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之后历朝历代都十分警醒安史之乱后的藩镇割据现象，分析其中的原因，找出问题的病症关键，避免重蹈历史的覆辙。
传统的观点总是用安史之乱后藩镇势力的过于强大，中央无可奈何，唐代宗的姑息养奸等加以解释。藩镇割据的形成当然集中反映了中央与地方的力量对比，但是其时唐王朝内部各派别政治势力的矛盾重心转移，唐王朝与周边少数民族矛盾的激化，以及保持地方军阀之间势力平衡的需要因素也是不可忽视的。
那么安史之乱后的藩镇割据是怎么形成的呢？
安史之乱平定后的藩镇武装主要有三种：一是河朔一带的安史旧部；二是中原一带的新设节度使；三是边缘地区的旧有藩镇。
安史之乱的突然爆发，叛乱势力迅速向黄河流域推进。唐王朝风雨飘摇，处于生死存亡之秋，中央没有一支可靠的劲旅前往抵御。潼关失守，唐玄宗逃蜀，天下几危，这时在前线作战的劲旅有两支武装：一支是西北旧有藩镇，以郭子仪等率领的朔方军为代表；另一支是河南地区新设的节度使。
在当时海内动荡、王室衰微的情况下，这些新、老节度使都被获准可以自募军队，自筹财粮，自命官员。因而随着战争的推移，他们的势力也获得了从小到大的迅速发展。还在战争之初，唐肃宗就为郭子仪、李光弼等人的功高盖主而忧心忡忡。因此，唐廷又大力扶植了另一股政治势力——宦官势力与之抗衡。
历史上的宦官势力总是在王权衰微的时候急剧膨胀起来，但他们又实实在在是为了加强王权的需要才应运而生的。唐代宦官权势虽然在玄宗时代就已经炙手可热，但只是在安史之乱的爆发后，才作为一种救危扶倾的势力而飞黄腾达起来。
这时期的宦官，有的在中央长官枢密，比如唐肃宗时期的军事行动就是基本上是在李辅国的策划下进行的。有的领兵征战，比如鱼朝恩曾出征命将，在镇陕战役中立下大功。更多的则是出任监军，深入到每一支作战部队中。
因而在整个战争期间，都可以看到宦官与军将的矛盾冲突。典型的例子如乾元元年（758）九节度使围相州，朝廷不置统帅而以宦官鱼朝恩为总监军。由于双方互不协助，导致了官军大败，叛乱势力的卷土重来。肃宗代宗之际叛乱接近尾声，有些军阀已不大听朝廷的调遣。这其中主要的对立点就是宦官和军将的矛盾。宝应元年（762）八月，郭子仪入朝，为宦官程元振所诬陷，被解除兵权。同年来瑱入朝，竟被程元振赐死。因此李光弼等因与宦官不协而不敢入朝。
这一系列带有普遍性的事件，它真实反映了唐廷对于这些膨胀起来的军阀势力的猜忌和防范，以及由此产生的矛盾冲突。所以在这些事件中，皇帝总是坚定不移地站在宦官一边。
战后，这些矛盾仍然有增无减，郭子仪闲居京师，“部曲离散”。李光弼因与朝廷相猜忌不久郁郁而死。大将仆固怀恩的叛乱，则是中央皇权与军阀势力矛盾白热化的集中体现。既然怎样都会受到猜忌，因此，这些军阀只能选择继续发展壮大自己，用实力来与中央抗衡。
安史之乱平定前后，不仅唐王朝内部各派别势力的矛盾交织在一起，而且唐王朝与西北地区吐蕃、党项的民族斗争也穿插其间，使它陷入内忧外患的交困境地。战乱期间，关陇军队赴东平叛，边防空虚，吐蕃趁机进逼关中，虎视长安。唐王朝被迫分部分兵力加强西北边防。广德元年（763）十月，吐蕃兵锋直指长安，代宗出逃，吐蕃立广武王李承宏为帝，几乎颠覆了唐朝。
唐朝每年都要征调大批兵力防务西北，西北地区的武将集结一般在二十万以上。即便如此，还有人倡导迁都河中的退让之策，可见当时的形势之严峻。
可见在安史之乱平定前后，唐王朝面临的政治矛盾的焦点和军事斗争的重心都已经发生新的转移。唐王朝与安史叛乱势力的矛盾已相对地让位于它与反叛势力——新起军阀和宦官势力的矛盾；唐王朝与叛乱势力的军事斗争中心地区也相对地让位于在唐王朝肘腋之地——京西京北地区与吐蕃势力的武装抗争。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唐王朝迫切要求早日结束河北战事，处理日益激化的新矛盾。
因此唐代宗即位之初就明确规定安史叛贼能够率众归降的都给予封赏，于是李宝臣、田承嗣等叛军主要将领纷纷归降，他们曾经的主帅安禄山是节度使，所以为了招安他们，授予他们节度使自然也是情理之中的事。
唐王朝通过分而治之的办法，大大缩小了原先各个藩镇的势力地盘，较之当年安禄山独自享有三镇的情况已不可同日而语。但是战后新的政治矛盾与军事斗争既然愈演愈烈，也为安史旧将恢复元气、发展实力造成了可乘之机，新的更严重的藩镇割据局面也开始形成。
历史清楚地表明，安史之乱后河朔割据的形成，不单单是安史之乱的后遗症，实际上是新的政治势力和军事形势所造成的一种局面。军阀、宦官、降将，三者利益交织在一起，形成了困扰唐朝半生的藩镇割据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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