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國曆來有兩個傳統，一個是“從周”的孔子儒家，一個是“法夏宗禹”的墨子墨家。韓非子說“孔子、墨子俱道堯、舜，而取捨不同”。著名墨學大師張知寒先生將孔子的儒家和墨子的墨家，形象地比喻成“一根藤上結出的兩個不同形狀的瓜，同源異流而又殊途同歸”。“俱道堯舜，取捨不同”“同源異流”正是對中國文化傳統最好的描述。也正因為取捨不同，“法夏”的墨家才批判“從周”的儒家拋棄文化傳統而“喪天下”。“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打孔家店”，可以看做是當時先進知識分子繼承墨家“非儒”傳統，迴歸華夏傳統，復興並重新構建墨學的自覺使命。
關鍵詞：五四新文化/墨學/傳統/非儒
傳統的迴歸
——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新”與“舊”
在先秦，墨學的影響力巨大，儒家孟子也承認“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於楊，則歸墨”。換言之，此時的儒家並沒有文化的地位。孔子生前周遊列國而不見用，多有“困於陳蔡”之厄，雖號稱“弟子三千”，卻仍然如同“喪家之犬”，此時無論如何也不能說儒學是顯學。經過孟子荀子的努力，儒家才逐漸取代楊朱，得以和墨家齊名，被韓非子俱稱“顯學”。自秦漢一統，儒家依附皇權成為封建統治者用來維護統治的工具，由此“獨尊儒術”成為了封建王朝的意識形態，儒家“闢楊墨”“排佛老”，壟斷了一切話語權，使整個民族失去了思想自由。“辛亥革命”推翻清朝統治，卻並未完成“走向共和”的理想，袁世凱的“稱帝”野心仍然想依靠儒學這個工具，所以大張“孔教”，然而終於因為悖逆歷史潮流而失敗。有種觀點認為，儒學是被統治者所利用的，然而如果換個角度看，儒家何嘗不是“遞刀者”？歷史證明，封建王朝的專制統治容易被推翻，而儒家“繁飾邪術，以營世君；盛為聲樂，以淫遇民”（《墨子，非儒》下引墨子，只著篇名）的流弊卻不易清除，所以“刺孔之功甚於刺秦”。
民初，在內憂外患的歷史背景下，“五四新文化運動”自發形成，其目的是構建一套文明的社會秩序。新文化運動的核心是“打倒孔家店”，其顯著的成果之一則是白話文的普及。換句話說，白話文的普及出現，是新文化運動的一大成果。王小波先生說，權力即話語。那麼，新文化運動的白話文的普及，可以看作是對兩千多年來對獨尊儒術的儒家話語權的消解。當然，即使這種看法也未必準確，因為，儒生們同樣可以用白話文來重新構建儒家話語權。新儒家們費盡心機的以“受害者”的面目出現，企圖重新壟斷並控制話語權，將新文化運動被抹黑為“全盤否定傳統文化”。所以首先的“打孔家店”是華夏傳統這一點應當明確的昭示，比如“墨家非儒”“道家絀儒”，都是兩千年來的常識與反常識，文明與反文明，傳統與反傳統之戰。
新文化運動，究竟提供了什麼新文化呢？或者說哪裡有什麼新文化呢，有的只是常識，和對傳統的繼承。也就是說，如果我們用尊重歷史事實的態度來看，新文化運動並不新而是舊傳統，就所謂新文化運動所產生並倡導的價值理念比如“徳”“塞”，本就是中國文化傳統的根本與主流，比如說墨子墨家。墨子所倡導的思想文化，社會倫理以及墨家所取得的科學成就，都足以證明“徳““塞”在中國文化傳統中，根深蒂固。思想與文化是世代相承的，所以現代與古代這種時間性的座標並非劃分思想與文化的標準。任何一個現代的新思想，都是過去的文化的繼續和發展，思想文化是連續性的，是不可用時間分割的。《墨經上》說，“堯之義也，生於今而處於古，而異時。”