合成詩句，它也有個“顏色”問題，就是聲調的變化，漢語詩歌特別重視平仄、高矮，高矮相間，如同顏色的斑斕，這樣拼成的詩句才好聽，才優美。所以要談漢語構成，先得說漢字，先得說漢字的聲調。高高矮矮、抑抑揚揚的漢語詩歌是有音樂性的，詩句的音樂性正來自單字的音樂性。這是首先要明確與注意的。
注意到漢字有四聲，大概是漢魏時期的事。《世說新語》裡說王仲宣死了，為他送葬的人因為死者生前喜歡聽驢叫，於是大家就大聲學驢叫。為什麼要學驢叫?我發現，驢有四聲。這驢叫éng、ěng、èng，正好是平、上、去，它還有一種叫是打響鼻，就像是入聲了。王仲宣活著的時候為什麼愛聽驢叫，大概就是那時候發現了字有四聲，驢的叫聲也像人說話的聲調。後來我還聽王力先生講，陸志韋先生也有這樣的說法。還有一個問題，就是入聲字在北方話裡的消失。入聲字都有一個尾音，如“國”，入聲讀guk。有人說是後來把那個尾音丟了，所以北方沒有入聲字。其實不是。北方沒有入聲字，是讀的時候把元音讀長了，抻長了一讀，就成了guó。這就是“入派三聲”的原因。
漢字有聲調於是詩歌有平仄，不過就漢語詩歌的聲律而言，單從字的調說還不行。五言詩或“仄仄平平仄”等平仄句式，七言詩有“平平仄仄平平仄”等句式，我們看，五個字後七個字拼成的詩句，一句中多數的字，是兩個平聲字在一起，兩個仄聲字在一起，成為一個個的小音節。我在《詩文聲律論稿》那一篇文章裡，曾經說到過“平仄竿”的問題，平平仄仄平平仄仄交替進行反覆無窮，猶如竹子的節，五言、七言的各種平仄基本句式，都是從這條長竿兒上任意截取出來的。那本小冊子出版後，不少喜歡古體詩的朋友對我說，“平仄長竿”很說明問題，問我從哪裡想出的呢？是啊，以前我也在想這個問題，為什麼漢語的詩句要“平平仄仄平”呢？我請教語言專家，請教心理學家，都沒有明確答案。有一回我坐火車，那時還是蒸汽機車頭，坐在那裡反覆聽著“突突”、“突突”的聲音，一前一後，一輕一重。這使我聯想到詩的平仄問題，平平、仄仄也是兩個一組一組的，一前一後，一輕一重。當時我有一位鄰居喬東君先生，是位作曲家。我向他請教這個問題，他說，火車的響聲，本無所謂輕重，也不是兩兩一組，一高一低，這些都是人的耳朵聽出來的感覺，是人心理的印象。人的喘息不可能一高一低，而是兩高兩低才能緩得過氣來。這一下子使我找到了平仄長竿的規律：漢字的音節在長竿中平平仄仄重疊，人才喘得過氣來。講這個故事說明什麼呢?說明單音字的漢字，反而因容易合乎某些心理規律，形成漢語詩歌的格律，如果是多音節，恐怕就不會是這樣。
二
漢語詩歌的句式
漢語的詩歌裡，句子的形式從一個單字到若干字的都有。一個字往往不成一句，但在一句詩開始的時候，常常有一個字，叫領字，詞裡頭很多。比如柳永那首《雨霖鈴》“對瀟瀟暮雨灑江天，一番洗清秋”，其中的“對”字，就是一個領字，在過去的有些本子中，它是單提行的。兩個字的詩句也不少，如《詩經》的《魚麗》那一首，“魚麗於罶，鱨鯊”，以後兩個字的句子更多，詞裡的《如夢令》“如夢，如夢”、“知否、知否”皆是。三言詩句起源也很早，《詩經》“江有祀，不我以”就是，漢代的郊祀歌裡也有一些。四字句的詩大家都很熟悉，《詩經》主要的句式就是四言。四言進至到五言，就很有意思。四個字一句，形式上是方的，“關關雎鳩”，“關關”、“雎鳩”是兩個字兩個字的。一是內容表達上不太夠，另外也顯得不夠靈活，有些板。加上一個字，一句中就有單字有雙字，富於變化了。“好雨——知——時節，當春——乃——發生”，讀來既流動又舒緩，活躍多了。五言詩也是在《詩經》裡就有，但還沒有全篇都是五言的作品，漢魏以後，就成為了漢語詩歌的主要形式之一。就漢語詩歌的發展情況而言，一言、二言、三言及四言，都不是主流形式，六言也是如此。六言也是早就有，唐宋以來的詩人也作了不少六言詩，比如王安石的詩：“柳葉鳴蜩綠暗，荷花落日紅酣。三十六陂春水，白頭想見江南。”但總的來說，六言佔的比例還是很少。七言詩和五言一樣，是主要形式。還有八言。對聯八個字的多，但作詩八言的就很少。為什麼呢？實際上八言就是兩個四言，還是四言詩，所以名副其實的八言詩不好作，也就很少。九言詩作的人也少，因為九言也容易成為四言加五言，費力不討好。九言以上的詩反而多些。我也試著作九言以上的，我有一首《賭贏歌》，編在我那本《絮語》裡，有人對我說起它時，我說那不是詩，是“數來寶”，文人一般是不作這個的。
上面講詩的語言是從少往多里講，還有一種情況是漢語的詩句可以隨便去掉字，往少裡變。有一個笑話，杜牧詩“清明時節雨紛紛，路上行人慾斷魂。借問酒家何處有，牧童遙指杏花村”，有人說每句的頭兩個字是廢話，可刪，於是就變成了“時節雨紛紛，行人慾斷魂。酒家何處有，遙指杏花村”。既然可以不廢話地減，有人說還可以減掉前邊的倆字，就成了“雨紛紛，欲斷魂。何處有，杏花村”。有人還嫌多餘，再刪，最後就剩下“雨，魂。有，村”了。這雖是笑話，有些強辭奪理，但也說明，漢語詩歌的句式可以抻長也可以縮短，長短自由。另外，我在《漢語現象論叢》中，曾舉李商隱《錦瑟》為例，說明詩的語句中，修辭的意味要大於語法的意味。像杜牧的“清明時節雨紛紛”等四句，若不是從修辭的角度看，而是從語法角度去看，那也真像是“廢話”多了。可是詩歌正是由修辭來達到營造意境的效果。漢字的單字特徵，實際正影響著漢語詩歌語句的長短自由。
（根據錄音整理，原刊於《文學遺產》2000年01期）
啟功
啟功（1912-2005），曾任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教授。著有《古代字體論稿》《詩文聲律論稿》《漢語現象論叢》等。
特別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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