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敖眼中的魯迅
前言
20世紀的中國文壇，魯迅、李敖都是頗具影響力的文化人物。他們分別站在世紀舞臺的前場和後場，呼嘯叫戰，特立獨行，在生死之間、浮沉之際、莊諧之中、顯隱之內，完成了一個知識分子以文濟世的神聖使命。可謂蕭條異代，空谷絕響。然而，由於政治環境諸因素，在許多人眼中，李敖成為時代另類、社會異數，其放言無忌的評魯言論，在大陸更是爭端迭出、反響強烈。如何認識這種奇特的思想交鋒，一度成為文化輿論界的焦點。
三、透視爭端，意味深長
在臺灣思想界一度引領風潮的李敖，本來就是一位頗受爭議的人物，如今又向大陸人崇尚的文化領袖發起挑戰，無異於震撼了大成殿，打破了人們心中那份神聖與崇高，自然舉國譁然。許多人紛紛給以還擊。有引經據典的痛斥，也有人身攻擊式的謾罵，還有毫無證據的猜測。但李敖似乎早有所料，依舊在節目中不慌不忙地一集集加以回擊，大有不吐不快之感。他說：“我們人生有很多觀念，是靠著我們深思、靠著我們冷靜地去想，靠著我們根據文獻、資料、統計……根據很多東西來了解真相的，這些真相出來以後，就會把我們的一些東西推翻——把一些我們以為是那樣的觀念推翻。”
他不溫不火地拿出一條條證據來證明自己的觀點，“有證據之後，可能是見仁見智，看法不一樣，解釋的方法不一樣。可是，證據只有一個，你可以有不同解釋，可是證據沒有彈 性”。在反擊李敖的聲音中，最有代表性者當數魯迅研究學者林賢志的答記者問。2005年9月 10曰，《羊城晚報》“花地”版發表了記者吳小攀對林賢志的採訪，題目為《一個人的愛與死》。在文中，林賢志首先給李敖定性，說他“對魯迅所作的攻擊基本上是不符合事實的，庸俗無聊，三翻四復，不脫流氓習氣，意在譁眾取寵而已”。他列舉魯迅曾經指名道姓的諸多論敵，來說明李敖所說 “魯迅不敢批評個體的中國人”並非事實;他舉魯迅直接批評章士釗下令鎮壓學生運動，來證明魯迅並非不敢批評國民黨政府;他指出魯迅非但沒有罵過陳獨秀，反而對陳讚賞有加;他指出真正與國民黨對乾的是魯迅而非胡適，胡適談憲政無異於“與虎謀皮”;他指出魯迅並非反對議會政治， 他關注的是“實質民主”，而非議會的“形式民主”;他指出魯迅的語言是他的“審美趣味方面的選擇”所致，不能“強求一致”，李敖對魯迅語言的批評就像“獅子身上找蝨子”一樣可笑;他指出李敖只看到了毛澤東對魯迅的“三個家”（文學家、 思想家、革命家納論斷，卻沒有看到毛在1957年曾說過的魯迅要是還活著，“要麼是繼續在監獄裡寫作，要麼是識大體不做聲”的話，因此毛澤東並沒有“神化魯迅”，魯迅的“三個家”的評價是當之無愧的;他指出在北洋教育部領工資純然是飯碗問題，“拿了再寫罵政府的文章，又有何不可”？他指出從《記念劉和珍君》一文可見魯迅對學生很愛護，李敖說魯迅不尊重學生的細節，“更屬荒謬，且死無對證”。總之，林賢志對李敖的評魯觀點全盤否定，稱他是“胡說八道”。這次答問，代表了大陸多數“擁魯派”對李敖評魯的基本立場。
正如林賢志所言，“能夠寫出連李敖都不敢否認其價值的《阿Q正傳》納人，他的文字真的會像李敖所說的這也不通那也不通嗎？”人們同時會反問：能夠寫出《胡適評傳》、《蔣介石研究》蹲有著廣泛社會影響的歷史著作的李敖，他列舉的事實會像林賢志所說的那樣完全是“胡說八道” 嗎？他在節目中把魯迅文章中病句拿來剖析，這 種對“偉大的文學家”的“冒犯”，難道就是林所說 的“庸俗無聊”、“流氓習氣”嗎？對一個以思想傳播為職志的文化戰士，僅僅以“譁眾取寵”能解釋他甘冒眾怒而挑戰神聖的行為嗎？李敖列舉的證據是否事實，儘可通過考證加以說明，但僅靠一種情緒而全盤否定李敖的觀點不僅不科學，也絕難服人。