思想文化具有連續性的本質，並不因為時間的改變而改變，所以墨子說：“古之聖王，欲傳其道於後世……今聞先王之道而不為，是廢先王之傳也。”（《貴義》）“天下之所以生者，以先王之道教也。（《耕柱》）對於傳統的思想文化的傳承，墨子墨家不遺餘力，墨家之學“法夏宗禹”“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謂墨”，所以莊子稱墨子是“古之道術”的傳承者；韓非子認為“墨子之說，傳先王之道，論聖人之言，以宣告人。”明知於此，也就不難理解何以非儒是傳統，因為儒家的思想主張是“從周”而不是傳統傳承。
墨子傳承古之道術在當時就受到儒家這一“革新派”的批判：巫馬子謂子墨子曰：“舍今之人而譽先王，是譽槁骨也。譬若匠人然，智槁木也，而不智生木。”（《耕柱》）不僅如此，在當時儒家一方面批判墨子傳承傳統是“譽槁骨”，一方面又自以為代表傳統而聲稱“必古言服”：“君子必古言服，然後仁。”（《公孟》）對於儒家所謂的“必古言服”，墨子給予了有力的反擊：子墨子曰：“昔者商王紂，卿士費仲，為天下之暴人；箕子、微子，為天下之聖人。此同言，而或仁不仁也。周公旦為天下之聖人，關叔為天下之暴人，此同服，或仁或不仁。然則不在古服與古言矣。且子法周而未法夏也，子之古，非古也。”（同上）“法周未法夏，子之古不古”，即儒家所謂的傳統，並非真正的傳統，而是在先秦時代“與時俱進”的“革新的產物”。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墨家雖然“法禹夏”卻並非食古不化的保守派。隨著秦漢大一統政制的形成，儒家思想被欽定為正統的國家意識形態。由此，以孔子為首的儒家由“喪家之犬”一步登天為“至聖先師”。儒家思想，就此成為後世認為的傳統文化，而取代了真正的文化傳統。
自堯舜禹夏以來最古老的思想，就其在當時的傳承和影響力而言，墨學是“根紅苗正”的文化嫡子——天下之言不歸於楊則歸於墨。（《孟子》）在歷史的變遷中，墨學始終作為人文精神需求與社會發展創造的內在指引動力。也就是說，最新的新思想仍然是“太陽底下的舊物”，是“恆常的理念”。墨家思想是超越了“現代”與“古代”的隔閡，是一以貫之的內在的連續性的傳承。中國現代的文化反思與創新，通常會被看做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繼續。而在我一方看來，“五四新文化運動”並非文化的創新，實則是傳統的迴歸；在彼一方即認為“儒學是傳統”的那部分人看來，“五四新文化運動”是徹底的全盤否定傳統。對於何為傳統，是“從周“還是“法夏”？以歷史常識和墨家立場來看，的確需要重新審視。在先秦諸子的學說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墨家。墨家堅守著文化傳統，最倡導堯舜禹湯之道，“先聖六王之親行之”（《兼愛》）從墨子整體思想來看，墨子傳承的正是“古之道術”。“法夏”與“從周”是完全不同的兩種歷史態度。“夏”，不僅是國家建立的一種形式，更是文化的道統。墨子說“欲祖述堯舜禹湯之道，將不可以不尚賢，夫尚賢者，政之本也。”、“古者聖王之為政，列德而尚賢。雖在農與工肆之人，有能則舉之。……故官無常貴而民無終賤。有能則舉之，無能則下之。”（《尚賢》）墨子的這些論述，都充分說明華夏傳統的“徳”之存在。《墨經》中的邏輯、數學、光學、力學等等都代表了先秦文化傳統中的“塞”之所在，蔡元培先生就指出：“先秦唯墨子頗治科學”。新文化運動所崇尚的民主、科學等現代性精神，是完全的對古典傳統的傳承和文化重建，所以當新文化運動主張“全盤西化”時，卻自覺或不自覺的走向了“迴歸傳統”之路。
