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鹿原》中兩個失敗的儒家迴歸者
辯證歷史唯物主義認為，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因此人的思想觀念會隨著時代環境的發展而產生變化。《白鹿原》中，黑娃和白孝文就是典型的思想發生過巨大變化的人物形象。不同於標籤性人物白嘉軒，也異於精神領袖朱先生，黑娃和白孝文的一生可能是一次失敗的自我救贖，無關信仰，只能說時代洪流下，沒有個人，是悲劇，也是希望。
掙扎徘徊的矛盾體——黑娃
在《白鹿原》小說中的眾多人物中，黑娃可以說是最堅決的反叛者。黑娃從小就表現出了叛逆的個性，東家白嘉軒讓他去學堂唸書，表現出一副不情願的樣子，寧願下地割草；在私塾上學過程中，對儒家四書五經的教育絲毫不感興趣，厭惡徐先生的板子；看不慣鹿子霖道貌岸然的樣子和族長白嘉軒"挺的太硬太直的腰板"；不情願去白家幹活，不甘願受白家的恩惠；輟學以後走出原去外面的世界闖蕩，渴望自由，種種行為都在控訴封建禮教和儒家倫理道德，渴望改變自己的命運。
離開白鹿原以後的經歷更能說明黑娃是一位堅決的反叛者。在郭舉人家當長工，與小妾田小娥產生了愛情，經歷了艱難險阻，衝破封建倫理綱常的枷鎖，與小娥結合在一起。按照文中鹿兆鵬的話說，是"白鹿村頭一個衝破封建枷鎖實行婚姻自主的人，是自由戀愛"。接著燒糧倉，受到兆鵬的影響，參與農協，"成功地在白鹿原掀起了一場曠世未聞的風攪雪"，鬥鄉約，砸祠堂，毀仁義石碑，心中受壓抑的情感與反叛宗法制度的精神完全釋放出來，從此徹底走上了反抗的道路。
農運失敗後，當紅軍，習旅全軍覆沒後，落草為寇，當上土匪二當家，後來接受白孝文的招安，當了保安團炮營營長。他開始正式進入主流社會的圈子，也告別了那個天不怕地不怕的漢子形象，邁入了人生的另一個階段。在白孝文的介紹下，黑娃完成了人生中的第二回婚事，"尋個知書達理的人來管管我"，"知書達理"，這正是儒家一直所提倡的。婚禮環節的整個過程，"都給黑娃一次又一次帶來歡樂又帶來痛苦"，想起"翻牆與小娥偷情的情景，閃出和小娥走進村頭窯洞的情景……"，這種現實的歡樂和回憶的痛苦互相糾纏讓黑娃的心情變得十分糟糕，文中寫道"他覺得自己十分別扭，十分空虛，十分畏怯，十分卑劣"，對過去做過的所有壯舉陷入了深深的自責懊悔中。這時，儒家文化的正統光輝在一遍遍的照耀著黑娃的靈魂深處，慚愧地對妻子說"我以前不是人"。標誌著黑娃正式開始向儒家文化迴歸的事件是他對妻子說"我從今日開始唸書"，向朱先生求學，學習儒家禮儀規範重新塑造自己，"兆謙闖蕩半生，混賬半生，糊塗半生，現在想念書求知活的明白，做個好人"，他把自己過去的行為視為"混賬、糊塗"，黑娃思想發生了大反轉，每日早起誦讀《論語》，努力恪守儒家倫理道德。回鄉祭祖事件標誌著黑娃向宗法禮制實現了完全的皈依，向傳統儒家文化實現了真正的迴歸。思想重新進入正統的儒家文化之後，黑娃的精神氣變得萎縮和荒蕪了，"自從下山以來，總是提不起精神，……心裡沒勁哩"，從這兒看出，黑娃的內心非常掙扎徘徊，既感受到了儒家經典文化力量的沒落趨勢，又不知該如何走出困境，是一個非常矛盾的個體。後來解放前夕黑娃起義，當上了共產黨的副縣長，又被投機分子白孝文害死，走完了豐富多彩又極具悲劇性的一生。
