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天寶十四年（公元755年），大唐平盧、范陽、河東三鎮節度使安祿山以誅宰相楊國忠為名，在范陽（今北京）發動叛亂，史稱“安史之亂”。叛軍迅速攻下了太原、洛陽，次年安祿山在洛陽稱帝。
第二年六月（公元756年），安祿山的軍隊開始進攻潼關，兵鋒直指京師長安，京畿附近的河東、華陰、上洛等郡官吏望風披靡，紛紛棄城逃跑。
此時此刻的長安城頭，已經能夠清楚得感受到叛軍鐵蹄揚起的蕭殺氣氛。
時年七十一歲的李隆基，早已喪失了當年的豪氣與雄心，他不知道該如何去平定這場席捲半個江山的叛亂，更不知道該如何以這副天子之身去面對范陽的刀馬。
此時，與李隆基一樣方寸大亂的楊國忠，向李隆基建議，“幸蜀”。
也就是逃往四川。
楊國忠提出這個建議當然是有私心的，蜀地是他的老巢，到了那裡，他可以依評自己在那裡的勢力，繼續將玄宗與自己牢牢綁在一起，這樣，只要玄宗的牌子不倒，只要天下的節度使仍願意拱衛李唐皇室，那他眼下所擁有的權勢與富貴便可繼續持續下去，安祿山、史思明的反叛，不過是他仕途中的一個小小的插曲。
但也許是如火的軍情燒亂了他的思維，也許是他內心中自私的部分徹底壓倒了理智，一向善於揣摩人心的他，此時卻完全沒有注意到，在朝堂之中醞釀開來的那份劍拔弩張的氣氛。
這朝堂上的人，又有哪個不知道劍南是楊國忠的老巢，可又有哪個人會希望繼續由他來把持大唐的朝綱。
這麼大的亂局，總得有個人來承擔罪責。
次日，唐玄宗登勤政樓向長安百姓許諾：朕要親征。但當天晚上，便命令禁衛軍首領陳玄禮準備車馬，調動親軍，並於第二天清晨帶領百官、妃嬪、宮人，倉皇出逃。
這個曾經開創了中華民族歷史上首屈一指盛世的皇帝，現在居然懦弱到，要用他長安子民的血肉之軀去抵擋范陽兵馬的鐵蹄。
那位平定韋后與太平公主之亂的青年英主，那位與姚崇、宋璟、張說、張九齡這些千古人傑共商國是的盛世天子，那位明知李林甫“妒賢嫉能，無人能比”卻仍敢讓他登宰相位的自大皇帝，到了此時此刻均已煙消雲散。
安祿山的大燕軍隊攻入潼關的這一年，李隆基七十一歲。
逃難之路充滿艱辛，車馬勞頓，補給不足，相比於這些切實的苦難，長安百姓在叛軍鐵蹄蹂躪下發出的哭喊聲，對李隆基來說還是太過遙遠了。
他現在只想保住自己的性命，至於其他的事情……百姓的安危，大唐的尊嚴，懦弱的迷霧已經遮住了他的眼睛，他再也看不到這些東西了。
之後，便發生了馬嵬坡下的那件事。
當地的地方官員逃逸，無人供應軍糧，又累又餓、怨氣沖天的禁軍發生了譁變，楊氏一門均遭屠戮。
楊貴妃雖然長居深宮、不知政事，但也成不了覆巢之下的完卵。
甚至連一生都對李隆基忠心耿耿的高力士，這次也沒再站在唐玄宗這邊。
“貴妃誠無罪，然將士已殺國忠，而貴妃在陛下左右，豈敢自安！願陛下審思之，將士安，則陛下安矣。”
玄宗為求自保，萬般無奈之下，只好賜楊貴妃自盡。一代天姿國色，就在馬嵬驛佛堂前的梨樹下香消玉殞，時年三十八歲。
自古君王情比紙薄，這句話似乎又一次得到了應驗。
楊貴妃自然是令人痛惜的，但玄宗後期的昏庸、安祿山在邊關的做大、以及楊國忠的亂政，不能說和楊貴妃就一點關係都沒有。馬嵬坡下的一條白綾，帶給她的不僅是冤死，也是清淨。
唐明皇與楊貴妃的結局，有時候會讓人聯想起項羽和虞姬。
對於男性的一方而言，唐明皇與楚霸王，都是一樣的窮途末路，英雄氣短。
對於女性的一方而言，楊貴妃與虞姬，都是一樣的被迫自盡。
前者是“君王掩面救不得，回看血淚相和流。”
後者是“騅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
但相較而言，霸王與虞姬的結局就要比唐明皇與楊貴妃的結局，要壯烈得多了。
