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言：宋朝總給人文弱印象；
同時，它還是華夏斯文的巔峰，經濟發達。靖康之難根源是什麼？宋代失敗的教訓是什麼？重讀歷史，應該學會理解真相的複雜性。
宋代是一個矛盾的時代。
前人感嘆讀宋史常流淚。明代王夫之曾經批判“陋宋”，國史大家錢穆更是表示漢唐宋明清中，宋是“最貧最弱”的一環，“從政治制度上看來，也是最沒有建樹的一環”。
與此同時，宋代在華夏曆史中，卻又同時是斯文的代表。我們知道，宋代文化經濟方面，都曾經達到古代中國的高峰。歷史大家陳寅恪就說“華夏民族之文化，歷數千載之演進，造極於趙宋之世。”王國維也表示過類似的評價，“天水一朝人智之活動與文化之多方面，前之漢唐，後之元明，皆所不逮也。”
1 從盛世到靖康之變
這就是對宋代參差不齊的評價。在岳飛與秦檜的黑白對比之外，宋代面目如此曖昧不明。真相究竟是如何？靖康之變是一個很好的透視點。宋徽宗宋欽宗之外，數千名宋代宗室被遷徙北上。對於奉南宋為天命的漢族後人而言，這種恥感迄今沒有消失。離開宋徽宗，無法聊宋代。
宋徽宗統治的大部分時期，幾乎算得上宋代的盛世，卻又如何淪為亡國之君？宋徽宗的形象，因為其對於國家帶來的災難性創傷，在多數歷史以及小說家筆下，無非昏庸君主，花石綱、李師師等花邊流言不斷。這方面，文學塑造力量超過歷史，前有古人《水滸傳》，後有近代《金甌缺》。然而，隨著時代更迭，對他的評價也開始變化。尤其，從海外視野來看，宋徽宗形象未必那麼晦暗。比如《宋徽宗》一書，就試圖以宋徽宗的視角展開論述。
作者是美國華盛頓大學歷史系教授伊沛霞（Patricia Buckley Ebrey），她近年來致力於宋代社會文化史的研究。或許與此有關，她對於宋徽宗的評價充滿了溫情。皇帝不僅僅是一個空洞的符號，而是一個有血有肉的個體，有權力，也有無奈。故事的開始，徽宗剛登上皇位時，首先面臨彼時激烈的新舊黨爭。他嘗試改善派系鬥爭，卻無力改變根本格局，這些鬥爭讓幾代人都受到殘酷影響。而到故事的結尾，即使在金朝的控制下的最後的歲月，徽宗也盡力保持了體面。她的筆，還原了徽宗藝術家特質，其個人修養令人佩服，更重要的是，他的失敗也令人同情。
海外學者這類書，是面對海外讀者的普及讀物。因此，對國內讀者而言，材料和信息量不會有太大驚喜，更多是是框架和一些意外的細節。伊沛霞對宋朝保有善意，閱讀這本書，也沒有慣常讀宋代歷史的壓抑。她的著作帶有人文主義色彩，對於中文世界的讀者而言，更多提供了相對中立的視角去看宋徽宗乃至於金朝。其寫作，對於慣於將歷史作為道德說教甚至宣傳做法的讀者，顯然是一次解毒。
2，軍事是失敗的主要原因
宋朝為何失敗？軍事自然是最直接原因。《宋徽宗》一書也提到，從軍事而言，宋金沒有對抗可能性。這反過來也證明，徽宗諸多作為，並不是導向他失敗的根本原因。以此而論，後人將失敗歸因於徽宗蔡京甚至童貫等人，其實沒有多大意義。
從軍事出發，可以思考宋代失敗的制度根源。金朝等民族的成功，不是因為他們更野蠻，恰恰是因為他們軍事技術甚至社會制度更具優勢，封建與科層官僚是二者區別。其中，從財政軍事可以進一步窺探二者區別。伊佩霞對此著墨不多，筆者嘗試展開一二。
伊沛霞的視角與研究背景，使得她的敘述在充滿溫情之餘，也多少在整體穿透力方面顯得有所侷限，對徽宗的辯護也有所偏頗。比如她認為，西方宮廷糜費與資助藝術家廣受好評，藉此，她試圖論證徽宗被人指責的大興土木並無過當之處。姑且不論這一做法是否合適，這顯然混淆了君主個人財產與國家財產的區別。
沒人可以對金錢撒謊。一個國家，最重要的制度其實就是體現在財政之上。
