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冰火两重天
公元1736年，爱新觉罗弘历即位，是为乾隆皇帝。而他的父亲，雍正皇帝爱新觉罗胤禛，则在之前驾崩，不久之后，乾隆开始全面推翻雍正的改革。
雍正和乾隆，是历史上著名的父子皇帝，两人御极74年，终于使清朝达到极盛。
但这两人的风格，却有很大的不同。
之前有一篇很火的文章《雍正骂乾隆:朕没你这种农家乐审美的儿子》，历数了两人在审美上的不同。
上面几个是两人宫廷中的物件，风格迥异非常。乾隆喜欢的是花里胡哨的豪华版，雍正喜欢的是淡泊清雅的简约版，而这也基本代表两人的性格。
胤禛冷漠残酷，给人印象是一个“严”字，世人皆骂雍正帝刚愎阴鸷。
弘历和善温暖，让人感觉是一个“宽”字，世人皆颂乾隆帝宽宏伟略。
这种舆论表现，可谓冰火两重天，但两人的真实性格跟外在表现截然相反。
如同《哈佛中国史》所说，雍正帝的严，不过是一种固执，固执地想让官僚体制合理化、帝国控制集中化；而乾隆帝的宽，其实是一种自信，自信地认为有手段让所有人都听话。
雍正“严”的外表下，常有酣畅淋漓、快意恩仇的冲动表达。他圈禁胤禩胤禟，赐死年羹尧，却很少问罪身边的辅政大臣，对违法乱纪之徒的处置也非常宽厚。
尤其是雍正给大臣的奏折回复，更是表现率然纯真的一面。有一次喀尔喀副将军策旺扎布上奏问候皇帝安康，雍正帝竟回复：“尔等如此使朕畅快，何疾不治，何病不除?朕躬甚安，已痊愈。朕之亲切宝贝尔等俱好么?”兴之所至，连“亲切宝贝”都叫了出来，真的跟小孩子一样。
原来你是这样的雍正
乾隆“宽”的外表下，总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残酷镇压。他动辄处死军机大臣和六部尚书，还对百姓滥用凌迟、连坐等酷刑。
乾隆十三年，三朝老臣张廷玉祈求退休，询问乾隆皇帝是否可以遵从雍正遗诏配享太庙时，乾隆忍不住厌恶，出言讽刺至极：
“张廷玉身负三朝重恩，遭遇之盛，罕有伦比。。。对于君臣大义，并不在心，不惟得罪于朕，并得罪于皇考。天地鬼神，显夺其魄，居心行事，尽行败露。”
人情凉薄，其尽于此，三朝老臣，一把打倒。
可以说，雍正帝外严内宽，外冷内热；乾隆帝则外宽内严，外热内冷，这种性格差异，也带来了执政风格的不同。本文瑾以几个人物事例，分析这两位著名的矛盾父子皇帝。
02 曾静的喜悲人生
最能说明两个皇帝差异的，是1728年开始的曾静案。
曾静，1679年出生于湖南永兴，号蒲潭先生。曾静年轻时备考科举，但屡试不中。他酷爱读书，深受明末大儒吕留良影响，认为汉族与满族有“夷夏之防”，力主“反清复明”。
雍正皇帝即位后，大肆圈禁宗室胤禩等人，时人相传雍正皇位来路不正。曾静认为此等无德之君上台，正是清朝元气已尽的标志；同时雍正强迫士绅一体纳粮当差的政策严重损害了知识分子的地位和权益，个人恩怨加民族之见，曾静对雍正充满怨气。
时值湖南洪灾，曾静借此机会，抨击其为上天对雍正的惩罚，力斥雍正篡位上台、谋害血亲、天地不容，并趁机宣扬反对满人统治，鼓动汉人起义改朝换代，反清复明。
光有言论还不够，他听闻陕甘总督岳钟琪是岳飞的第二十一代嫡孙，拥有重兵，但不为朝廷信任，于是拉拢岳钟琪谋反。
岳钟琪没有同意，而是将曾静的事上奏雍正。雍正气愤不已，缉拿曾静下狱。在大家等待一场腥风血雨到来之时，雍正之后的反应却大出人们预料。
雍正仔细思量后，认为曾静的思想很危险，但其来源为吕留良，罪魁是吕，吕已死，他将吕开棺戮尸以示惩戒；对于曾静本人，雍正觉得不足为患。
雍正表现了自己性格中率达的一面，他亲自询问曾静，并与曾静辩论几天几夜，然后曾静对其罪行表达忏悔，雍正网开一面，令其返家，以示皇恩浩荡。就这样，曾静成为了知识分子心中的英雄。