我們應當看到，自“五四”已降，無論政治、社會、學術、文化各方面的努力，都在圍繞著墨家思想而展開。從為人處世，到修身立行，無一不在努力養成一個墨者的人格。大多數的人，具有墨家思想而不自知，卻都能自覺地發揮出來。很多人表面上好象在推崇儒家思想，而骨子卻是墨家思想，自覺地發揮墨家思想，無形中就形成了墨學復興運動。民國時代，五四時期，墨學研究蔚然成風，所取得的學術成果也大大的超越了歷史。一個民族的復興，不僅是反侵略反壓迫的勝利，不僅是國家主權的確立和在國際政治中的平等自由的參與，其本質是民族傳統文化的復興。民族文化的復興，其主流、根本的成份就是墨家的文化思想的復興。如果不重視墨家思想，那麼民族文化也就不會有新的前途和開展。換言之，墨家思想的命運，是與民族的前途命運、盛衰消長同一而不可分的。中國近代百多年來的危機，實質上是文化的危機。文化上的獨尊儒術的意識形態，既割裂了文化傳統，又不能應付新的文化發展帶來的衝突，因而造成了中國學術文化上的畸形，“中體西用”存在著先天的“體之缺陷”而“虛不受補”。儒家思想使得中國文化，喪失了自新與發展的能力，是中華民族的最大危機。“五四新文化運動”可以說是打擊儒家思想偽傳統，迴歸真正傳統的絕地反擊。表面上看，新文化運動是一個打倒孔家店、推翻儒家思想的一個“新事物”，但實際上，“打倒孔家店”是先秦諸子一致的態度。所以五四運動所要批判打倒儒家思想，從根本上來說，就是傳統。新文化運動破除了儒家禮教偽道德對民眾的束縛壓迫，揭露了儒家思想作為統治階級的幫兇。
有學者認為墨家的思想，類似於宗教。但是我要指出的是墨學的根本是以人倫道德為中心的。墨家宗教式的信仰為人文道德注以熱情、自信和勇氣。墨家有對天志精誠的信仰和堅貞的精神，一切以天為法，“天志者，義之經也”“動作有為，必度於天”；墨家有博愛慈悲、“除天下之害，興天下之利”利天下而為之的奉獻精神；墨家有著胸懷廣大、超越國家等級的“天下”精神。在西方，基督教文明是基礎，深刻而全面支配著西方人的精神生活，促進著社會的發展，實際上正是源自對“上帝”的信仰和對科學的同功並進，建立在宗教信仰之體和器物文明之用的基礎至上，產生了現代文明的西方文化。《約翰福音》認為“上帝即是愛”， 《新約.馬太福音: 第 19 章19 》說“當孝敬父母。又當愛人如己。”《 新約.加拉太書: 第 5 章14》說“全律法都包在愛人如己這一句話之內了。”墨子則認為：“天必欲人之相愛相利。”（《法儀》）“視人之國，若視其國；視人之家，若視其家；視人之身，若視其身。……凡天下禍篡怨恨，可使毋起者，以相愛生也，是以仁者譽之。”（《兼愛》）所以墨子說：“兼者……上利乎天，中利乎鬼，下利乎人，三利無所不利，是謂天德。聚斂天下之美名而加之焉，曰：此仁也，義也。”（《天志》）基於“耶墨對比”，有部分學者認為“西學墨源”。實情雖然未必如此，但是我們仍然可以自信的認為，墨學更具有歷史的根基和強大的生命力，更具有超越的普世價值，墨學興則中國興。因為墨學是合宗教、哲學、科學以及實踐為一體的整體。因此，新墨家思想的開展，將以崇高的信仰、哲學化、科學化、常識化和身體力行、知行合一的途徑邁進。有很多人誤認為墨家輕蔑藝術，只從表面去理解“非樂”，而批評墨子反對音樂反對藝術，反對人類對美好的追求。諸如此類說法，皆企圖將墨家偏狹化、淺薄化、孤隘化，而實際上，墨家對藝術和美的追求，從來都非常重視——“食必常飽，然後求美，衣必常暖，然後求麗；居必常安，然後求樂。”（《墨子佚文》）墨家所反對的是“將必厚措斂乎萬民，以為大鐘鳴鼓、琴瑟竽笙之聲。”（《非樂》）其反對的對象不是音樂，而是“王公大人”為自己享樂而暴斂於民。所以，墨學的研究和復興，完全可以從藝術這一途徑展開，並展現出墨學之維的藝術之美。
