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一个朝代，只要你生活在末代都是悲哀，不管你是黎民百姓还是军机要臣。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没有人能躲开历史的宿命。金庸曾经跟袁崇焕平反，这个人是不是被崇祯误解，今天不去探讨，还有一个人，也曾经有可能让明朝的结局发生改变，但是刚愎自用的崇祯依旧一条道走到黑，这个人就是熊文灿。
明史对他评价并不高，甚至有人认为他误国，我觉得这多少有些不公。王世德《崇祯遗录》，虽称赞杨嗣昌的才能，但也持这种态度：“唯用熊文灿以误国，罪无所逭耳。”
作为明代兵部尚书的熊文灿，《明史》上说他是永宁卫（贵州）人，也有人说他是泸县云锦乡人，还有熊文灿本人手定的《熊氏家谱》为证。其实据考证他就是泸州人，之所以有贵州籍，是当年曲线救国的一个办法，因为当时泸州这边举人录取明显比贵州的条件要高，这个仁兄为了功名，便入籍到贵州同族去了，造成了后来出生地之谜的这个悬案。
熊文灿于明代万历三十五年（公元1607年）进士及第，初任湖北黄冈推官，勤政好学、精明能干。曾任福建巡抚，出使琉球群岛诸国，先后升任山东右参事、山西按察使、左佥都御史等职。
万历四十三年，熊文灿迁任福建布政使。赴任途中，他曾便道返回永宁故里，适逢穿城而过的永宁河上蓬菜石桥竣工，挥毫留下《蓬莱桥碑记》，后来被收入光绪三十四年泸州人万慎子主编的《叙永厅县合志》之中。
这部志书，据说泸州市图书馆有藏本，现在还可以读到，不过笔者没有看见过，有机会要去查证一番。
崇祯初，熊文灿在福建巡抚任上巡视海疆。其时沿海出现众多海盗式武装集团，以郑芝龙（即郑成功之父）、刘香等为巨魁，影响社会安宁与海上商贸往来。
熊文灿实行招抚策略，首先招降并且善待郑芝龙，使之归附朝廷，为朝廷效力。经他具表上奏，皇帝封郑芝龙为海上游击。后来郑芝龙向熊文灿献策，又招抚了刘香、李魁等部，利用他们的力量，比较有效地抵抗了倭寇入侵，捍卫了福建沿海地区安全。
其后，郑芝龙被诏封为台湾都督府同知。崇祯十年（公元1637年），崇祯皇帝诏封熊文灿为兵部尚书，总理河南、山西、陕西、湖广、四川等7省军务。时值李自成、张献忠等起义，声势浩大，熊文灿对辖区内张献忠、刘国能用招降策略，张、刘相继受抚，归降朝廷，一时战争平息。
两年之后，张献忠、刘国能重举义旗，大举入川。皇帝震怒，改派杨嗣昌督师剿办，并将熊文灿撤职查办，抓捕下狱。崇祯十三年（公元1640年）十月，熊文灿被论以抚局误国罪，处斩于北京西市，时年67岁。《熊氏家谱》里记载说，他的遗体被运回泸州薄刀岭安葬，墓门正对长江南岸的瓦窑滩。
熊文灿之前的成功，过度自信以为可以再用一次，张献忠最终并不落教，这也是让它获罪的地方，但是他真正获罪的伏笔，还得从在福建、广东做官多年，积聚的钱财不计其数，大量的珍宝结交朝廷内外的权要人物，打算长期镇守岭南说起。
恰好这时天性多疑的崇祯怀疑刘香没死，并且不了解熊文灿的为人，便派了一名宦官借到广西采办的名义来侦察他。
这位宦官来后，熊文灿很送了他一些礼物，留他喝了十天酒。宦官高兴之际谈到了中原地区盗贼作乱的事，熊文灿喝的轻飘飘的时候，啥也不管，拍案骂道：“全是那帮大臣耽误国事。如果是我去，怎么会让这班盗贼猖狂成这样！”
这下正好，宦官站起来说：“我事实上不是去广西采办，而是奉皇上的命令来侦察你的。先生的确有盖世之才，除了你没人能惩治中原的贼寇啊。”熊文灿当时说话出于无意，这时后悔失言，便说办理这事有五大难、四不可。
宦官说：“回去见到皇上我自己替你请求，如果皇上舍得派用先生时，先生就推辞不得啦！”熊文灿无言以对，只好说好吧。
宦官回到宫中果然向崇祯讲了。崇祯自然想着既然如此，你就说话要算数。结果后来一开始还有效果，最后的结果却不尽人意，酒后的海口，让他吃尽了苦头，不仅仅乌纱帽不保，脑袋都搬家了。
你也不想崇祯皇帝是什么品性的人，会容忍你来糊弄，虽然皇帝的做法完全是自掘坟墓，但是先让你去地下陪葬了。
可惜这样一个人才，最终落得这个下场，所以还是那句话，谨言慎行，做人不要做自己不能控制的事情，也不要在任何情况下，说一下不经大脑的话。正如我开头说，任何朝代的末代都是悲剧，熊文灿只是这出悲剧的一个角色罢了。
閱讀更多 江陽沽酒客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