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以英、法、美为主导的战胜国于1919年1月18日在巴黎凡尔赛宫召开“和平会议”，对战后的世界新秩序进行重新划分。
作为协约国之一，中国北洋政府以战胜国身份参加了这场和会。
巴黎和会场景
在参加这场会议前，当时的国人是非常激动的。
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一直饱受列强欺凌，国家、民族都处于痛苦的边缘。所以实现国家独立和民族自由，实现富国强军及民主共和也就成了当时无数仁人志士苦苦追求和奋斗的目标，并为之前赴后继！
1918年11月11日，德国签订了《康边停战协定》，宣告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正式结束，这让当时的国人第一次近距离地感受到国家、民族脱离被帝国主义奴役的日子已经不远了。
为此，14日，北洋总统徐世昌在北京太和殿前举行了阅兵仪式，并邀请各国公使参观；同时，当时的北京还举行了为期三天的庆典，学生、工人、商人等各界人士都纷纷走向街头庆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胜利，“旌旗满街，电彩照耀，鼓乐喧阗，好不热闹”。
1918年11月14日，参与政府举办的阅兵仪式中的北洋军乐队
这一切，源于1918年1月8日美国总统威尔逊在美国国会上提出“和平十四条”的演说，一场被看成是美国以世界第一强国的身份对维护战后世界和平秩序时，制定的给予弱国以同情和保护的国际准则！
在这场演说中，威尔逊提出了两个重要观点：世界强国在维护战后国际秩序和平时应该承担怎样的大国责任；世界强国在面对殖民地人民提出基本政治述求时应该给予怎样的权益保障。
而最重要的是，威尔逊在他的《和平条款十四条》中提出最后一项“组织国际联合会，其实旨为各国交互保障其政治自由，及土地统辖权。国无大小，一律享同等之利权”的说辞，更是符合了当时被帝国主义奴役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国家的人民心声，这就是著名的“公理战胜强权论”。
此演说公布之后，四方轰动。
巴黎和会三巨头
这让拥有千年文明，但在近代饱受弱国之苦、渴望民族独立、渴望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中国人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来自大洋彼岸的文明关怀。
在当时，威尔逊的“公理战胜强权论”对中国社会各阶层造成了很大的思想冲击，使得中国各界人士对美国都抱有极大的幻想。
如《每周评论》1918年12月22日刊登了陈独秀的演说：
“美国大总统威尔逊屡次的演说，都是光明正大，可算得现在世界上第一个好人。”
如《北京大学日刊》1918年12月27日刊登了胡适的演说：
“把各国私有的武力变成了世界公有的武力，就是变成了世界公有的国际警察队了。这便是解决武力的办法。”
而梁启超甚至认为威尔逊的“国际联盟”是实现世界大同的最佳手段：
“侵略主义既为天下所共弃，此后我友邦断无复有以此加诸我。藉曰有之，而亦必有他方面之制裁，使莫能发，故此后更无国防之可言。”
一战结束后的欧洲地图
1919年1月5日，离巴黎和会召开还剩13天的日子里，上海《民国日报》则发表了一篇社论，把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胜利看成是“协约国及美国之大战成功”，认为中国参加巴黎和会是一雪前耻的大好机会，是可以“挽百十年国际上之失败”的，也是能够使国家“与英法美并驾齐驱”。
正因为在急切渴望民族独立、领土完整的爱国情操下，“公理战胜强权”在那段时间内成为中国社会舆论的热搜，成为当时中国社会最火的流行语。而“威尔逊大总统万岁”的呼声也不绝于耳！
基于这些，北洋政府在派遣代表团参加巴黎和会前，制定了废除不平等条约，争取关税自主，废除“二十一条”，收回一战期间被日本占据的青岛和胶济湾等议案。
然而，被英、法、美操控的巴黎和会却狠狠抽了当时的国人一记响亮的耳光！因为巴黎和会根本不是一场和平议会，而是一场国际分赃会议。
在此会议上，英、法、美等国在日本的强烈要求下，无视中国代表团提出的主权要求，于4月30日这天，竟然决定将德国在中国山东攫取的权益转让给日本，并写入和约之中。
而在此之前，顾维钧为了国家主权据理力争，甚至把山东比作中国的耶路撒冷，但依然无法改变帝国主义出卖中国权益的决定！
同时，北洋政府在无法扛住帝国主义的压力下，居然屈膝妥协，秘密电令代表团接受和会的决定，同意在《协约国和参战各国对德和约》上签字。
顾维钧