接下来雍正又做了一件大开眼界的事，这表现的就不只是率达了，而是天真：为了挽回自己的声誉，雍正编纂此案的记录，写文驳斥曾静的“歪理”，集结成册子《大义觉迷录》。
在《大义觉迷录》中，雍正力辟华夷之见，解释清朝龙兴之地满洲，是中国地理之北，满汉实属一家。
而且，雍正充分暴露了自己冲动的性格，为了驳斥曾静的理论，他不惜将“九龙夺嫡”那段疑案抖搂出来，并以种种不可外扬的家丑为据，示自己上台名副其实。
但适得其反，人们就是本着看热闹的心态，皇帝这种做法是越描越黑，加上被圈禁的胤禩等门人煽风点火，民间关于雍正篡位上台的传言愈演愈烈，雍正很快就变成了笑柄。
作为帝王，亲自下场与一个小儒辩论，有损国体尊严；抖搂宗室丑事，有损皇室尊贵。但雍正就是这么一个人，在严酷的表面下，是一颗冲动炽热的内心。他甚至在临终时都叮嘱乾隆，不要杀曾静。
乾隆即位后，对他爹的做法完全无法理解，虽然他主张宽仁治国，但即位第一年，就重新逮捕曾静，凌迟处死，族人连坐。
对于《大义觉迷录》一书，乾隆认为损害了清朝皇帝的权威，将其列为禁书，广泛搜查流传在外的册子，命令谁要私藏，立刻处死。
借着曾静之事，乾隆大兴文字狱，《清史稿》中仅大的文字狱就有130多件，比康熙雍正两朝加起来都多，很多文人因此家破人亡，再无自由之思想。
03 准格尔灭国与西南边陲的改造
另一个表现两个皇帝态度差异的，是清朝的对外战争。
雍正处理政务起家，对军务并不熟稔，弓马也稀松平常，决定了他不好斗的性格，所以他在军事政策上绝对不冒险行事，一切以“稳”当先。
这在对准格尔汗国的策略中表现最为明显。
我在前面文章中讲过残酷的清准战争（可关注本人账号查看），历经康熙、雍正、乾隆三朝，100余年才结束。
康熙亲征准格尔两次，消灭了葛尔丹，但准格尔汗国并未消失，频频入侵内陆，甚至裹挟喀尔喀蒙古也反叛清朝。
康熙辞世后，雍正与准格尔达成和解，通过停战协议和贸易平定蒙古各部，取得了一定成果，虽然在和通泊之战中战败，但西部边界维持和平，30年间大的战事罕有发生。
乾隆上台后，对开疆拓土非常热衷，他始终不忘爷爷遗志，一直想彻底歼灭准格尔部。
1757年，趁准格尔内乱，乾隆发兵十万攻打准格尔，取得重大军事胜利后，乾隆残忍下令对超过50万人口的准格尔实行种族灭绝。
到1759年，从塔里木盆地到准格尔西部的广大地域，被清兵一扫而空，尸骨千里，从此准格尔部族就在历史长河中消失了。
表面宽宏大量的乾隆皇帝，却残忍的、完全剿灭了一个规模宏大的民族。
在西南边境，也重复了雍正和乾隆的不同做法。
西南包括现在的云南、贵州以及缅甸的一部分，直到明末还未成为汉族人的有效统治区域，当地人是被称为“苗人”的土著。
雍正上台后，派遣云贵总督鄂尔泰开展一系列较为平和的殖民政策，包括开垦荒地、财产私有和以税收为目的的户籍登记制度。
作为很少治理的西南边陲，每项政策都花费不菲，也引起了当地居民的反弹，不时有暴力事件，雍正不得已增加入驻军队数量，从而导致西南地区经济压力极其巨大。
朝廷很多官员抱怨这些支出，雍正为自己辩护：
“此朕念边地穷民，皆吾赤子，欲令永除困苦，咸乐安全，并非以烟瘴荒陋之区，尚有土地人民之可利，因之开拓疆宇，增益版图，而为此举也。”
虽有惺惺作态之嫌，也不乏博爱子民之心。
但因为当地民众反对，加之官员执行政策的粗暴，暴力事件一直不断。乾隆上台后，有感于西南边陲的巨额军费，失去了改造的耐心。
在他的暗示下，1735-1736年间，“古州苗变”爆发，清朝派大军镇压，并残忍屠戮当地土著。
据清朝官方统计，将近18000名居民遭到屠杀，1224个村庄付之一炬，古州地区的苗人几近灭族，从此，清朝霸权把触角完全深入到了西南边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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