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詩是我的事業，做編輯同校對"金庸作品集"，是我的職業」。"明報"前副刊編輯蔡炎培，即是香港文壇重要詩人，也是查良鏞的御用校對和編輯。
在"明報"28年，他形容前老闆「一生謹慎」，喜怒不形於色，唯一見過他流淚，是最痛惜的兒子在美國自殺離世，那滴奪眶而出的眼淚，半世紀過去，仍忘不了。
對於這個倪匡形容為「一流朋友九流老闆」的大作家，他就笑謂大俠崇尚多勞多得，但也有人情味的一面。老闆知道他半生兩袖清風，當年就主動出錢讓他醫眼。
在睏乏多情的那些年，蔡炎培見證這個老闆原來不太冷。身型高大，頭戴米白色帽子，不說話時溫文爾雅，一說話口沬橫飛，
83歲蔡炎培，多屆青年文學獎評審，香港中央圖書館備存他的詩作全集，年輕文青尊稱他一句蔡爺，已故女作家林燕妮口中的蔡詩人，是罕有真性情的人。
記者邀請他接受訪問談故人，這個老詩人帶來題為"望穿蒼穹"的小詩，嚷著要送給查大俠：「金庸登仙羽化悶葫蘆......」詩內一犬吠影百犬吠聲的情態，帶點戲謔卻又妙趣橫生，這個戰前老人，在創作路上，到今日還是跳脫前衛又反叛。
「查生擅長無招勝有招，我就以怪招送他最後一程」。記者未及反應，眼前的老頑童已自顧自哈哈大笑。這便是蔡炎培，放浪任性，中文根底厚卻又能俗能雅，83歲，仍熱衷創作，不拘一格。
31歲走進"明報"，由助理編輯做起，一做28年，94年查良鏞賣盤後引退，3個月後他亦離開工作近30年的第二個家。
這個家孕育他出版人生第一本詩集，多年來仍心存感激。只是"明報"出名人工低，入職時月薪280美元離職時一萬四，近30年的青春，只及當時一個高級文員的收入。
「離開"明報"後，去"新報"辦副刊，做4年先正式退休，是"新報"的頭4年，人工等於的"明報"8年」但說罷他不忘補充：「錢不用很多，夠生活基本就得」。
半生風流卻又安貧樂道，晚年獨居於藍田公屋，手提電話也懶得用。他說有支筆有張紙讓他寫詩，已很滿足。廣州出生，香港成長，65年臺灣中興大學畢業回港，自少已愛文學愛寫詩的蔡炎培，一度以寫當時流行的「4毫子小說」維生。
「一共寫了8本，兩本原創，另外6本就改篇世界名著」。
5，60年代，沒太多娛樂，追看小說是生活日常。那些年，志同道合的文學青年，共租小單位權充寫作間談文說藝。他與作家亦舒及西西是文友，與亦舒的前夫蔡浩泉，更是沙煲兄弟：「阿泉在"明報"美術部工作，他說副刊請助理編輯，就去見工」生活得再波希米亞都好，仍有成本，找一份穩定工作不容易，何況更是他喜歡的文字工作？
入職後第一份差事，是主理專欄「包教曉信箱」，為讀者解答疑難雜症。「"明報"59年創刊，我66年入職，那個時候辦公室還是在灣仔謝斐道，地方好細，全間報館不夠10個人，朱玫成日口袋裡裝個收音機，一路聽一路抄稿」。
蔡炎培口中的朱玫，正是為查良鏞生下四名子女的第二任妻子，也是"明報"的開荒牛，那是睏乏多情的年代，生活艱苦，卻孕育最多像蔡炎培一類醉心創作又不計較的文藝青年。「入職時人工280美元每月做滿試用期加50元，但要校對鄉土版五條字」。
客串"自由談"一篇10美元寫笑話一則稿費 1美元，當然還有校對"金庸作品集"，每月加200美元半世紀前的數字，他倒背如流，只因筆耕為業，一分一毫，掙來都不容易。
「太太懷第二胎，我對查生說薪金不夠家用......查生說他會想想辦法，不久即把正在籌備的"金庸作品集"給我校對。」
金庸武俠小說1955年年問世，當時主要於報刊連載，並定期印成單行本，70年代封筆後，金庸就著手把作品修訂出版結集，實行肥水不流別人田。整個修訂過程，歷時達十年。