墨家思想在日常生活中，浸融於每個中國人，典型的中國人都能代表著純粹的中國文化，比如勤勞、節約、奮鬥、相親相愛，互助互利、不坑害他人，這些都是墨家文化，是中國的文化傳統。孝，是傳統美德，在傳統文化中，最講孝的莫過於墨家。墨家不但對孝有著明確的定義，同時將孝上升到社會穩定和諧的層面上：“舉孝子而勸之事親，尊賢良而勸之為善，發憲布令以教誨，明賞罰以勸阻。若此，則亂者可使治，而危者可使安矣。”（《非命》），“養三老五更，以孝視天下，視民如父母”這即是墨家民之父母的主張，同時這也是兼愛思想的一個方面。作為一個思想體系，作學問不是為了“作”學問，而是應當實踐，墨子說“士雖有學，而行為本焉”。脫離根本的學問，毫無意義。一個思想體系，如果他只能存在於文字之中，有何意義呢？
墨學思想是深入國人骨子裡的文化基因，並推動著歷史進程的發展。時至今日，最能體現墨家精神的非軍人莫屬，綠色的軍營文化，有組織有紀律、不怕犧牲、無私奉獻。戰時保家衛國，抵抗侵略；和平時期，搶險救災、扶危救難。生活上始終保持著勤儉節約和艱苦奮鬥的作風。軍人有“不拿群眾一針一線”的紀律，類似於墨家主張的不“攘人桃李”。從這些方面來看，軍人皆有“繩墨自矯，備世之急”的墨者風度。所以何謂“墨者”？何謂“墨家”？雖然不必確切下一個定義，但簡單的說，凡有如此精神和道德修養的人，即是墨者。現代化、工業化的文明社會的建設，不僅需要高超的科學技術，不僅需要“能築者築，能實壤者實壤，能欣者欣”的有組織、有密切分工的合作，更需要內在文化基因的發動力和推進力。墨家思想就作事的態度言，主張每作一事都應符合天理人情。合天理就是要“以天為法，愛人利人”；合人情就是要“明民善非，以民為法”，如此則可謂墨家的兩大原則。墨家從事的態度，從不拘於教條主義，而主張“權衡”和實踐。墨子說：“於所體之中，而權輕重之謂權。權，非為是也，非非為非也，權，正也。斷指以存腕，利之中取大，害之中取小也。害之中取小也，非取害也，取利也。”（《大取》）權衡輕重利害而進行選擇最合理的取捨是人之理性。“唯其可行”是墨家行事的另一個態度，唯其可行不是盲目行動，而是要敢於嘗試，不要左顧右盼，自縛手腳。俗話說“黑貓白貓，抓住耗子就是好貓”就是這個意思。墨家這種敢於講利害，勇於實踐行動的從事態度，往往給人有一種功利主義的影子，但是要知道這種功利主義首先是建立在兩大原則之上的，是以社會倫理為基礎的，是以愛人利人為前提。“愛人”必然包含“自愛”與“愛他”，“自愛”與“愛他”並非對立，而是互為因果，墨子講“視人之身若視其身”，同時也指出“為彼猶為己”，“若眾利之所自生，此胡自生？此自惡人賊人生與？即必曰：“非然也。”必曰：“從愛人利人生。”（《兼愛》）投我以桃，報之以李，是人之常情，“愛人者必見愛”也充分說明了“自愛”與“愛他”之間的關係。知名作家亦舒在其散文集《隨心》中寫到：“人，會不會同完全沒有利用價值的人來往？大抵沒有可能。即使純是談得來，也已經利用了對方的時間、精力，換取歡笑的一場閒聊，彼此交換了資料。互相利用沒有什麼不對呀，大家得益，不亦樂乎，最討厭的是損人不利己。越是有利用價值，關係越能持久。”這也可以看做是對墨學兼愛思想通俗的解釋。站在墨家的立場，無論是對社會還是文化上的問題，都能給予以合理、合情、合時的解答引導。宇宙觀、人生觀、認識論等哲學問題，墨學亦都有明確的論證，有前輩學者稱“一部墨經等於整個古希臘”，並非過譽之詞。墨學對諸如此種問題的研究，時至今日仍然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