拙著《白銀帝國》就強調東西方內府財政之別，不亞於中西封建制度的差別。對於西方而言，君主本身就是最大的地主，人君自食其邑。所以無論贊助藝術還是征伐鄰國，用的是君主自己的錢。這種封建制的差別，其實歷史中可以窺探一些細節。中國皇帝往往幽居深宮，遠征甚至被儒家大夫視為失德之舉。而歐洲君主其實是利用打獵和巡遊樹立權威，強化與大大小小各路貴族的聯繫，巡遊中英國君主時時會被任何走近他的人東拉西扯。相反，宋徽宗接見金朝使者都是禮節性的，不談實際的事。而阿骨打接見宋朝使者，表現卻很主動性，很享受談判過程。
3，真實的封建是什麼
回到財政，我麼可以反思財政背後的制度差別，尤其古代封建和君主專制的區別。
封建一詞來自日本歷史學者翻譯，讓很多讀者誤會中國封建從古至今。其實中國的封建制度，在秦漢之後已經瓦解。逐漸從“既封且建”（有爵位、有土地、有世襲），到“封而不建”（不分封、不世襲），土地和附屬權力逐漸分離，財政權力也逐漸集中於中央政府來管理。所以，當我們談論財政制度時候，需要釐清財政收入來源和用途。
中國財政比起西方，更早就分別國家（外）和君主（內）的財政，漢大司農管理國家財政，主要收入為田賦、徭役等，少府則管理皇室財政，主要收入為山澤稅、貢納等。不過這種區分，在漢之後就日益模糊，唐宋之際已經有了區別不明的情況。時間一久，時常出現內府侵蝕國庫情形，即，皇帝的私人金庫地不斷侵蝕國家財政。朱熹就曾表示：“凡之好名色錢，容易取者、多者，皆歸內藏庫、封樁庫。惟留得名色極不好，極難取者乃歸戶部。”
我在《白銀帝國》就分析過，宋代內藏雖然有補充國庫的傳統，但是其存在本來就是對於國庫的一種隱性分配，甚至加大了宋代的中央財政集中程度。宋代內藏日益成為內廷主導。這種情況下，宋代國家財政最高的三司（度支、戶部、鹽鐵），本應該掌握內庫情況的，反而逐漸失去知情權。結果，導致皇帝對於財權的支配與滲透更為直接。從這個意義而言，徽宗的奢侈不是他的個人特點，但是勞民傷財的指責難以迴避。
從更重要的方面而言，宋代財政之所以困難，主要倒不是因為皇帝個人，而在於軍事開支。宋軍數量最高時達120萬人，超過前朝多倍，導致宋代財政長期吃緊。
4，收復燕雲十六州的政治正確
財政和軍事互為表裡。除了財政之外，軍事也可以說是一個國家命運的最大密碼。徽宗的失敗，長期總是被形容為昏聵無能。但是如果徽宗真的安於做個這樣的君主，也許他和宋代的命運反而不會這樣。他的悲劇和宋代的轉折，恰在於他的“遠大志向”。他急於收回祖宗期待的“燕雲十六州”，短視地推動“海上之盟”——也就是聯合金朝共同滅遼。
燕雲十六州相當於北京、天津河北山西部分地區。五代十國時期，被後晉開國皇帝石敬瑭將十六州割讓給契丹。說起來，石敬瑭總被嘲笑兒皇帝或者漢奸，但他本身其實是沙坨族。古代常有丟燕雲則必禍中原的說法，這對於宋代而言，意味著傳統願望，即只有奪回燕雲十六州才是真正統一。這不是徽宗的個人理想，更是宋朝政治中的政治正確。宋太宗時就不斷豐盈內部財政，以為未來收復失地之需，“石晉割幽薊以賂契丹，使一方之人獨限外境，朕甚憫之。欲俟斯庫所蓄滿三五十萬，即遣使與契丹約，苟能歸我土地民庶，則當盡此金帛充其贖直。如曰不可，朕將散滯財，募勇士，俾圖攻取耳。”
燕雲十六州的爭論，貫穿了北宋朝廷，與新舊黨爭也密不可分。王安石的富國強兵變法動機來自於此，司馬光以祖宗之法不可變的保守主義與王者不治夷狄的說法，其實不過是為放棄這一夢想尋找體面臺階。
事實上，無論燕雲十六州還是遼國，對於宋朝來說其實是很大的和平紅利——恰恰是遼國作為緩衝地帶的消失，直接為金國提供了短兵相接的窗口；而金國作為緩衝地帶的消失，又直接到了蒙古人的南下。可惜，宋徽宗在盛世光環之下，非要奪取燕雲十六州，最後的結果卻是北宋滅亡，宋朝向南方大幅後撤。
5，宋代失敗的真正原因
說到這裡，大家大概理解，宋徽宗的個人對於宋代的失敗作用，其實有些誇大。
首先，從大歷史的角度，靖康是中國胡漢文明在融合衝突過程的必然，幾乎可以視為南北融合的代價。南宋偏安並非毫無好處，這也使得中國南方得到進一步發展。按照雷海宗先生的區分，中國四千年來的歷史可分為兩大周。“第一週，由最初至公元三八三年的淝水之戰，大致是純粹的華夏民族創造文化的時期，外來的血統與文化沒有重要的地位。第一週的中國可稱為古典的中國。第二週，由公元三八三年至今日，是北方各種胡族屢次入侵，印度的佛教深刻地影響中國文化的時期。”