項羽在軍事與政治上的失敗，要比李隆基糟糕得多。垓下之圍，楚軍主力徹底被殲滅，項羽率領最後的八百騎突圍，在經過和追兵的死戰，項羽到達烏江時，跟在他身邊的只剩下二十八騎，而緊隨其後的漢軍追兵，卻有足足五千人。
但項王終究還是維持住了自己的膽略，他橫槍躍馬，無畏死戰，縱是最終力竭自刎，也擁有著一種天神下凡似的英姿神采。
反觀李隆基，叛軍未至，便拋下百姓棄城西逃。行至半途，禁軍請命殺回長安，他卻一語不發、只求自保。馬嵬坡前，軍隊譁變，他依舊拿不出一言九鼎的氣勢。
大唐的皇帝，掌控千萬人生命的天子，就這樣在自己的護衛軍面前，消去了最後的一絲魄力，儼然與一名怕死的匹夫無異了。
想來許多人看到這裡，都會覺得李隆基這位曾經的一代雄主，這個時候已經老糊塗了，已經不知道該如何像從前那樣掌控局勢，也無力再行使那至高無上的皇權了。
但事實真就如此嗎？十餘年的安逸享樂，真的不光消磨掉了李隆基的鬥志，也將他的智慧與手段也一併消磨掉了嗎？
站在我們後人的角度來看，事情似乎並不是這樣的。
李隆基的逃亡之路驚險不斷，但幾次都被他化險為夷：馬嵬坡兵變他淚別楊玉環，以極度的悲痛換取了兵士們暫時的同情；之後他又派太子李亨率兩千兵北上靈武，更是進一步將李亨這個“火藥桶”從逃亡隊伍中清除出去（雖然這件事對太子李亨更有利）；到達扶風郡之後，他將益州進貢的十萬匹貢布賞賜給軍士，並允許軍士自行去留，最終他的車駕到達蜀郡的時候，身邊的扈從、官吏、軍士加起來不過一千三百餘人。
在逃亡途中，禁軍內部可謂是暗流湧動，不滿情緒甚囂塵上，再加上軍士的家人財產多在長安，思親、思歸的心理甚重，就連禁軍的統帥陳玄禮面對這種危險的狀況也毫無辦法。是李隆基在眾叛親離、身旁無一重臣可供諮詢的情況下，將兵亂的危險壓制在警戒線以下，並慢慢地將其分化、瓦解。
入蜀之後，李隆基還是做出了幾個比較英明的決斷：他先是大赦天下，化解自李林甫專權以來積累起的社會矛盾。而後，他欣然接受了太子李亨在靈武登基稱帝的消息，並且立刻將象徵皇帝權威的印璽和金策交出，讓肅宗的這個皇位得以坐穩，也讓全天下仍願意效忠李唐的節度使擁有了一個“保險”的效忠對象。
但同時，李隆基並沒有完全放棄掉手中的權力，他雖然退皇帝位稱太上皇，但卻依舊保留了干預軍國大事的權力，同時根據《明皇令肅宗即位詔》的規定，在克復長安之前，玄宗可以繼續處置南方地區的軍政要務，直到後來回到長安之後，他才真正開始不問政事，專心養老。
後來，鎮守江陵的永王李璘擁兵自重，意圖效法司馬睿割據江東，李隆基在得知消息的第一時間便站在了唐肅宗這邊，他發佈誥文將李璘貶為庶人，將這位他最喜歡一位兒子定性為亂臣賊子。
但可惜的是，李隆基在回到長安之後，心智彷彿又糊塗起來了，他宴請軍中的同齡，又繼續任用陳玄禮作為自己的護衛首領，最終招來了肅宗的不滿和猜疑，這就是利令智昏了。
怎麼說呢，雖然安史之亂之後，李隆基已不再是大唐政壇上的主角，但他也沒有徹底淪為一介丑角，他雖然沒能像項羽、隋煬那樣，展現出虎死不倒威的姿態，但也為挽救支離破碎的大唐帝國做出了應有的貢獻。
看到這裡，或許有人會提出質疑。
既然晚年李隆基的理政水平依然在線，為什麼平定安史之亂的人不是他，而是唐肅宗李亨呢？如果他能像漢武帝那樣，自己把自己搞出來的亂局收拾好，那他的晚年光景應該就不會那麼悽慘，死後也不至於揹負一個昏聵的罵名。
答案其實很容易回答，不過要是細分開來，應該是有三個原因。
首先是最直觀的第一個原因：英雄遲暮。
安史之亂開始的時候，李隆基已經七十一歲了。這在中國古代，妥妥能稱得上是“高齡老人”了，而在平均年齡只有39歲的皇帝之中，能活到他這個歲數的人更是少之又少。
看看歷史上那些有大作為的君主吧，能活到70歲的又有幾個呢？更別說活到那個年紀之後還能保持和過去一樣執政水平的了。
一個七十一歲的高齡老人，就是再老謀深算、再有智慧，也不可能如年輕人、壯年人的那般充滿鬥志，這是生理因素決定的……至少在古代社會，幾乎沒有任何人能夠從這一因素的影響中跳出去。