如前文所述，清末民國初研究《墨子》的論著頗豐，成就卓然。孫詒讓的著作《墨子間詁》是《墨子》比較流行的通行本。其他還有尹桐陽的《墨子新釋》、張純一的《墨子集解》和《墨子間詁箋》、於省吾的《墨子新證》、吳毓江的《墨子校注》、岑仲勉的《墨子城守各篇簡注》等。其中，張純一的《墨子集解》和吳毓江的《墨子校注》是比較嚴謹的注本。這些著作校正了一些錯誤，促進了墨學的復興和發展。對於墨家思想學說的闡釋，以梁啟超與胡適為最。自20世紀初至五四時期，梁啟超先後寫出了《子墨子學說》、《墨子之論理學》、《墨子學案》和《墨經校釋》等專門研究墨學的著作。胡適的《先秦名學史》和《中國哲學史大綱》（捲上）更是“著墨甚多”。作為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旗手，胡適對墨學推崇備至，坊間流傳由此還曾受到黃侃的嘲笑。魯迅先生的《理水》、《非攻》也透露著對墨家思想的極大贊同。隨著不斷湧現出大量研究墨學的學者和著作，墨學思想研究在“新文化運動”中形成高潮，比如張之銳的《新考證墨經注》（1921年）、《墨子大取篇釋義》（1923年）、伍非百的《墨經解故》（1922年）、陳顧遠的《墨子政治哲學》（1922年）、王桐齡的《儒墨之異同》（1922年）、張純一的《墨學分科》（1923年）、範耕研有《墨辯疏證》（1923年）、郎擎霄的《墨子哲學》（1924年）、陳柱的《墨學十論》（1926年）、蔣維喬的《楊墨哲學》（1927年）、錢穆的《墨子》（1929年）、譚介甫的《墨經易解》（1935年）等。尤其是1937年，方授楚先生的《墨學源流》一書，深入論述了墨學的整個思想體系，代表了墨學研究的最高成就，堪稱是墨學史上的一部力作。
新文化運動的目是“立人”“立國”，清末民初的墨學思潮的興起，也絕非偶然，而是真正的知識分子傳承中華文明之統緒不絕的自覺使命和擔當。《墨經》說，“士損己而益所為也。”自號“任公”的梁啟超大聲疾呼：“欲救今日之中國，舍墨學之忍苦痛何以哉?墨學之輕生何以哉?”“今欲救之，厥惟墨學。”胡適承梁之後，認為：“墨翟也許是中國出現過的最偉大的人物，是偉大的科學家、邏輯學家和哲學家。在整個中國思想史上，為中國貢獻了邏輯方法的最系統的發達學說。”在梁啟超和胡適的影響下，五四新文化運動前後，墨學復興達到空前高潮。王桐齡就墨學在當時的發展形式做出評論：“就目下形勢而論，墨子學說之傳播力，乃正如日出東方，光焰萬丈，有普照全世界之觀矣。”通過以上梳理不難看出，所謂的新文化運動實際上並不新，“打孔家店”也並非全盤否定傳統文化，而是以墨學為主的傳統學術的復興。
在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墨學復興之後，墨學並沒有搞獨尊，而是一如既往的“雜於庸民之間”，植根於每一代國人的心中，成為我們永恆的文化基因，勤勞勇敢的中國人無論面對著怎樣的困難，都能迎難而上，用自己的雙手創造著歷史。百年以來，中國發生了日新月異的變化，社會空前繁榮，民眾的生活水平不斷提高，所有這一切都得益於墨學這一傳統文化內在的凝聚力和推動力。所謂新文化之“新”，實際上就是古老的傳統之“舊”。所以，文化關乎著國家的興衰榮辱，關乎著民族的命運，更關乎著民眾切實的生活，繼續傳承和發揚以墨學為主的傳統文化將使我們能夠創造出更文明發達的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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