然而谁也没有料到的是，帝国主义的这一无耻行径和北洋政府的“国家机密”（对于北洋政府来说，接受巴黎和会的条款属于国家机密）却被人泄露了出去，从而导致威尔逊的“公理战胜强权论”在中国破产，同时也让热血高涨的国人感受到了欺骗，并引发了“五四运动”，开启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
那么，是谁泄露了这项“国家机密”，使当时的北京青年学生能够快速地组织起反帝反封建的“五四”爱国运动呢？
他就是时任北洋政府外交委员会委员长的汪大燮！
汪大燮，祖籍安徽徽州黟县宏村，出生于浙江杭州的一个徽商家庭，是清至民国初期的著名外交家。
光绪十五年（公元1889年），汪大燮考中举人，但在随后的会试中屡次不第。无奈之下被人举荐到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担任章京一职。因工作出色，后又任外务部左参议，驻英公使；民国成立以后又担任中央部级干部。
地处世界文化遗产地宏村的汪大燮故居
在清末民初那个风云交替的时代，汪大燮和同时代的人相比，名声并没有太过显赫，然而他对国内国际形势的判断却极为敏锐。
他先后反对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拒绝在两人的政府中任职（袁世凯称帝前，汪大燮任中华民国临时立法机构参政院副院长，院长是副总统黎元洪）。
1917年7月，“三造共和”成功的段祺瑞（讨伐复辟的张勋）重新坐上国务总理后，汪大燮出任外交总长，并支持段祺瑞政府（当时的总统是冯国璋）于8月14日对德、奥宣战，并积极和协约国集团谈判参战条件，维护中国利益。
1917年11月22日，因坚持“武力统一”中国而导致在第二次府院之争中落败的段祺瑞辞去总理之职后，汪大燮以外交总长的身份代理民国国务总理。但因为看不惯当时官场的尔虞我诈，他于30日愤而辞去国务总理和外交总长，离开了北京官场。
汪大燮
1918年10月，徐世昌担任北洋政府总统后，适逢第一次世界大战接近尾声。
为了战后能够积极参与国际事宜，收回被德、奥等侵占的国家主权，并考虑到当时行使外交总长职权的外交次长陈篆的资历浅、声望低，难以应付外交大局，而闲赋在家的汪大燮却是中国驻外公使出身，拥有丰富的外交经验。总统徐世昌于1918年12月18日设立了外交委员会，邀请汪大燮出山担任外交委员会委员长，主要任务就是针对巴黎和会向政府提供切实可行的政策咨询和建议，并处理相关的外交事务。
为了确保汪大燮的这一外交职权，徐世昌还规定，凡关于和会的各专使来电都由外交部送委员会阅核。
为了巴黎和会上有关国家主权事宜能够成功，1919年2月，汪大燮参与组织了国民外交协会（中国国际联盟同志会），同时担任协会理事长，使该协会成为政府的外交后盾。
国民外交协会不是一个普通的民间社会团体，因为该协会的第一届组织者和参与者都是当时的风云人物，如熊希龄、梁启超、蔡元培、严范孙、庄蕴宽、林长民、张謇等，他们分别在政界、工商界、教育界、军界等具有很大的号召力和话语权，由此可见汪大燮对此次巴黎和会解决中国主权问题抱有极大的希望。
北洋政府及总统徐世昌
在外交委员会任职期间，汪大燮于1919年1月拟定了巴黎和会的五大外交纲领，并亲自交到了总统徐世昌手中，作为中国代表团在巴黎和会上的指导方针：
1、破除列强在华势力范围，收回租界和铁路附属地，统一管理铁路，撤销列强在华的邮电机关；
2、取消列强在华的领事裁判权；
3、实现中国关税自主；
4、列强撤出驻华军队；
5、停付庚子赔款。
事实求是的说，这项提案很全面，也很决断，它充分体现了当时的国人在“公理战胜强权”思维下，迫切想要实现民族自由和国家主权独立的愿望。
然而，有情总被无情扰！
汪大燮虽然是外交决策的核心人物，但他的外交策略却遭到了北洋政府中的亲日派，如交通总长曹汝霖、交通银行行长陆宗舆的反对（曹陆二人都存有私心，他们反对统一铁路的议案）。
于此，北洋政府不得不致电代表团团长陆征祥，让其修改议案。而后中国代表团重新拟定的七项提案的内容基本上也遵循了外交委员会提交的外交思路。
中国巴黎和会代表团部分成员
但巴黎和会毕竟是一场帝国主义的分赃会议。
在帝国主义的操纵和紧逼下，中国代表团提出的主权要求不但没有得到解决，反而还要在损害中国权益的对德和约上做出签字与否的选择。
5月1日，北洋政府外交委员会接到了代表团团长陆征祥是否在和约上签字的电文请示。在汪大燮的主持下，委员会全体成员一致认为拒绝签字。
这份外交委员会商议拒绝签字的结论，再一次由汪大燮亲自交到了徐世昌的手中，他要求徐世昌向中国代表团下达拒绝签字的政令。
然而，当时的国务总理钱能训在国内亲日派和英法等驻华公使的双重威胁下，不愿意引发争端，于2日秘密发电报给陆征祥，要求其在和约上签字。