黑娃的死，傳達出了儒家文化在那個時代背景下的危機，也透露出了作者陳忠實對中華民族優秀的傳統文化在當下的擔憂與思考，即儒家文化在當代如何生存的問題。新舊思想交融的悲劇者——白孝文
白孝文的一生是動盪的一生，無論社會地位還是思想觀念都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他是家中長子，是在白嘉軒娶了第七房妻子以後降臨的，從小在疼愛和希冀中長大，他的成長環境是完全封閉的宗族社會，先是私塾，後來向朱先生學習，儒家四書五經的思想從小就在心裡紮下了根，學成歸來後，首先銘記於心的是白氏家訓"耕讀傳家"，牢記"耕織傳家久，經書濟世長"的傳統行為規範，此時的白孝文"神態端莊，彬彬有禮，不苟言笑，絕無放蕩不羈的舉止言語，外表持重，處事練達"，統領家事和繼任族長是最合適的。真正向全村人宣告白孝文就是下一任族長並樹立起威望的事件是帶領人修復祠堂領誦鄉約族規懲罰田小娥私通，"在族人中的威信威望如同剛剛出山的太陽""他不摸牌九不擲色子，連十分普及的糾方狼吃娃媳婦跳井下棋等這類鄉村遊戲也不染指。唯一的娛樂形式就是看戲"
。這個階段的白孝文忠實的恪守著儒家倫理道德，銘記著封建倫理綱常，心繫著白鹿原這方土地，儼然就是像白嘉軒一樣的人。
誰也未曾想到白孝文會成為另外一個樣子，會"羞了先人"。受到田小娥的勾引並與之私通，與父親分家，賣地賣房，妻子餓死，吸大煙，"……不要臉了就像個男人的樣子"，此時的白孝文已經徹底背棄傳統的儒家文化，成為一個十足的離經叛道者。當然為之付出的代價在小說中也可看到，"出去乞討，對別人的侮辱全然不顧，不斷遭到惡狗的襲擊，搶舍飯吃"。這時的白孝文心中沒有絲毫的仁義道德，能生存下去即可。
當虛偽的鹿子霖把他舉薦給田福賢時，白孝文的人生進入了第三個階段，成為縣保安大隊的文秘，接著一路春風得意，升任為營長，這時的白孝文"很精心地設計和準備回原上的歷史性行程"，準備回鄉祭祖，文中這樣描述"穿長袍戴禮帽，一派儒雅的仁者風範""全部的目的只有一個，以一個營長的輝煌徹底掃蕩白鹿村村巷土壕和破窯裡殘存著的有關他的不光彩記憶"。離家途中對妻子說"回來是另一碼事"，此時白孝文的皈依只是為了炫耀他此時的榮耀。成為國民黨的爪牙殘害無辜者，白靈對他哥白孝文說如果她是共產黨會不會抓他，白孝文說"真要是那樣的話，哥也沒辦法——吃的就是那碗飯嘛"，這時的白孝文儼然已經成為一個陰險狡詐，冷酷無情的屠夫，後來的投機當上共產黨的縣長，殺害張團長和黑娃事件更加說明白孝文已經完全拋棄了儒家文化中優秀的傳統品質，仁義道德在他心裡已經消失殆盡。"好好活著，活著就有希望，誰走不出這原誰一輩子沒出息"，
新的思想觀念已經融入白孝文的頭腦中，此時的白孝文是一箇舊思想與新觀念交融的悲劇者，他無法正確讓自己適應這樣的變化。小說中並沒有交代白孝文以後的人生。白孝文向儒家文化的迴歸並不是真正意義上的迴歸，並沒有像黑娃一樣真心誠意的願"學為好人"，相反他是一個投機分子和功利主義者。黑娃的一生是從反叛儒家禮制到迴歸儒家文化的一生，這個過程是大起大落，跌宕起伏的。白孝文則是經歷了對儒家文化的固守，到反叛，再到最後的迴歸。黑娃和白孝文兩個人物命運的起伏實際上也是作者陳忠實對傳統儒家文化的在當代社會下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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