想想當初的趙武靈王吧，一代英主最後居然活活餓死……
當然凡事也是有例外的……畢竟中國古代確實還有一位皇帝，年過八十還雄心勃勃。
其次是影響最深遠的第二個原因：李林甫專權時期的白色恐怖，毀掉了唐玄宗在大唐官民心中的君恩。
其實“君恩”這種東西，在封建社會的官員心中非常重要，它是君臣之禮的一部分。正如《孟子》中所說的那樣：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仇。這句話，用現代人的語言去解釋就是，一個國家要穩定（注意，穩定和強盛是兩個不同的概念），需要眾多的既得利益者。
而李林甫在專權時期，大興冤獄，排斥異己。先是借牛仙客事排擠張九齡、裴耀卿等人，又進讒言使李隆基殺太子李瑛、鄂王李瑤、光王李琚，之後又抓住李隆基對太子的猜疑之心，連續發起三次大獄；最喪心病狂的是，李林甫為了杜絕唐代“出將入相”的傳統，竟然建議唐玄宗不再選用文臣為邊關將領，這樣一來，他就不必擔心在朝廷外部出現自己的政敵了。
李林甫的一系列建議和舉措，不僅造成了蕃將做大的局面，為之後的安史之亂埋下了伏筆，也嚴重加劇了統治集團內部的矛盾，使得地方上官員的訴求難以反饋到中央，也隔斷了中央官員與地方實權派之間的聯繫。地方實權派出身的官員進入不了中央，只能在地方上持續做大，中央朝廷裡官員沒有了上升的渠道，自然就會對皇帝生出怨憤。
這種情況持續發展下去的結果，就是唐玄宗的皇帝權威變成了一個毫無根基的空中樓閣，待到安史之亂爆發，將這種權威推翻在地之時，唐玄宗再想翻過身來，基本上就是不可能的了。
而一個得不到臣下信任的君主，就算再有智慧、再有手段，也會像陷在棉花裡的大力士，天大的力氣也使不出來了。
至於這最後一原因嘛，則在於大唐帝國的特殊國情。
安史之亂以前的唐朝，真的可以稱得上是全世界人類的【希望之光】，就算是里根-布什-克林頓時代的美國也難以與之相比。強盛，富足，繁榮，文明，先進……所有寓意美好的詞彙放在那個時期的大唐身上，都不會讓人覺得誇張。
尤其是唐玄宗執政前中期的開元年間，雖然土地兼併、戰備鬆懈的情況已經有了苗頭，但在清明的政治環境與繁榮的經濟環境影響下，這些問題均得到了掩蓋。對於當時的人們而言，唐朝就是永盛不衰的日不落帝國。
而之後的安史之亂，叛軍在大唐境內勢如破竹，各州縣在叛軍的鐵提前望風披靡，毫無抵抗之力，則將民眾和官員們對於大唐的固有印象被徹底打破，強烈的心理落差，需要一個發洩的出口。
李隆基倉皇出逃，本就是極度喪失民心的行為，再加上大唐百年強盛，長安城頭一次面臨陷落的危險，百姓也好、軍士也好，在面對光榮的過去和慘痛的現實時，心理上的落差是極其巨大的，而這種巨大的心理落差，最終是要發洩在掌權者身上的。
楊國忠不夠分量，楊家滿門也不夠天下人出氣的，那安史之亂這一驚天之變的責任究竟該誰來擔呢？
只能是唐玄宗了。
一個罪人，又如何能夠擔負得起重整大唐帝國的責任呢。
……
所以說，無論天時、地利、人和，都註定了唐玄宗李隆基，不能像漢武帝那樣，親手收拾由自己引發的亂局。他的英雄時代已經過去，他曾經的皇帝權威也同楊貴妃的香軀一同，化作了馬嵬坡下的一潭塵土。
沒有青年時代的血氣方剛，也沒有壯年時代的果敢英武，沒有文臣武將的支持，也沒有百姓官兵的信任，只剩下一顆在劇變之下驟然冷靜的腦袋、以及一點點已在身體裡沉睡許久、剛剛醒乏過來的政治智慧，這樣的李隆基，充其量也就是一隻在死前對山哀嚎的病虎，雖然仍有些許的自保之力，但還想要呼嘯山林、令百獸膽寒心怖，卻已是不可能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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