这让反对签约的汪大燮大怒。同时也让他意识到了一个问题，即如果仅依靠外交委员会的力量是无法改变北洋政府同意签署出卖中国权益的和约决定。而要想阻止国家主权被侵害，就必须团结和发动更多的爱国力量，以展示国人维护国家主权，不惧强权欺凌的坚定信念。
巴黎和会现场
于是他决定将帝国主义出卖中国山东主权，而北洋政府不仅不抗争，反而接受这一不平等和约并打算签字确认的消息泄露出去，发动民众力量向北洋政府施压，阻止北洋政府的卖国行径！
这是一场对国家主权的抢救行动！
汪大燮一方面让同僚林长民联系身在巴黎的梁启超，由梁启超通知巴黎的中国留学生在签约当天包围中国代表团下榻的酒店阻扰签约；同时他立即在外交委员会召开了紧急会议，并向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团发出了电报，表达了“如不能争回国权，宁退出和会不得签字”的政治主张。
1919年5月2日晚，汪大燮心中那股“弱国无外交”的无奈和忧国忧民之情达到了顶点，他决定发动大学青年学生进行示威游行，以彰显纯粹的爱国力量。
在汪大燮眼中，从来没有那股力量可以和这些经历了清朝和民国交替，又受到新式教育的学子们相比，因为学生既是国家、民族的希望，更是国家、民族的良心。
为此他连夜驱车赶到了同是国民外交协会理事，也是自己的挚友，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家中，商讨如何发动爱国学生向北洋政府请愿！
蔡元培的北大校长委任书
从汪大燮的口中得知这条消息后，蔡元培震惊不已！
他没有片刻的犹豫，立即于当晚九时在北大法科大礼堂召开了学生代表会议，并召集全体教职员开会商议挽救国家主权的办法。
而北大学生代表得知这消息后，大呼上当，让他们从“公理战胜强权”的迷雾中惊醒过来，于3日召开了北大全体学生大会，并决定于第二日，即5月4日举行游行示威。
这一消息经过学生的传播，3日当夜便迅速传遍了北京各大院校，激起了无数愤慨的浪花！
1919年5月4日，在誓死保卫国家主权的号召下，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中国大学等13所高校3000多名学生打出了“誓死力争，还我青岛”、“收回山东权利”、“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废除二十一条”、“外争主权，内除国贼”等爱国口号，上街游行，爆发了历史上伟大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
由此为开端，青年学生的游行引发了北京各界人士的响应和号召，同时也得到了全国各地爱国人士的响应，成为了一场全国性的爱国运动，促使了中国无产阶级登上了历史的舞台。
五四运动
而正是在“五四”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浪潮下，1919年6月28日，在各战胜国正式签订《协约国和参战各国对德和约》的这一天，中国代表拒绝签字，使得帝国主义出卖中国主权的阴谋彻底破产，同时也正式撕破了日本那张伪善的嘴脸，提高了国人对日本的警惕。
值得一提的是，在“五四运动”的当天，外交委员会大力支持学生运动，对北洋军警抓捕学生的行为提出了强有力的抗议！
而身为委员长的汪大燮为了营救被捕的青年学生，于5月6日递交辞呈，并解散了外交委员会，对北洋政府施加了政治压力。
同时，他还向总统徐世昌提出了“北京各校学生为外交问题奔走呼号，举众之下致酿事变……国民为国激成过举，其情可哀”的呼吁！
当然，由北京青年学生发动的爱国游行示威运动所带来的历史贡献，也是汪大燮始料不及的。
这场伟大的群众爱国运动，不仅揭起了全民族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序幕，还促使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奠定了群众基础，中国也由此走进了一条新的革命道路。
五四运动的全国形势
有时汪郎也在想，如果汪大燮当年在得到北洋政府同意签署和约的消息时选择了隐瞒，而不是泄露，那么历史发展的轨迹是否会发生偏移，国人是否会一直沉浸在美国“公理战胜强权”的迷魂汤下而无法认清帝国主义的本质。
令汪郎感叹是，我们中华民族是极其幸运的。
因为每逢大厦将倾之际，总有一些人会放弃自身的利益挺身而出，在时代的浪尖做出最正确的抉择，挽救国家、民族于危难，自觉地承担起时代所赋予的历史重任。
所以我们不能忘记汪大燮在当时的历史十字路口对国家做出的贡献。
1929年1月，汪大燮病逝北京，享年71岁，为他不算轰烈但绝对热血的人生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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