「那個時候做編輯要長期返夜班，凌晨兩點先收工，宵夜後再開工，要工作到天光」。以報館為家，兒子拉著爸爸說「好想你多點回家」，不再是肥皂劇的煽情對白，而是真實人生。
「那個天台走廊放了一張床，其實是塊門板，上面放張竹蓆就在那裡睡，睡醒後又繼續工作」。生活儘管迫人，這個窮風流的詩人，卻為床位改了個雅號，叫「迎風閣」。
「以前有所謂卡式錄音帶，我的兒子會錄音給我，等我可以在這裡聽」。回想半世紀前的一件小事，這個八旬詩人還是一臉窩心
。重新修訂工程浩大，金庸又要求高，他在"書劍恩仇錄"初版的後記，就特別點名對負責校對的蔡炎培，排字領班陳棟及各位工友致謝，他這樣寫：「幾乎每一句句子都曾改過。甚至第三次校樣還是給改得一塌糊塗」，常有「既感且愧之念」。
擅作詩用詞精煉的蔡炎培回憶，金庸仔細刪修內容，每個字詞都很考究。他舉例如在"書劍恩仇錄"中，查大俠就將「汗毛「改成」寒毛」，將「劍拔弩張「改為」箭拔弩張」，一絲不苟。"明報"時代的金庸，一手辦報紙，一手寫小說，
蔡炎培說，查先生既是老闆又是一代健筆，從無人敢改動他的文章，但當時的字房，就流傳了一個「以下犯上」的故事，而「犯上者」正是他。
「那個時查先生每日撰寫慨社論，亦指定由我做校對，通常健筆都有文氣，我不會特別對照原文，有一回，社論見報後查生走過來問，問為什麼會人改了這個題目，原來稿子插在稿插上，剛好把『世界性的大憂鬱』的『大』字『插走』了，
我想了一想反問查先生：『世界性』還不夠大嗎？」老闆聞言，不怒反笑就走回辦公室，事後還私底下稱讚他「文字根底不錯」。
這些點滴，蔡炎培說，事隔半世紀，仍如昨天。事實上，由作品集到社論，要求極高的金庸，均指定蔡炎培最後校對，確保沒有錯字，「御用」之名不徑而走。
對於這個倪匡口中的「一流朋友九流老闆」，蔡炎培笑謂只視作報業經營者應有「量入為出」的謹慎作風，又透露金庸其實也有人情味的一面。
「有次新年，他招待班同事上山頂間屋玩，席間大家玩紙牌，我輸了1200元。查良鏞看了看我就說：「炎培的數入我的好了。 」
另又有次他右眼眼角膜脫落，私家醫院索價4萬元做手術，保險只夠付一半，結果是「查先生出手包了另一半」
。時為1985年，他正為《金庸作品集》校訂，因眼疾放了幾個月病假，金庸亦從無責難。這個老闆，沒溫馨細語，但在蔡老眼中，卻也不太冷。
在明報28年，直率的蔡炎培形容前老闆「一生謹慎」，喜怒不形於色，唯一見過他流淚，是最痛惜的大兒子在美國自殺離世。 「那個時候我出差回來，開口想慰問，他已經衝入去廁所…」
《明報》上下都不敢提，但翻開金庸在《倚天屠龍記》初版修訂本的後記，他曾這樣寫：「張三丰見到張翠山自刎時的悲痛，謝遜聽到張無忌死訊時的傷心，書中寫得也太膚淺了，真實的人生中不是這樣的。因為那時候我還不明白。」
「我還記得那時候還在灣仔，有個邵氏明星自殺，查生問有沒寫說明，結果期間有人怯怯回答他：好像寫了，不過波叔（明周前總編輯雷煒坡，其時以筆名兼寫明星專欄）好似寫了給到《快報》出，
只見他不發一言回到自己的功夫臺，但一對手就拳頭到握緊張臺…」回首那些年，蔡炎培笑說半世紀的故人記憶猶新，但很多事卻零零碎碎、點點滴滴，就像他筆下詩歌：只可意會，不便言傳。 「其實朦朦朧朧也很美…」誰說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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