更何況，李敖評魯之目的並不在揚其所長，即早已家喻戶曉的“偉大成就”，而在揭其少為人知的負面部分。這些部分由於大陸長期以來的政治教化早已被淡化和淹沒，魯迅成為一種理想文化的偶像，失去其歷史真實性。還原魯迅的真面目，正是李敖評魯的目的之一。正如他在20 年前所說，中國現代的文人，不論是魯迅型的、胡適型的，實在都有他們的限度，“他們的成就，都因滲入政治的推波助瀾，而變得不能‘恰如其分’，而變得像淹了水的浮屍，臃腫而失去本來面目”。這種大膽而毫不留情的翻案文字，對長期浸淫於早已定性的魯迅形象中的大陸讀者而言， 自然如五雷轟頂難以接受，李敖因此而受到來自上下四方的攻擊也就在所難免。
另外，李敖拿胡適與魯迅作比，意在說明現代文化史上進步知識分子思想的多元性。胡與魯所選擇的不同鬥爭方式正代表了當時知識分子的兩種救世情懷。面對內部腐敗的壞政府，魯要革命， 胡要改良，哪種方法更有利於國計民生，歷史的選擇實難假設，更何況政治集團之間的鬥爭在起著決定性作用。因此，李敖也好，林賢志也罷，分別道出了魯迅與胡適的兩個面。偏執於任何一面， 都有違歷史的真實。李敖的可貴之處在於，在許多學者把魯迅的人生態度和思想當作唯一正確抉擇的時候，他把胡適的選擇擺了出來，並放在並不低於魯迅的位置，以此來喚起國民的再思考、再評價。這一良苦用心被當做“譁眾取寵”，實在是一種誤讀。而在“涉及文學和思想的部分”，李敖則提醒人們莫要盲目崇拜，對明知不對之處“過分地高估”、“過分地讚美”，甚至以之為範，這樣會 “很危險”。
在第395集《近魯迅者文不通》中，他再次指出，“我們必須承認魯迅在文學史裡面的歷史地位”，即在五四新文化運動時代的貢獻，但 不能因此而“延伸到現在”，那樣就出了問題，“他是歷史人物，他不是現代人物”，如果把他當成現代人物去歌頌他、崇拜他，就錯了。應該說，李敖的這種評價態度並非“庸俗無聊”的求全責備，而是客觀的、辯證的，具有思想家和歷史家的眼光。
當然，不可否認，李敖在《有話說》中對魯迅的評價，許多內容缺少具體而嚴密的證據和深入的分析。比如關於魯迅的人格與民主思想方面的論斷，憑少許的材料而匆忙下結論，導致了觀點的蒼白。再如在《林語堂比魯迅人性化》中，李敖稱林語堂在做人處事方法上比魯迅人性得多，魯迅具有戰鬥性，但“整個的視野出了問題”，他打擊的目標便也“出了問題”等等，這些觀點，也許是受節目時間所限，也許是他未深入挖掘，總之，缺 少讓人信服的事實依據，難免成為遭人詬病之處。
四、結語
到此，我們似乎可以得出一個結論:李敖以魯迅為切入點，實乃意在言外、別有懷抱。他還原歷史的目的，是要傳播一種觀念。是文學的，更是思想的。在人生態度上，魯迅是那個時代的特立獨行者，但未必是現代知識分子的最尚境界。在文學上，他肯定魯迅的歷史功績，但否定其作品樣樣倶佳。魯迅有那個時代人所共有的侷限性，我們不該一美倶美、固步自封。在思想上，他指出政治左右文化的時代應該結束，我們要超越過去，不該拜倒在政治炒作下形成的偶像腳下。他一再強調，“如果我們今天還抱著魯迅不放，那就說明我們沒有進步”，其意還是在激勵當代大陸人要真正掀起一場思想解放運動，客觀地評價那些曾被高估了的對象。他對魯迅近乎“酷評”的言論，猶如上個世紀60年代的“西化論”一樣，只是一種矯枉過正而已。可以肯定，李敖頻頻談魯，意圖並不在否定魯迅，而在讓人們認清歷史真相，走出偏執的思想沼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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