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44年隨著李自成進軍北京，崇禎帝自殺殉國，明朝遂亡。明亡以後，李自成建立的大順出乎意料的並沒有成為下一個大一統政權，反而是關外的清朝趁機入關，成為下一個大一統王朝。
每個朝代亡國以後，都有著遺民存在，這些遺民以前朝之人自居，面對新朝，要麼隱居深山不仕新朝，要麼直接逃往海外。
若說哪個朝代的遺民最為特殊呢，自然是明朝遺民了。在明亡清興之際，因為清朝的剃髮易服政策，加之南明屢戰屢敗，這些明朝遺民的數量是相當之多，這些遺民感到復明無望，採取了各自避世措施，如浙江莊元辰“狂走諸深山中，朝夕野哭”。周元懋“自沉於水，以救得蘇，乃削髮入灌頂山”。福建一帶的遺民“或入山，或入海，或埋名屠販”。
很多明遺民在這一時期就懷著極度複雜的心情，選擇了“或入海”，要麼逃往朝鮮要麼東渡日本。
朝鮮在萬曆年間遭受了日本豐臣秀吉的進攻，當時萬曆帝發起了萬曆三大徵之一的抗倭援朝，方才沒有亡國，明朝對於朝鮮可謂是有著再造之恩，明朝遺民前往當然是待遇還可以，總是不至於受到迫害的，那麼日本呢？
日本在1603年也就是明朝末期進入德川幕府時期，德川幕府開創者是德川家康，這位有名的老狐狸，自豐臣秀吉死後反客為主的建立幕府以後，並沒有再與明朝扳手腕，雙方進入和平期，德川家康開創江戶幕府時期，當時明朝人評稱：“彼國安富，無意內犯”。
德川幕府這種態度使當時明朝遺民還是比較放心的，而且雖然明朝因為倭寇之患，海禁雖嚴，但南明時期出於反清復明的需要，早就廢除了海禁，雙方的商船往來長崎不絕。
像永曆二年至四年（1648-1650年）的往來船隻中，南明的使節船、官商船、民商船等，是先後為20艘、59艘、70艘。這裡除裝有江南方物，也經常搭載著明遺民，直接抵達長崎。
日本人稱這些船舶為“唐船”，稱明遺民為“唐人”。這叫跟今天世界各國的唐人街一般，由此可見這是日本受盛唐影響，所以以唐來泛指中國。當然稱明遺民為“唐人”，還有另外一層意思，當時明遺民多來自福建，福建是明朝唐王朱聿鍵的封地，以取其之“唐”字。值得一提的是，這個唐王就是南明隆武帝，在南明四帝中算是一位比較有作為的君主。
日本幕府當時就通過這些遺民來了解明清革鼎的動態，安排之前前往日本的 明人後裔，來擔任翻譯“唐通事”，推行“唐船風說書”制度。明遺民東渡日本，以南直隸、浙江、福建居多，而福建尤以福州、漳州居多。他們到達長崎以後，當天就由船主或者客長口述，或者以書面形式，來說說中土內外形勢見聞，以及起航地點、起航日期、乘組員額、航途等狀況，均由唐通事翻譯，並且經過長崎奉行檢閱後，直接呈送到德川幕府。
這個制度是日本德川幕府在明清鼎革之際，瞭解中國動盪情況的主要渠道，因此“唐船風說書”頗有史料價值，像“李賊復史軍門書”、“大明兵亂傳聞”就是唐船風說書之下的作品，具有很大的參考價值。
在眾多明朝遺民中，有一位叫張振甫的遺民比較特殊，日本人赤池濃氏根據名古屋留下的史料查得在明朝滅亡以後有王子東奔日本，受德川幕府四代將軍德川家綱的庇護，改姓張氏，任為尾張藩御典醫官，並特准騎馬登城。更賜給名古屋市千種區鍋屋町之墓地，子孫輩輩仕尾張藩”，此“改姓張氏”。
而這位“任為尾張藩御典醫官”的“王子”，即是張振甫。1984年中國臺灣的徐堯輝還寫了一本《明太子、福王亡命在日本》，系統論證張振甫就是崇禎太子朱慈烺，不過其中自相矛盾之處頗多，並非蓋棺定論之文，所以這個話題最多有著討論性，並非是一錘定音。
明朝遺民東渡日本以後，不僅是可以保留明朝衣冠，也在日本留下了深刻的影響。其中最有名的是一代大儒朱舜水先生，他通過講學等方式，對日本的水戶學有著直接影響。以朱舜水學說為宗旨的“江戶學派”在當時也是影響很大。
明朝遺民中一般分為學者和僧侶兩類。學者中大儒朱舜水先生為代表，在僧侶中，戴曼公和隱元隆琦為代表，戴曼公在醫術上頗有造詣，影響了日本醫學。隱元隆琦則是在宇治開創了黃檗宗，對於日本佛史也有一定的影響。
明亡清興之際的這群出海的明朝遺民，代表著那個時代遺民的迷茫一面。進行反清復明吧，卻是大勢已去，隱居山林，難免有著性命之危，還難以保留衣冠，所以這些遺民就乾脆東渡日本，保留了自己的衣冠，雖沒為南明堅持到最後，但也不失風骨。並且通過其學術，深深影響了日本及其朝鮮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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