自然，靖康之變帶來的恥感，遠遠超過永嘉之變以及安史之亂。金人被宋人描述如野獸一般，其實宋代宗室作為降虜得到的待遇，自然不好。但是，並不比前人更差，典型如不得不青衣侍酒的晉懷帝。最令中原文人難以接受的屈辱受降儀式，並非金人原創。伊佩霞引用羅文的說法，這乃是金國朝廷中的漢人專家，按照中國古籍拼湊出的受降儀式。春秋時代，確實已經有諸如鄭伯肉袒牽羊投降楚莊王的典故。
如果拋開漢人思維，反思這段歷史，我們會看到另一面敘事。金國和遼國疆域廣大，在海外得到認同不低於南宋，金朝的儒化程度也並不低，對戰爭和談判操縱手腕也很高，或許，正是金人的文明而不是野蠻，刺痛了宋人乃至於後代漢人隱秘恥感。
其次，前面說過，宋代的失敗，首先是軍事的失敗，具體體現在兵制。宋代汲取唐代藩鎮經驗，通過文官壓抑武將，使得軍人地位與戰鬥力一路下滑，這其實也是漢代之後兵制的窠臼，要麼依靠番兵要麼就是沒有真正可戰之兵。錢穆指出，宋代人那樣尚文輕武，好男不當兵的話頭也從宋代開始。這種情況，與社會結構關係也很大，一大推動力就下面要說的科舉制度
6，科舉制度的兩面性
最後，宋代給人印象是文人主政，探究下去，這其實是科舉新貴崛起的時代。
宋代是一個平民社會，這其實也是宋代在遭遇進攻時，難以將龐大經濟力量轉化為致命武力的原因。南北朝時代，傳承儒家正統的，主要不在晉朝，反而是北方的大家族。唐宋之後，南渡衣冠漸成絕響，在新的平民社會中，門閥士族等中間組織被打散。科舉制造就了新一代文人，看起來是一個美好時代，方便了皇帝與官僚科層的結合，卻並不有利於軍事機器的效力。宋朝風雅之下的集權傾向與階層變異，看起來怪異，其實放在科舉背景下，很容易理解。
底層白丁文人興起，其實幾代人就可以改變社會形態。平等看起來是好的，但是可能帶來的衝擊也是實實在在的，尤其對階層的衝擊。當貴族不在了，只有皇帝的親族作為藩屏，當門閥不在了，只有士大夫階層。到了明清，更是隻有科舉出身的文官集團。階層越弱，皇權越集中，國家的官僚化越明顯，社會的散沙化也是，這其實是所謂陋宋的根源所在。毫不奇怪，丞相權力也是從宋代大為削弱，為日後君主專制埋下制度伏筆。
類似的情況不僅僅是華夏特色。日本有經濟學家論證日本戰後的時候就說，明治維新時代的人是有精英主義的傾向。指揮戰後增長期這代人，基本是戰前受教育的，八十年代九十年代是戰後平民教育一代走上舞臺的時候，卻表現出領導力無能。戰前日本人一兩代中，尚且分為不同群體，古代中國社會更復如是。
我以前對宋朝有好感，也在公號《徐瑾經濟人》說過，自認算是半個宋粉——這倒不是因為宋代優待文人，主要是宋代的經濟成就。但是，過分吹捧和過分降低都不是歷史的真相。宋代被稱為中國的現代時刻，甚至算是第一個海上帝國。然而通過歷史，我們也要學會更多理解宋朝的複雜性。
宋代的文化和經濟輝煌的確耀眼，但是這種輝煌，是不是具備可持續性？是不是以消耗前人積累，惡化後人影響為代價？更重要的是，無論軍事組織還是科舉等制度，宋朝最開始的改革，也許最初並沒有那麼壞，但是在日後演化中卻走向更糟糕的結果。這不是宋徽宗以及其同輩可以體會到的代價，卻和他們難脫關係。
作者：徐瑾，FT中文網財經版主編、首席財經評論員，東京大學客座研究員，上海公共政策研究會理事。早年辦過《讀品》雜誌，現主持經濟人讀書會。
近年出版《白銀帝國》、《有時》、《印鈔者》、《凱恩斯的中國聚會》等著作，作品曾連續入選“最受金融人喜愛的十本財經書籍” 、“Kindle上最值得讀的100本書”、“百道好書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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